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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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戰國策》原文
蘇子（即蘇秦）為趙合縱，說魏王（惠王嗣。
時襄王二年）曰：大王之埊（古地字），南有鴻溝（即狼蕩渠，在河南榮一陽一東，南至陳入穎，宋以前汁河是其道，今謂之賈魯河；自榮一陽一經河一陰一開封等縣，南至商水縣，合于汝水）、陳、汝（汝水出今河南嵩縣南山，東北過伊一陽一、臨汝，又東南經郊縣、寶豐、襄城、郾城，又東南為渦河，舊時自郾城南至西平、上蔡、元季水溢為害，于渦河截其流，約水東注，而西平上蔡之水，仍名為汝水。
稗地不至陳，蓋誇之。
）南有許、鄢（即鄢陵）、昆一陽一、邵陵（即召陵）、舞一陽一（今縣，為汝一陽一道，故城在縣南）、新妻阝（故城在今安徽阜一陽一縣東南）。
東有淮（魏地不至淮，蓋誇言之。
）颍（源出河南登豐縣。
東南流，經開封、許昌等縣，合大沙河，又東南入安徽阜一陽一，合小沙河，至壽縣入淮）、沂、黃、(上者下火)棗（故城在今山東菏澤縣西）、海鹽、無疎（《史記》&mdash&mdash無海鹽字，疎作胥，索隐&mdash&mdash地阙），西有長城之界（自鄭濱洛以北，至固一陽一。
秦魏之界也。
今陝西華縣西鹿阝西南有故長城，即六國時遺址），北有河外（《史記》索隐&mdash&mdash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
案今河南郊縣有曲沃故城，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
平周，邑名，在今山西介休縣。
）、卷（魏邑，在今河南原武縣。
）、衍（故衍城，在今河南鄭縣北。
）、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
埊方千裡，埊名雖小，然而廬田庑舍，曾無所刍牧牛馬之地。
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于三軍之衆。
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于楚。
然橫人（主張連橫的人）謀王，外一交一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
夫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
大王，天下之賢主也。
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言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
），受冠帶（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
），飼春秋（謂春秋貢秦，以助秦祭祀。
），臣竊為大王愧之。
臣問越王勾踐（允常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幹道（即于隧，吳王夫差自刎處，今一江一蘇吳縣西北萬安山，一句秦餘杭山，一名一陽一山，又名四飛山，山之别阜日隧山，即其地也。
吳王代齊後，與晉會于黃池，于是越王襲吳。
時敬王三十八年。
至元王三年，越滅吳。
）。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兵車）三百乘，斬纣于牧之野（即今牧野，在今河南淇縣南。
）。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史記》作武士，武卒也。
《漢書·刑法志》&mdash&mdash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一弩一，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赢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裡，中試則複其戶，利其田宅）二十餘萬，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于衆）二十萬，奮擊（軍士之能奪擊者）十萬，厮徒（炊烹供奉雜役）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
今乃劫于辟臣（邪僻之臣）之說，而俗臣事秦。
夫事秦，必割地效（獻也）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
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
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埊，以外一交一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扶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
《周書》曰：綿綿不絕，緩慢（《史記》作蔓蔓，謂蔓延也）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
