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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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
至于《孟子》書中的&ldquo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rdquo這兩句文言，尤其别具韻味，而且也特别悲涼。
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着這種艱苦的日子。
&ldquo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rdquo大地盡是一片流民饑荒的景象。
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
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ldquo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将儒術策治安。
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饑心撫亦難。
&rdquo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ldquo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rdquo的景況。
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熱的心理病态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隻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君道與臣節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曆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别加以讨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衆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幹似的。
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
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
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隻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曆史上，&ldquo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
&rdquo這是不易的原則。
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
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
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于幾部有關曆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一精一忠嶽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
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于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曆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辄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标榜。
但事實上，以商纣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将近一個世紀，還有&ldquo殷之頑民&rdquo，始終與周朝并不合作。
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ldquo義不食周粟&rdquo，餓死在首一陽一山上。
其實，曆史上所記載的&ldquo殷之頑民&rdquo，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ldquo頑民&rdquo，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
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餘信手拈來，如衆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一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一江一；這些都是荦荦大者，盡人皆知的曆史故事。
其他有關曆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迹，還有很多。
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系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
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淩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
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ldquo二臣傳&rdquo，以表示有虧節操。
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ldquo愚忠&rdquo兩字而輕輕抹煞。
而且這種節操的養成，與帝王民一主的政體關系不大，并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一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回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
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
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
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柢。
盡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
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内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
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複，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
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别注意的一段。
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曆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曆史上的基層政策 讨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曆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外，曆代曆朝的曆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mdash&mdash《春秋》責備賢者，特别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
對于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于苛求，并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mdash&mdash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ldquo二十六史&rdquo，隻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曆史學觀點，大為遜色。
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
現在隻講我們過去的曆史記載，特别注重，也特别強調君臣之間&mdash&mdash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奸佞。
而對于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
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曆史所提吏治的&ldquo吏&rdquo，大體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
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mdash&mdash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一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mdash&mdash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
曆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于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
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曆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讨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
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
一旦時逢明君，一寵一加采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瘼也愈遠。
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裡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
譬如，美侖美奂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
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
如果颠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
人們隻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
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
也是事所必緻，理有固然的結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隻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
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千石的郡守&mdash&mdash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衆還是很遠。
唐代重刺史&mdash&mdash即等于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ldquo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rdquo的氣概，而于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
于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内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松輕松。
這首詩是描叙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曆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
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ldquo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
&rdquo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
接着是&ldquo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
&rdquo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
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盛府（州或道）、縣治。
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
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mdash&mdash刑名與錢谷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
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
上自内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确也是如此。
至于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隻是粗枝大葉地把曆史上這些事實作個了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mdash&mdash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
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
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ldquo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rdquo，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
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隻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ldquo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rdquo，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
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做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幹。
這便是中國曆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
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系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
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内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洩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于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現在是民一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
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地統統彙集到了基層。
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并不亞于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随時開會的痛苦。
