大道上·原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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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法隐瞞了。
名有三種類型，法有四種表現。
名的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事物的名稱，如事物的方、圓、白、黑等；第二種是诋毀、贊譽的名稱，如善、惡、貴、賤等；第三種是形容的名稱，如賢能、愚蠢、愛慕、憎惡等。
法的四種表現：其中第一種是永恒不變之法，如君臣關系、上下關系等；第二種是教化之法，如道德品行修養得好與壞、風俗習慣的同與異等；第三種是治理民衆之法，如獎賞有功的、懲罰犯罪的等；第四種是平準之法，如制定法規、統一度量衡等 權術是君主所秘密使用的法寶，臣下不能随便窺測。
權勢是制定法令的有力武器，臣下不能随便利用。
君主所采用的權術，如果讓臣下窺測到，這種權術便不是深奧莫測的了。
君主所利用的權勢，如果被臣下随便利用，這種權勢就沒有份量了。
總的要求是首先糾正有偏差的名分，讓它們不互相侵擾混雜，然後君主的權術就可以保密，君主的權勢就可以專用。
名稱是用來命名事物形狀的，事物的形狀是與名稱相對應的。
但是，事物的形并不是專門用來糾正名的，名也不是專門用來糾正形的。
那麼形與名二者判然有别，不能互相混淆。
也不能互相缺少。
沒有名稱，大道就無法以名相稱；有了名稱，能用名來匡正各種事物的形。
現在世上萬物都是客觀存在，如果不用名來區分它們，就會發生混亂；世上各種名稱都擺在那裡，如果不用形來與它們對應，就會出現偏差。
所以，形與名的關系，不能不認真加以辯正。
用好名稱命名好的東西。
用壞名稱命名壞的東西，所以好的東西有好名稱，壞的東西有壞名稱。
聖賢仁智，是用來命名好人的；頑嚣兇愚，是用來命名壞人的。
現在如果用聖賢仁智之名，去尋求聖賢仁智之實，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實；如果用頑群嚣兇愚之名，去尋求頑嚣兇愚之實．也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實。
如果能把好名、壞名完全區分開來，即使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實際情況，但不必擔心出現大的差錯，所以說對名不能不辯證清楚。
名稱是用來區别不同事物、檢查形名關系的。
從古到今，沒有不是運用得當就能成功、運用不當就要失敗的。
失敗是因為名分混淆不清，成功是因為名分明察清晰。
現在人們親近賢能之人，疏遠不肖之徒，獎賞道德品行好的人，懲罰犯罪的人。
賢能之人、不肖之徒、品行好的、犯罪的，這都是客觀存在的名稱；親近、疏遠、獎賞、懲罰，這都是人們所采取的主觀态度。
人們的主觀态度與客觀存在的事實，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名稱，這就把兩種名稱區分清楚了。
如果把客觀存在的賢能之人、不肖之徒與人們所采取的親近、疏遠的态度混為一談，把品行好、犯罪與獎賞、懲罰混為一談，把客觀存在的事實與人的主觀态度不加區别，這就把名稱搞混亂了。
所以說，對名稱是不能不審察清楚的。
人們常說“好牛”，這個名分不能不辯察清楚。
“好”是事物的通稱，“牛”是事物的形體，用事物的通稱來修飾事物的形體，永遠沒有窮盡。
比如再說“好馬”，通稱的“好”又與形體的“馬”相連在一起，那麼“好”所通用的範圍就沒有什麼限廷限定了。
比如再說“好人”，那“好”的名又歸屬到形體的“人”了。
然而“好”的概念不是“人”的概念，“人”的概念也不是“好”的概念。
那麼“好牛”、“好馬”、“好人”的名分就自然區分開來了，所以說名分是不能互相混亂的。
五種顔色、五種聲音、五種氣味、五種味道這四類物質，都自然地存在于天地之間，它們并不期望被人們利用，但人們卻一定要應用它們，終身不改變對它們的好惡，且不能分辨它們之間的名分。
事物的名稱應該是自然存在的事物本身，對事物的分辨則是人們的主觀因素。
我喜歡白色而讨厭黑色．喜歡商聲而讨厭徵音，喜愛膻氣而厭惡焦氣，喜歡甜味而厭惡苦味。
白黑顔色、商徵聲音、膻焦氣味、甜苦味道，這都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名稱。
而喜愛憎惡、愛聽不愛聽、喜歡讨厭、愛吃不愛吃，這卻是人們的主觀态度。
能夠确定這些客觀的和主觀的名分，那麼萬事萬物就不會出現混亂。
所以人們用尺度來計算物體的長短，用量器來測量東西的多少，用秤具來稱量物體的輕重，用律呂來辨别音樂的聲音，用名分來考查事物的虛實，用法制來規定國家的治亂，用簡明來治理煩瑣疑惑，用變易來排除危險和困難。
把萬事萬物都歸結為一個道理，各種準則都用法律作準繩。
萬事萬物都歸為一個道理，這是最簡要的方法；用法律作準繩，這是最便易的措施。