前慮不定，後有大患。
将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
六國從（縱）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
故敝邑趙王（肅侯語）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任大王诏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闡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诏诏之，敬以國從。
蘇秦以合縱發起國&mdash&mdash趙國的名義來到魏國遊說，實際上是為他自己争取功名富貴。
他可不管梁襄王像不像人君，一開頭，就從魏國的地理形勢說起，細說魏國的戰略地勢，還帶上幾分誇張，把魏四周的疆界，說得很熱鬧，并說到魏國人民有如何的多，大吹其牛，給魏襄王戴高帽子。
這也就是孟子與蘇秦所以不同之處。
所謂謀士、說客、縱橫之士，都是給别人戴高帽子的，竟然說魏國不下于楚，其實當時南方的楚國，在領土的幅員，地理的環境等各方面，都比魏國強大得多。
接下來，把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下面的大臣，都罵了。
他說他們&ldquo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rdquo，這幾句話很嚴重，等于說梁惠王這些幹部都不盡忠。
蘇秦的這一着非常厲害，他這一罵，把梁襄王下面那些想發表意見的人，一下子就堵住嘴了。
可是對于梁襄王，他還是一頂又一頂的高帽子繼續送上去。
&ldquo天下之強國也&rdquo、&ldquo天下之賢主也&rdquo，大拍馬屁。
反正天下事，千錯萬錯，馬屁不錯。
和現代的推銷員一樣，千方百計也要把顧客說服。
而說服之道，戴高帽最安全，也最有效。
馬屁拍完，在對方聽得渾渾淘淘的時候，另一手來了，他立即一個耳光上去，說梁襄王有這麼大一個強國，竟然想一奴一顔卑膝地向人低頭，這豈不是太可恥了！ 蘇秦的權謀 這時，蘇秦又舉過去曆史上吳越之戰的故事，同時分析魏國的國力，作為申述他合縱主張的基礎。
我們不要以為蘇秦第一次遊說失敗，回到家裡，讀了幾年《一陰一符經》，就把學問讀出來了。
如今大家從小學讀到大學，讀了十六年的書，走入社會，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還不容易。
蘇秦這裡所舉魏國的國力，絕對不是他關在房子裡，窗簾都不拉起來，頭懸梁，錐刺股搞出來的。
他在這段時間裡，搜集情報，把國際間各國的實力，都弄得清清楚楚，了若指掌了。
所以我們大家讀書不要讀成書呆子。
蘇秦第一次出來遊說的時候，的确還是書呆子，但是第二次出來遊說時，就大不相同，各國國防上的機密情報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時我們了解當時魏國是這樣的情形，而孟子見梁惠王時卻要他們行仁義之道的仁政，這就好比對一個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補藥、打補針，他一定不肯依着去做，是一樣的。
蘇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數家珍地陳述了魏國當時的局面和戰備詳細數字，接着又罵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幹部們，說梁襄王身邊這些親信的人，都是辟佞之臣，隻是會讨好、拍馬屁，不會謀國的奸臣，而不是忠臣。
蘇秦以一個外國人，跑到魏國，居然敢在魏國君王的面前大罵他的親信大臣，我們就要從這裡了解到他當時的背景。
蘇秦第一次遊說的時候，雖然已花了家裡很多錢，有車、有馬、有裘，打扮得很像個樣子，頗壯行色，但到底是單槍匹馬，腦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随時會丢掉的。
可是這次的蘇秦，勝過以前不知多少倍了。
他是先說服了趙王接受他的合縱計劃，然後是代表趙國去說服梁襄王的。
這時的蘇秦，不但身邊帶了一大批助手和衛士，而且還有趙國作後盾，所以他說話的态度就不同了。
義正辭嚴地指魏國的大臣們，以人主之地，與外國結一交一，貪求近功，不顧後果。
其實這些話都是罵梁襄王的，隻是他身為一個外一交一官、一個謀略家，自然不便，也不會去面對面地罵一個他要說服籠絡的君主。
于是就把這些話、這些責任完全轉嫁到這個國家的幹部身上，使對方有一個轉身的餘地。
蘇秦的這一着，是罵得相當厲害的，他所指的&ldquo以外一交一偷取一旦之功&rdquo這些話的評語，也正和前幾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樣。
其實呢？蘇秦他自己不也正是&ldquo以外一交一偷取一旦之功&rdquo嗎？由此看來，天下的是非，大多數隻能暫時保留一時一地，很難永遠成為&ldquo公是公非&rdquo。
然後，他再引經據典地，說出《周書》的理論。
在當時可以說沒有出版事業，書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貴。
蘇秦引經據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學問，讀過一般人不易讀到的書，一方面表示他的計劃是有根據的，最後說出他六國縱親的計劃，禮貌地請梁襄王作決定。