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緻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抵觸之處，無法執行，隻好一擱拉倒。
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适用于乙地，更不合于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
實在難以作到，也隻有一擱了事。
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
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找的聖賢懷抱。
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地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
己所不欲，何望于人。
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幹的不肯幹，肯幹的不能幹。
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幹的人。
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于說貪一污不貪一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讨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
我說，不錯。
美國還年輕，曆史還淺，所以曆史文化的包袱也輕。
甚至還沒有背上曆史文化的包袱。
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背上曆史文化的包袱才好。
一旦老大，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于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曆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曆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别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一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冢宰在位日，請進士谒選，齊往受教。
孫曰：做官無大難事，隻莫作怪。
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樣。
民一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
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回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隻恐穆公守上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因太作怪而失去民心。
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ldquo君無尤焉&rdquo，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
總之，要了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
仔細體認曆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
但不能說他做人也成功了。
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并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
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一江一陵&mdash&mdash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ldquo操切為政&rdquo，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
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
但在張一江一陵當政的時期，的确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
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産，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
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于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
但張一江一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
當時有人經過張一江一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凄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
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ldquo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rdquo這兩句詩，和張一江一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滕文公問曰：&ldquo滕，小國也，間于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rdquo孟子對曰：&ldquo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無已，則有一焉。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rdquo 兩大之間難為小 在春秋、戰國兩個時代，滕、薛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
但在《論語》及《孟子》書中，都有所論及。
所以國雖小，在孔孟的聲光照耀之下，卻也有名起來。
《論語·憲問》篇中記載着：&ldquo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rdquo就是這個滕國。
不過孔孟兩個時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樣了。
這次是孟子從齊國再度回來，路過滕國。
滕國是一個小國，而東北面毗鄰了強大的齊國，南面又和強大的楚國接壤。
我這個小國，夾在這兩個大國的中間，所謂&ldquo兩大之間難為小&rdquo，我應該向齊國靠攏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國比較好呢？ 滕文公把這個難題提出來，向這位高人孟子請教。
孟子也的确是高明，他答複滕文公說：&ldquo你提出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也沒辦法。
有辦法也不能講，礙難啟齒。
&rdquo滕文公聽孟子這樣的答複，當然非常失望，臉色就沮喪難看。
孟子見他這副樣子，又過意不去，于是對他說：在不得已之下，那麼隻有一條路比較好。
你把你自己的内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一團一結起來。
然後，加強你的國防設施，把護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牆加高加厚起來，鞏固你國防線上的防禦工程。
和全國老百姓，上下一緻，同心合力，保衛自己的疆土，雖然戰死，也不離開本位，甚至甯為玉碎，不為瓦全，自強自立，甯可亡國，也不向任何一個大國投降，先有這樣的準備，還可以有所作為。
在這裡，我們看到孟子答複&ldquo兩大之間難為小&rdquo的基本原則，隻有自強自立的一條路。
其實個人作人也是一樣，不自強，不自立，不從自己本身想辦法，在兩大之間，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來為自己解決困難，天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個人事、國家事、天下事的原則是一樣的，隻有自強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尤其以一個小國家為然，介于國際上強國之間的自處，除了自
至于《孟子》書中的&ldquo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rdquo這兩句文言，尤其别具韻味，而且也特别悲涼。
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着這種艱苦的日子。
&ldquo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rdquo大地盡是一片流民饑荒的景象。
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
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ldquo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将儒術策治安。
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饑心撫亦難。
&rdquo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ldquo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rdquo的景況。
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熱的心理病态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隻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君道與臣節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曆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别加以讨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衆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幹似的。
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
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
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隻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曆史上，&ldquo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
&rdquo這是不易的原則。
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
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
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于幾部有關曆史故事的小說，如《
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于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曆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辄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标榜。
但事實上，以商纣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将近一個世紀，還有&ldquo殷之頑民&rdquo，始終與周朝并不合作。
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ldquo義不食周粟&rdquo，餓死在首一陽一山上。
其實，曆史上所記載的&ldquo殷之頑民&rdquo，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ldquo頑民&rdquo，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
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餘信手拈來，如衆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一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一江一；這些都是荦荦大者，盡人皆知的曆史故事。
其他有關曆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迹，還有很多。
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系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
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淩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
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ldquo二臣傳&rdquo，以表示有虧節操。
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ldquo愚忠&rdquo兩字而輕輕抹煞。
而且這種節操的養成，與帝王民一主的政體關系不大，并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一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回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
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
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
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柢。
盡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
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内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
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複，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
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别注意的一段。
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曆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曆史上的基層政策 讨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曆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外，曆代曆朝的曆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mdash&mdash《春秋》責備賢者，特别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
對于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于苛求，并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mdash&mdash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ldquo二十六史&rdquo，隻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曆史學觀點，大為遜色。
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