如果能做到這樣，那麼頑固、愚蠢、耳聾、眼瞎的人就可以與開明、智慧、耳聰、目明的人一樣，共同治理國家。
天下的事情各種各樣千差萬别，不能要求一個人什麼都會做。
如果要求一個人什麼都會做，即使是聖賢之人也辦不到。
假設一個人能做天下所有的事，但在他做事的前後左右、遠近緩急方面，必定有不能兼顧到的。
如果有不能兼顧到的，對于治理國家就會有所欠缺。
如果要使國家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沒有欠缺，就應使事情的大小多少方面都恰如其分，農民、商人、工人、官吏，都各守其業。
如果有經驗的老農和擅長經商的商人，熟練的工匠和老練的官吏，都發揮自己的專長，那麼處在上層的統治者還有什麼事情需要親自做呢? 因此，有些話雖然有道理，但對治理國家沒有好處，君子絕對不說；雖然有能力，但對成就事業沒有好處．君子絕對不做。
君子不是樂于好說，而是因為對治理國家有好處，不得不說；君子不是樂于好做，而是因為對成就事業有好處，不得不做。
君子所說的話，不外乎名、法、權、術方面的内容；君子所做的事，不外乎農業生産、戰争打仗方面的事情，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而已。
所以，賢明的君主任用君子。
對治國無益的話，小人總愛說；對國家沒有用處的事，小人總愛去做。
小人也知道這些話對治國有損害，卻不能不說；小人也知道這些可能有損于治國的大事，卻不能不做。
所以，他們所說的，都是儒家、墨家的是非争辯；所做的，都有虛僞偏執的傾向。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都是為了求取功名罷了，所以賢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古話說：“不知道并不能妨礙一個人成為君子，知道也不能阻礙一個人不是小人。
工匠不能做别的事情，并不妨礙他是能工巧匠；君子不知道其它事情，也不妨礙他能治理好國家。
”這話的确是可信的。
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從，這叫獨善；自己做事精巧讓人不能跟着學，這叫獨巧。
這兩者都沒有窮盡善與巧的道理。
自己行善也能使衆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讓衆人做到精巧，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
所以聖人治理國家的可貴之處，不在聖人能獨立治理國家，而在聖人能與衆人共同
名有三種類型，法有四種表現。
名的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事物的名稱，如事物的方、圓、白、黑等；第二種是诋毀、贊譽的名稱，如善、惡、貴、賤等；第三種是形容的名稱，如賢能、愚蠢、愛慕、憎惡等。
法的四種表現：其中第一種是永恒不變之法，如君臣關系、上下關系等；第二種是教化之法，如道德品行修養得好與壞、風俗習慣的同與異等；第三種是治理民衆之法，如獎賞有功的、懲罰犯罪的等；第四種是平準之法，如制定法規、統一度量衡等 權術是君主所秘密使用的法寶，臣下不能随便窺測。
權勢是制定法令的有力武器，臣下不能随便利用。
君主所采用的權術，如果讓臣下窺測到，這種權術便不是深奧莫測的了。
君主所利用的權勢，如果被臣下随便利用，這種權勢就沒有份量了。
總的要求是首先糾正有偏差的名分，讓它們不互相侵擾混雜，然後君主的權術就可以保密，君主的權勢就可以專用。
名稱是用來命名事物形狀的，事物的形狀是與名稱相對應的。
但是，事物的形并不是專門用來糾正名的，名也不是專門用來糾正形的。
那麼形與名二者判然有别，不能互相混淆。
也不能互相缺少。
沒有名稱，大道就無法以名相稱；有了名稱，能用名來匡正各種事物的形。
現在世上萬物都是客觀存在，如果不用名來區分它們，就會發生混亂；世上各種名稱都擺在那裡，如果不用形來與它們對應，就會出現偏差。
所以，形與名的關系，不能不認真加以辯正。
用好名稱命名好的東西。
用壞名稱命名壞的東西，所以好的東西有好名稱，壞的東西有壞名稱。
聖賢仁智，是用來命名好人的；頑嚣兇愚，是用來命名壞人的。
現在如果用聖賢仁智之名，去尋求聖賢仁智之實，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實；如果用頑群嚣兇愚之名，去尋求頑嚣兇愚之實．也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實。
如果能把好名、壞名完全區分開來，即使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實際情況，但不必擔心出現大的差錯，所以說對名不能不辯證清楚。
名稱是用來區别不同事物、檢查形名關系的。
從古到今，沒有不是運用得當就能成功、運用不當就要失敗的。
失敗是因為名分混淆不清，成功是因為名分明察清晰。