那麼，孟子形容為&ldquo望之不似人君&rdquo的這位梁襄王，聽了蘇秦這番話以後怎樣呢？自己責備自己不肖，從來沒有聽過這樣高明的意見，立即簽約，全力支持到底。
不過，後來蘇秦死了，張儀也來見梁襄王，提倡連橫之說，又是另外一套理論，反過來駁倒蘇秦的說法。
這兩篇文章，如果辦報紙、雜志，正是社論體結構上的好藍本。
我們讀書，是為了引古以證今，也可由今而鑒古。
單看這一篇《戰國策》中的文章，記載蘇秦說魏國梁襄王的故事，當時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樣，不得而知。
但後代的記載，大部分是不會太離譜的。
看了這篇文章，就知道當時是很熱鬧的了。
由這篇文章，可以了解魏國在梁惠王、梁襄王那個時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國的那一段時期，魏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和戰略環境，它的曆史背景，以及當時的國内情形。
了解這些以後，我們可以用現代的立場，去體會一下梁惠王、梁襄王在戰國那個時代中，如果采用孟子所提出來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當然，孟子對梁惠王所建議的，隻是政治哲學上的最高原則，并不像蘇秦、孫子等兵法家、謀略家那樣，提出立即可以付諸實施的，如&ldquo合縱&rdquo、&ldquo連橫&rdquo一類的具體辦法。
不過話得說回來，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國君，接受了孟子這項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像魯國接受了孔子的意見，并給予權位一樣，那麼孟子有了權位以後，自然會提出具體的辦法。
因此，我們不要随随便便就把&ldquo書呆子&rdquo這頂帽子往孟子頭上戴。
孟子的機鋒轉語 盡管孟子說（魏）梁襄王&ldquo望之不似人君&rdquo，但是照這段《孟子》記述的文字來講，其中含有中國傳統文化上政治哲學兩個大道理，必須特别留意，不可隻為了一句&ldquo不似人君&rdquo的評語，就輕輕地蓋過去，認為孟子對梁襄王的問題，并沒有用心去答複。
其實他說梁襄王&ldquo不似人君&rdquo是一回事，他以誠懇的教化對人，又是一回事。
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ldquo天下惡乎定&rdquo，這個定天下的問題。
他問的是如何&ldquo定&rdquo天下，并不是說如何&ldquo安&rdquo天下。
就中文的含義來講，這一個&ldquo定&rdquo字與&ldquo安&rdquo字，用在這裡，就大有分别了。
如照曾子所著《大學》一書的觀念來講，&ldquo定而後能安&rdquo，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别。
我們隻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說，他自己國家的處境，和他個人心理上的煩悶，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當時在戰國互相吞并局勢上的困難和不安。
再看一看《戰國策》上所記載蘇秦說梁襄王的一段，對于魏國當時情勢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問孟子的&ldquo天下惡乎定&rdquo的問話，并沒有錯。
錯隻錯在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的誠心和态度而已。
我們大家都很欣賞《三國演義》上所描寫劉備三顧茅廬問計于諸葛亮的一幕，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當時的寫照。
隻是劉玄德冒着寒風大雪，三顧諸葛先生的茅廬之中，他所表現的誠懇和謙卑，首先便具備了一副&ldquo君人之度&rdquo、&ldquo有容德乃大&rdquo的卓越風範，不得不使那高卧隆中的諸葛孔明，為了感遇知己，而為他破格出仕了。
梁襄王所問的如何能定天下，這正是周秦以後千餘年來，生當亂世，每一個具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動機，也就是所謂霸業思想的原動力。
天下一定，便可化家為國，&ldquo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rdquo家天下的威權，便從此建立。
劉邦做了皇帝以後問他的父親，我掙的财産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義，他的父親李淵對他說，希望你這一舉，便能&ldquo化家為國&rdquo。
這些觀念，也都是由一個&ldquo定天下&rdquo的觀念而來。
孟子深深知道這種心理的錯誤，所以他不從如何&ldquo定天下&rdquo的霸業思想上去答複梁襄王的問題。
他要從王道的思想上去誘導梁襄王行仁政開始。
所以從表面看來，便大有牛頭不對馬嘴，所問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當時人主們的喜好了。