現在隻講我們過去的曆史記載，特别注重，也特别強調君臣之間&mdash&mdash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奸佞。
而對于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
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曆史所提吏治的&ldquo吏&rdquo，大體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
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mdash&mdash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一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mdash&mdash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
曆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于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
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曆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讨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
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
一旦時逢明君，一寵一加采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瘼也愈遠。
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裡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
譬如，美侖美奂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
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
如果颠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
人們隻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
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
也是事所必緻，理有固然的結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隻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
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千石的郡守&mdash&mdash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衆還是很遠。
唐代重刺史&mdash&mdash即等于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ldquo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rdquo的氣概，而于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
于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内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松輕松。
這首詩是描叙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曆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
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ldquo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
&rdquo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
接着是&ldquo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
&rdquo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
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盛府（州或道）、縣治。
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
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mdash&mdash刑名與錢谷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
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
上自内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确也是如此。
至于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隻是粗枝大葉地把曆史上這些事實作個了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mdash&mdash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
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
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ldquo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rdquo，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
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隻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ldquo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rdquo，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
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做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幹。
這便是中國曆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
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系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
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内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洩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于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現在是民一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
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地統統彙集到了基層。
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并不亞于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随時開會的痛苦。
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緻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抵觸之處，無法執行，隻好一擱拉倒。
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适用于乙地，更不合于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
實在難以作到，也隻有一擱了事。
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
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找的聖賢懷抱。
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地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
己所不欲，何望于人。
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幹的不肯幹，肯幹的不能幹。
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幹的人。
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于說貪一污不貪一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讨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
我說，不錯。
美國還年輕，曆史還淺，所以曆史文化的包袱也輕。
甚至還沒有背上曆史文化的包袱。
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背上曆史文化的包袱才好。
一旦老大，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于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曆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曆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别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一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冢宰在位日，請進士谒選，齊往受教。
孫曰：做官無大難事，隻莫作怪。
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樣。
民一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
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回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隻恐穆公守上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因太作怪而失去民心。
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ldquo君無尤焉&rdquo，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
總之，要了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
仔細體認曆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
但不能說他做人也成功了。
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并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
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一江一陵&mdash&mdash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ldquo操切為政&rdquo，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
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
但在張一江一陵當政的時期，的确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
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産，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
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于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
但張一江一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
當時有人經過張一江一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凄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
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ldquo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rdquo這兩句詩，和張一江一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滕文公問曰：&ldquo滕，小國也，間于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rdquo孟子對曰：&ldquo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無已，則有一焉。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rdquo 兩大之間難為小 在春秋、戰國兩個時代，滕、薛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
但在《
所以國雖小，在孔孟的聲光照耀之下，卻也有名起來。
《論語·憲問》篇中記載着：&ldquo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rdquo就是這個滕國。
不過孔孟兩個時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樣了。
這次是孟子從齊國再度回來，路過滕國。
滕國是一個小國，而東北面毗鄰了強大的齊國，南面又和強大的楚國接壤。
我這個小國，夾在這兩個大國的中間，所謂&ldquo兩大之間難為小&rdquo，我應該向齊國靠攏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國比較好呢？ 滕文公把這個難題提出來，向這位高人孟子請教。
孟子也的确是高明，他答複滕文公說：&ldquo你提出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也沒辦法。
有辦法也不能講，礙難啟齒。
&rdquo滕文公聽孟子這樣的答複，當然非常失望，臉色就沮喪難看。
孟子見他這副樣子，又過意不去，于是對他說：在不得已之下，那麼隻有一條路比較好。
你把你自己的内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一團一結起來。
然後，加強你的國防設施，把護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牆加高加厚起來，鞏固你國防線上的防禦工程。
和全國老百姓，上下一緻，同心合力，保衛自己的疆土，雖然戰死，也不離開本位，甚至甯為玉碎，不為瓦全，自強自立，甯可亡國，也不向任何一個大國投降，先有這樣的準備，還可以有所作為。
在這裡，我們看到孟子答複&ldquo兩大之間難為小&rdquo的基本原則，隻有自強自立的一條路。
其實個人作人也是一樣，不自強，不自立，不從自己本身想辦法，在兩大之間，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來為自己解決困難，天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個人事、國家事、天下事的原則是一樣的，隻有自強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尤其以一個小國家為然，介于國際上強國之間的自處，除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