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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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制度和禮儀，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mdash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規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臨政了。
人君據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順從而成風，這樣日久形成常規，如果有違犯一習一俗背離禮教的人，群衆就會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無事了。
天子向天下發布命令，諸侯從天子那裡接受命令，大夫從本國國君那裡接受命令，兒子從父母那裡接受命令，下聽其上，弟聽其兄，這是最順的秩序。
衡石的稱計是統一的，鬥斛的量度是統一的，丈尺的标準是統一的，武器的規格是統&lsquo的，書寫文字相同，車轍寬窄相同，這是最正的規範。
如果大家都順，而一人獨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獨偏，這就象黑夜之中找東西而見到火光一樣，奸僞之人是無法隐藏得住的。
這就是先王為什麼堅持統一民心的原因。
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歸讓于上天；諸侯有了成就，就要歸功于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獻給本國國君；人民有成就，就應當追溯來源于父親，并歸功于長輩和老輩。
這就是&ldquo道&rdquo和&ldquo法&rdquo所産生的根源，也是治國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時考察工作的是輔相，按月進行考核的是百官，從事勞動專務農業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
所以，對于平民百姓，應當在他們的父兄中間評量其勞動，應當就君臣的大義上面來聽取其言論，然後官吏評選其德才，獻給君主。
大夫隻安排官職以内的事務，而不論及職責以外的事情；至于輔相，就要定出經常的條例來給百官做依據。
輔相總攬樞要，百官謀士們根據實際情況評議好的措施，有所疑問則請輔相匡正。
君主則調發大府内有關的法令和珪壁印信，來進行稽考查驗，隻站在三層台階之上，面向南接受輔相呈上的政事樞要就行了。
這樣，君主有餘暇的時日，而百官勝任其職務；四時的政令不出錯誤，而百姓嚴肅地完成對于上面的供一應。
這都是因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職分的結果。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
聖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說明它的。
所以，治民有經常的道，生财有經常的法。
&ldquo道&rdquo是萬物的樞要，做人君的掌握這個樞要來處理事情，下面就是有奸僞之心也是不敢嘗試的。
&ldquo道&rdquo是存在于虛處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無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閉塞起來。
沒有道就不能治民，沒有道就不能理财。
民治财育的結果，福利還是歸于君主。
這樣，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輕國家，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君主統治一個國家就是他的為君之道在那裡統治；帝王統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裡統治。
無論大而統治天下，小而統治一國，都是他們的道在那裡起作用。
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夠從人民那裡得到，他所厭惡的就能夠從人民那裡除掉。
所求者能在人民那裡得到，所以賢能的人材就可以進用；所惡者能在人民那裡除掉，所以奸僞分子就能被察覺。
好像冶工對于金屬，陶工對于粘土，想要制作什麼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樣。
所以，将要行賞，過于厚反而不能供一應；将要行殺，過于嚴反而不能震懾。
殺過嚴而不能震懾，賞過厚而不能供一應，都是由于處理的名義和實際情況不符造成的。
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應得的獎賞，人民就不會考慮私利；有過失的，不拖延對他的懲罰，人民就不會抱怨刑威。
賞罰的制定，不超過人民所應得的，人民就歸附和親近君上了。
這就象天下雨一樣，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裡的禾苗就向上生長一尺。
所以授人官職而自己不居官，給人職事而自己不任事，獨立行動而無人考核的，這就是君主的地位。
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時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見的。
關于人民的意見，隻個别地聽取，就會是愚蠢的；全面綜合地聽取，就将是聖明的。
即使有商湯、周武王的道德，也還要多方搜集衆人的言論。
因此，英明的君主，順從人心，适應人的性情，行事都從衆人共同關心的地方出發。
這樣，命令布置下去，就不會阻礙；刑罰設置了，卻用不着。
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體的。
與民一體，那就是用國家保衛國家，用人民保衛人民，人民當然就不去為非作歹了。
雖然是明君，距離在百步以外，也照樣聽不到；隔上一堵牆。
也照樣看不見。
但能夠稱為明君，是因為善于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于貢獻出他的忠誠。
信誠導緻信誠，良善導緻良善，所以四海之内都可以治理好。
因此，明君舉用下面的人材，總是完全了解他的短處和長處，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給他職務。
賢人事奉他的君主，總是完全認識自己的短處和長處，認識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職。