現在人們親近賢能之人，疏遠不肖之徒，獎賞道德品行好的人，懲罰犯罪的人。
賢能之人、不肖之徒、品行好的、犯罪的，這都是客觀存在的名稱；親近、疏遠、獎賞、懲罰，這都是人們所采取的主觀态度。
人們的主觀态度與客觀存在的事實，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名稱，這就把兩種名稱區分清楚了。
如果把客觀存在的賢能之人、不肖之徒與人們所采取的親近、疏遠的态度混為一談，把品行好、犯罪與獎賞、懲罰混為一談，把客觀存在的事實與人的主觀态度不加區别，這就把名稱搞混亂了。
所以說，對名稱是不能不審察清楚的。
人們常說“好牛”，這個名分不能不辯察清楚。
“好”是事物的通稱，“牛”是事物的形體，用事物的通稱來修飾事物的形體，永遠沒有窮盡。
比如再說“好馬”，通稱的“好”又與形體的“馬”相連在一起，那麼“好”所通用的範圍就沒有什麼限廷限定了。
比如再說“好人”，那“好”的名又歸屬到形體的“人”了。
然而“好”的概念不是“人”的概念，“人”的概念也不是“好”的概念。
那麼“好牛”、“好馬”、“好人”的名分就自然區分開來了，所以說名分是不能互相混亂的。
五種顔色、五種聲音、五種氣味、五種味道這四類物質，都自然地存在于天地之間，它們并不期望被人們利用，但人們卻一定要應用它們，終身不改變對它們的好惡，且不能分辨它們之間的名分。
事物的名稱應該是自然存在的事物本身，對事物的分辨則是人們的主觀因素。
我喜歡白色而讨厭黑色．喜歡商聲而讨厭徵音，喜愛膻氣而厭惡焦氣，喜歡甜味而厭惡苦味。
白黑顔色、商徵聲音、膻焦氣味、甜苦味道，這都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名稱。
而喜愛憎惡、愛聽不愛聽、喜歡讨厭、愛吃不愛吃，這卻是人們的主觀态度。
能夠确定這些客觀的和主觀的名分，那麼萬事萬物就不會出現混亂。
所以人們用尺度來計算物體的長短，用量器來測量東西的多少，用秤具來稱量物體的輕重，用律呂來辨别音樂的聲音，用名分來考查事物的虛實，用法制來規定國家的治亂，用簡明來治理煩瑣疑惑，用變易來排除危險和困難。
把萬事萬物都歸結為一個道理，各種準則都用法律作準繩。
萬事萬物都歸為一個道理，這是最簡要的方法；用法律作準繩，這是最便易的措施。
如果能做到這樣，那麼頑固、愚蠢、耳聾、眼瞎的人就可以與開明、智慧、耳聰、目明的人一樣，共同治理國家。
天下的事情各種各樣千差萬别，不能要求一個人什麼都會做。
如果要求一個人什麼都會做，即使是聖賢之人也辦不到。
假設一個人能做天下所有的事，但在他做事的前後左右、遠近緩急方面，必定有不能兼顧到的。
如果有不能兼顧到的，對于治理國家就會有所欠缺。
如果要使國家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沒有欠缺，就應使事情的大小多少方面都恰如其分，農民、商人、工人、官吏，都各守其業。
如果有經驗的老農和擅長經商的商人，熟練的工匠和老練的官吏，都發揮自己的專長，那麼處在上層的統治者還有什麼事情需要親自做呢? 因此，有些話雖然有道理，但對治理國家沒有好處，君子絕對不說；雖然有能力，但對成就事業沒有好處．君子絕對不做。
君子不是樂于好說，而是因為對治理國家有好處，不得不說；君子不是樂于好做，而是因為對成就事業有好處，不得不做。
君子所說的話，不外乎名、法、權、術方面的内容；君子所做的事，不外乎農業生産、戰争打仗方面的事情，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而已。
所以，賢明的君主任用君子。
對治國無益的話，小人總愛說；對國家沒有用處的事，小人總愛去做。
小人也知道這些話對治國有損害，卻不能不說；小人也知道這些可能有損于治國的大事，卻不能不做。
所以，他們所說的，都是儒家、墨家的是非争辯；所做的，都有虛僞偏執的傾向。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都是為了求取功名罷了，所以賢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古話說：“不知道并不能妨礙一個人成為君子，知道也不能阻礙一個人不是小人。
工匠不能做别的事情，并不妨礙他是能工巧匠；君子不知道其它事情，也不妨礙他能治理好國家。
”這話的确是可信的。
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從，這叫獨善；自己做事精巧讓人不能跟着學，這叫獨巧。
這兩者都沒有窮盡善與巧的道理。
自己行善也能使衆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讓衆人做到精巧，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
所以聖人治理國家的可貴之處，不在聖人能獨立治理國家，而在聖人能與衆人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