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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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百姓就都向上親附于君主，向下緻力于農業了。
所以說：君主英明，輔相誠信，五官嚴肅，士人廉直，農民愚樸，商人與工匠謹厚，那麼，上下就有一定的體統，内外有一定的分别；人民生活有依靠。
而農、商、工三類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來庇護人們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賴君主生活的。
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績而發放足夠的俸祿；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務而嚴肅認真地執行。
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産業能夠自足，國家也就富裕了。
按勞績授予俸祿，人民就不會僥幸偷生；刑罰不出偏差，下面就不會抱怨。
名義正，職分明，人民對于治國之道就不會有疑惑了。
所謂&ldquo道&rdquo，就是君主用來引導人民的。
所以，道與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輔相傳布；各種事業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動的。
所以，做人君的，再沒有比言語更貴重的了。
做人臣的，再沒有比才力更令人珍愛的了。
君主的言語下通于臣，人臣的才力上達于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備了。
所以，君主出謀劃策，宰相遵守執行；宰相出謀劃策，官吏遵守執行；官吏出謀劃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
然後又有符節、印空、典章、法律、文書和冊籍，加以考驗管理，這都是用來辨明公道和消除奸僞的辦法。
評選人材，衡量能力，考慮德行，然後加以舉用，這是做君主的&ldquo道&rdquo。
專心一意，謹守職務而不自以為勞苦，這是做人臣的&ldquo事&rdquo。
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幹預官吏職責以内的事務，則主管官吏無法負責；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奪君主的權柄，則君主喪失威信。
所以有道之君，總是端正自己的道德來領一導一人民，而不講究智能和聰明。
智能和聰明之類，是臣下的職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聰明，才屬于為君之道。
在上的要闡明君道，在下的謹守臣職，上下的職分，在任務上是不同的。
而它們又合成為一體。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親的是給人使役的人。
君主也事必躬親。
就不能夠公正了。
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愛行賞，而不忍運用刑罰，這樣，國家就沒有法制了。
治因而無法制，人民就會搞幫派而在下面相勾結，搞虛僞巧詐而去完成他個人的私利。
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會分幫分派而能夠靠攏朝廷，全心全意貢獻其忠誠。
所以，君主不講究智能，卻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國家之患得除，這是因為任用大臣的原故。
君主不講究聰明，卻能使善人得用，奸僞之人被誅，這是因為替國家監視聽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萬事的原則，而授予衆人的職事的。
選撥賢良，評選人材，并且要依照法度來對待使用他們。
如果舉用人材正确得當，就可以坐而治國，好處是不可盡收的。
如果官吏不能勝任，即使奔走從事，他們所敗壞的事情，也是很難補救的。
國家并不缺乏能夠勝任的人才。
隻是君主的明察還不能夠知道他們。
所以，英明的君主，總是認真查訪勝任的人臣的。
所以說，君道正确，則賢才得用，百姓得治，國家治亂隻在乎君主而已。
所以說，君主自身是規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這根本節制的。
君主立身。
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關鍵在于君主。
所以，君子是不要求于人民的。
因此，上面幹預下面的職務，叫&ldquo矯&rdquo；下面幹預上面的事情，叫作&ldquo勝&rdquo。
在上的人&ldquo矯&rdquo，就是悖謬；在下的人&ldquo勝&rdquo，就是叛逆。
國家如有悖逆違抗的行為，那就是擁有國土統治人民的君主喪失了綱紀的結果。
所以，區别上下關系，規正君臣職分，叫作&ldquo理&rdquo；順理而行，沒有錯誤，叫作&ldquo道&rdquo。
道德規範一确定，人民就有軌道可循了。
有道之君是善于明确設立法制，而不用私心來阻礙的。
但是無道的君主，就是已經設立法制，也還要棄法而行私。
做人君的棄法而行私，那麼做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為公道。
所謂不違公道，實際上也就是不違私道了。
表面執行公道而實際寄托私圖。
若是日久而不被發覺，其奸惡思想怎能不愈積愈大呢?奸惡思想愈積愈大，那麼，往大裡說就會有侵逼和殺害君主的禍事，往小裡說也将有相互勾結，發生内争的禍亂。
這類事情所以産生，正是由于君主的道德沒有樹立而國家沒有常法的原故。
君德不立，婦女就能夠窺伺他的主意；國無常法．大臣就敢于侵奪他的權勢。
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來刺探君主意圖，被一寵一愛的婦人利用男人的智謀來援引外國的力量。
這樣下去的結果，君主就會廢夫人而害太子，内部發生兵亂，因而招來外寇。
這都是危害國君的表現。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設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衆就不敢越軌行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糾察官吏，執事官吏就不敢背離法制而行使職權了。