君主按照這個原則來收養臣下，臣下也按照這個原則來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着公正，那末，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
人君據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順從而成風，這樣日久形成常規，如果有違犯一習一俗背離禮教的人，群衆就會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無事了。
天子向天下發布命令，諸侯從天子那裡接受命令，大夫從本國國君那裡接受命令，兒子從父母那裡接受命令，下聽其上，弟聽其兄，這是最順的秩序。
衡石的稱計是統一的，鬥斛的量度是統一的，丈尺的标準是統一的，武器的規格是統&lsquo的，書寫文字相同，車轍寬窄相同，這是最正的規範。
如果大家都順，而一人獨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獨偏，這就象黑夜之中找東西而見到火光一樣，奸僞之人是無法隐藏得住的。
這就是先王為什麼堅持統一民心的原因。
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歸讓于上天；諸侯有了成就，就要歸功于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獻給本國國君；人民有成就，就應當追溯來源于父親，并歸功于長輩和老輩。
這就是&ldquo道&rdquo和&ldquo法&rdquo所産生的根源，也是治國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時考察工作的是輔相，按月進行考核的是百官，從事勞動專務農業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
所以，對于平民百姓，應當在他們的父兄中間評量其勞動，應當就君臣的大義上面來聽取其言論，然後官吏評選其德才，獻給君主。
大夫隻安排官職以内的事務，而不論及職責以外的事情；至于輔相，就要定出經常的條例來給百官做依據。
輔相總攬樞要，百官謀士們根據實際情況評議好的措施，有所疑問則請輔相匡正。
君主則調發大府内有關的法令和珪壁印信，來進行稽考查驗，隻站在三層台階之上，面向南接受輔相呈上的政事樞要就行了。
這樣，君主有餘暇的時日，而百官勝任其職務；四時的政令不出錯誤，而百姓嚴肅地完成對于上面的供一應。
這都是因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職分的結果。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
聖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說明它的。
所以，治民有經常的道，生财有經常的法。
&ldquo道&rdquo是萬物的樞要，做人君的掌握這個樞要來處理事情，下面就是有奸僞之心也是不敢嘗試的。
&ldquo道&rdquo是存在于虛處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無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閉塞起來。
沒有道就不能治民，沒有道就不能理财。
民治财育的結果，福利還是歸于君主。
這樣，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輕國家，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君主統治一個國家就是他的為君之道在那裡統治；帝王統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裡統治。
無論大而統治天下，小而統治一國，都是他們的道在那裡起作用。
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夠從人民那裡得到，他所厭惡的就能夠從人民那裡除掉。
所求者能在人民那裡得到，所以賢能的人材就可以進用；所惡者能在人民那裡除掉，所以奸僞分子就能被察覺。
好像冶工對于金屬，陶工對于粘土，想要制作什麼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樣。
所以，将要行賞，過于厚反而不能供一應；将要行殺，過于嚴反而不能震懾。
殺過嚴而不能震懾，賞過厚而不能供一應，都是由于處理的名義和實際情況不符造成的。
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應得的獎賞，人民就不會考慮私利；有過失的，不拖延對他的懲罰，人民就不會抱怨刑威。
賞罰的制定，不超過人民所應得的，人民就歸附和親近君上了。
這就象天下雨一樣，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裡的禾苗就向上生長一尺。
所以授人官職而自己不居官，給人職事而自己不任事，獨立行動而無人考核的，這就是君主的地位。
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時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見的。
關于人民的意見，隻個别地聽取，就會是愚蠢的；全面綜合地聽取，就将是聖明的。
即使有商湯、周武王的道德，也還要多方搜集衆人的言論。
因此，英明的君主，順從人心，适應人的性情，行事都從衆人共同關心的地方出發。
這樣，命令布置下去，就不會阻礙；刑罰設置了，卻用不着。
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體的。
與民一體，那就是用國家保衛國家，用人民保衛人民，人民當然就不去為非作歹了。
雖然是明君，距離在百步以外，也照樣聽不到；隔上一堵牆。
也照樣看不見。
但能夠稱為明君，是因為善于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于貢獻出他的忠誠。
信誠導緻信誠，良善導緻良善，所以四海之内都可以治理好。
因此，明君舉用下面的人材，總是完全了解他的短處和長處，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給他職務。
賢人事奉他的君主，總是完全認識自己的短處和長處，認識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職。
君主按照這個原則來收養臣下，臣下也按照這個原則來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着公正，那末，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