由于古文寫作，重在濃縮簡化，對此要點語焉不詳。
因此我們在此加以申論，才能把孟子弘揚傳統王道學術思想的精神，更明顯地表達出來。
第二個問題，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ldquo定于一&rdquo的重心。
孟子隻是說天下定于一，并沒有說隻靠一人來定，或者說定在哪一個&ldquo一&rdquo上。
這句話看來真是相當含糊，因此也難怪梁襄王為之茫然，于是颠倒了它的邏輯，跟着便問：&ldquo孰能一之？&rdquo哪一個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隻好将錯就錯，他知道這位&ldquo望之不似人君&rdquo的梁襄王很難懂得這個高深的政治哲學，于是把它向當時時代病，極其需要的一劑消炎藥上去引導，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說，&ldquo不嗜殺人者能一之&rdquo。
其實，天下真正好殺人的并不多。
不敢殺人，與不好殺人的人很多。
難道那些不好殺人的便都能統一天下嗎？這個道理，上面已經約略講過，不必重複讨論。
如果要認真講來，古文寫作的文法和邏輯，實在是很認真的。
隻是古今文法運用不同，就顯出它的邏輯也有點矛盾。
尤其古代由于印刷不發達，所以古文盡量要求文句簡練，一個字往往代表了一個觀念，含意又深又多，于是後世就難得讀懂了。
例如宋代歐一陽一修奉命修《唐史》的時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學士們，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條狗。
歐一陽一修想試一試他們寫史稿作文章的手法，于是請大家以眼前的事，寫出一個提要&mdash&mdash大标題。
有一個說：&ldquo有犬卧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
&rdquo有一個說：&ldquo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斃。
&rdquo歐一陽一修說，照這樣作文寫一部曆史，恐怕要寫一萬本也寫不完。
他們就問歐一陽一修，那麼你準備怎麼寫？歐一陽一修說：&ldquo逸馬殺犬于道&rdquo六個字就清楚了。
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個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
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
其實，時代愈向後來，思想愈繁複，文字的運用也就愈多了。
定于一 如孟子這一段中，一句&ldquo定于一&rdquo的答詞，非常有趣，而且内涵深遠，是對中國政治哲學的至高原則而言，既不是指一個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說某一種方法，當然也不是光指仁或義。
因為仁和義，也隻是政治行為之一，是實施一種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為而已。
所以&ldquo不嗜殺人&rdquo，也是針對當時好作亂好殺伐的政治風氣，一種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為。
在戰國當時，或任何一個混亂的時代中，這是值得天下歸心的作為。
如果以現代民一主思想的眼光來看，那是不必說的當然道理。
除非好殺成性的暴力主義者，或是今天國際政治上鬧笑話的非洲阿明，那就不足道了。
可是這句&ldquo定于一&rdquo的答話，一聽進梁襄王的耳朵裡，他腦子裡的觀念反應，卻一變而成為&ldquo天下可定于一個人的手裡&rdquo了！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再問出哪個能夠一統天下的問題來，你看這是多麼有趣的誤解，使孟子再也無法發揮&ldquo定于一&rdquo的高度哲學理論，隻好随着他所能了解的方向，一變話題，轉而為&ldquo不嗜殺人者能一之&rdquo的答案了。
我的口才不好，對于這句話在邏輯上的分析，或許不夠清楚，同時又不肯引用翻譯式西方邏輯那些名詞和術語來表達，隻好憑諸位高明，自己去體會其間會心之處。
但在此可以引用唐代禅宗大師們的一個故事，作為參考。
&ldquo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寒光十四州。
&rdquo就是唐末一位有名的詩僧貫休，他為越王錢鏐所作的名句。
錢鏐看了很高興，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變成四十州。
他不肯，便說，州也不能添，詩也不能改。
因此他和錢鏐處不來，便千裡迢迢跑到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寫出&ldquo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平山的的來&rdquo的千古名句。
有一次貫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詩，其中有&ldquo禅客相逢唯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rdquo的兩句名言。