朝廷
所以說：君主英明，輔相誠信，五官嚴肅，士人廉直，農民愚樸，商人與工匠謹厚，那麼，上下就有一定的體統，内外有一定的分别；人民生活有依靠。
而農、商、工三類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來庇護人們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賴君主生活的。
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績而發放足夠的俸祿；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務而嚴肅認真地執行。
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産業能夠自足，國家也就富裕了。
按勞績授予俸祿，人民就不會僥幸偷生；刑罰不出偏差，下面就不會抱怨。
名義正，職分明，人民對于治國之道就不會有疑惑了。
所謂&ldquo道&rdquo，就是君主用來引導人民的。
所以，道與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輔相傳布；各種事業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動的。
所以，做人君的，再沒有比言語更貴重的了。
做人臣的，再沒有比才力更令人珍愛的了。
君主的言語下通于臣，人臣的才力上達于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備了。
所以，君主出謀劃策，宰相遵守執行；宰相出謀劃策，官吏遵守執行；官吏出謀劃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
然後又有符節、印空、典章、法律、文書和冊籍，加以考驗管理，這都是用來辨明公道和消除奸僞的辦法。
評選人材，衡量能力，考慮德行，然後加以舉用，這是做君主的&ldquo道&rdquo。
專心一意，謹守職務而不自以為勞苦，這是做人臣的&ldquo事&rdquo。
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幹預官吏職責以内的事務，則主管官吏無法負責；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奪君主的權柄，則君主喪失威信。
所以有道之君，總是端正自己的道德來領一導一人民，而不講究智能和聰明。
智能和聰明之類，是臣下的職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聰明，才屬于為君之道。
在上的要闡明君道，在下的謹守臣職，上下的職分，在任務上是不同的。
而它們又合成為一體。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親的是給人使役的人。
君主也事必躬親。
就不能夠公正了。
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愛行賞，而不忍運用刑罰，這樣，國家就沒有法制了。
治因而無法制，人民就會搞幫派而在下面相勾結，搞虛僞巧詐而去完成他個人的私利。
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會分幫分派而能夠靠攏朝廷，全心全意貢獻其忠誠。
所以，君主不講究智能，卻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國家之患得除，這是因為任用大臣的原故。
君主不講究聰明，卻能使善人得用，奸僞之人被誅，這是因為替國家監視聽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萬事的原則，而授予衆人的職事的。
選撥賢良，評選人材，并且要依照法度來對待使用他們。
如果舉用人材正确得當，就可以坐而治國，好處是不可盡收的。
如果官吏不能勝任，即使奔走從事，他們所敗壞的事情，也是很難補救的。
國家并不缺乏能夠勝任的人才。
隻是君主的明察還不能夠知道他們。
所以，英明的君主，總是認真查訪勝任的人臣的。
所以說，君道正确，則賢才得用，百姓得治，國家治亂隻在乎君主而已。
所以說，君主自身是規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這根本節制的。
君主立身。
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關鍵在于君主。
所以，君子是不要求于人民的。
因此，上面幹預下面的職務，叫&ldquo矯&rdquo；下面幹預上面的事情，叫作&ldquo勝&rdquo。
在上的人&ldquo矯&rdquo，就是悖謬；在下的人&ldquo勝&rdquo，就是叛逆。
國家如有悖逆違抗的行為，那就是擁有國土統治人民的君主喪失了綱紀的結果。
所以，區别上下關系，規正君臣職分，叫作&ldquo理&rdquo；順理而行，沒有錯誤，叫作&ldquo道&rdquo。
道德規範一确定，人民就有軌道可循了。
有道之君是善于明确設立法制，而不用私心來阻礙的。
但是無道的君主，就是已經設立法制，也還要棄法而行私。
做人君的棄法而行私，那麼做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為公道。
所謂不違公道，實際上也就是不違私道了。
表面執行公道而實際寄托私圖。
若是日久而不被發覺，其奸惡思想怎能不愈積愈大呢?奸惡思想愈積愈大，那麼，往大裡說就會有侵逼和殺害君主的禍事，往小裡說也将有相互勾結，發生内争的禍亂。
這類事情所以産生，正是由于君主的道德沒有樹立而國家沒有常法的原故。
君德不立，婦女就能夠窺伺他的主意；國無常法．大臣就敢于侵奪他的權勢。
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來刺探君主意圖，被一寵一愛的婦人利用男人的智謀來援引外國的力量。
這樣下去的結果，君主就會廢夫人而害太子，内部發生兵亂，因而招來外寇。
這都是危害國君的表現。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設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衆就不敢越軌行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糾察官吏，執事官吏就不敢背離法制而行使職權了。
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