他拿去看當時有名的禅宗大師石霜禅師，認為是自己明心見性的悟道之作。
石霜看了詩，便放在一邊，轉過來問他：&ldquo如何是此心啊？&rdquo這一下，問得貫休和尚啞口無言，無法對答。
石霜禅師便說：&ldquo你不知道，就問我。
&rdquo貫休不覺脫口問道：&ldquo如何是此心呢？&rdquo石霜禅師一笑而答說：&ldquo能有幾人知。
&rdquo你看，懂了這個邏輯運用的關系，便同樣可以了解孟子這一節天下&ldquo定于一&rdquo，和梁襄王問答的要點了。
儒道同源的一統天下 說了這些閑話，我們再回頭來讨論這個中國政治學上&ldquo定于一&rdquo的問題。
講起來，實在牽涉太多，也太難。
不但孟子指出&ldquo定于一&rdquo，我們且把後世自稱為正統儒家們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mdash&mdash老子的話搬出來看看，他同樣也有中國政治哲學有關&ldquo一&rdquo的思想。
老子曾說：&ldquo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甯。
侯王得一以天下平。
&rdquo老子這個得一以天下平的&ldquo－&rdquo，和孟子劈頭而來的&ldquo定于一&rdquo，是不是一個模子，如出一轍呢？實在值得慎思，明辨。
綜合起來，這個&ldquo一&rdquo的問題，如果和專講内聖外王之學的《大學》《中庸》的内聖之學相提并論，那麼《大學》的&ldquo明德&rdquo和&ldquo慎獨&rdquo，以及《中庸》的&ldquo中和&rdquo和&ldquo誠明&rdquo串通一氣，發而揮之，豈非又是一部專論嗎？雖然，孟子這裡的&ldquo一&rdquo，也可以說是一個中心思想&mdash&mdash實行仁政的王道。
但再引申為外王之學來講，那麼，孟子所講天下&ldquo定于一&rdquo的道理，便可認為是中國曆史哲學的不二法門，必須要&ldquo天下統一&rdquo或&ldquo天下一統&rdquo，才有長久的安定。
我們隻要仔細研究秦、漢以後曆史，凡是不得統一的時代，它的禍亂也始終不得平靜。
這已成為中國曆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則。
因此自孟子以後，影響兩千年中國曆史上的帝王政治，都是循着孟子這個論斷的觀念去立足的。
甚至反動的人，也都是拿它來做口号。
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假借為号召的或真心為國家天下的，對于這個&ldquo定于一&rdquo的理論，當然都無可非議。
事實上，凡是真理，自然便是不二法門，當然無可非議。
可是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到處都是假借孔孟之學的大盜而兼神偷，真如莊子所謂連仁義之道也被他們偷盜而用了。
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孟子隻說了一句天下&ldquo定于一&rdquo三個字，他并沒有說定于一人啊！而曆代的帝王們，卻生吞活剝地把&ldquo定于一&rdquo三個字，硬生生地拉到定于一人，而且一定是定于我了。
你看這有多滑稽！ 現在問題不要扯得太遠，免得與講孟子的本意大相迳庭，暫時到此打住。
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隻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孟子這段對話中機鋒轉語的關鍵，不要随便忽略。
在我們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裡，有一個中心思想&mdash&mdash&ldquo邪不勝正&rdquo&mdash&mdash這是一項真理，已成為家喻戶曉、人人能道的至理名言了。
但是自古以來，在任何時代，行正道都是非常艱難的。
孟子始終想要行正道，所以他的理想很難實現。
不過，如果說蘇秦這派人所行的是邪道，而究竟邪到什麼程度呢？這也很難下定論。
他們的主張，隻是針對當時的利害而來的。
擺在眼前的現實利益，不管智、愚、賢、不肖，大家都容易看見，人人能取得，如果立刻見效，大家都樂意去做。
而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是大利，是遠利，是百年大計，甚至更遠在百年後。
今天耕耘的人，自己不一定享受得到它的成果。
人不論為國、為家、為自己，都是希望自己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這也是人情之常。
對照一下孟子與蘇秦兩人，對魏國君王所提的意見，以及所獲的迥然不相同的結果，很明顯地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總是急功好利的。
對此，也隻好付之一歎了！ 關于孟子說梁襄王&ldquo望之不似人君&rdquo的話，并非說他沒有人樣，隻是不像可以當大君的神态。
很可能他是南唐李後主、蜀主孟昶一流人物，風一流潇酒，可以成名士，不能做人君。
據晉武帝司馬炎時代挖出梁襄王墳墓的出土資料，在他葬的墓穴中，還藏有相當可觀的古典經書，由此可見他也是個讀書種一子。
例如三國時代的一江一夏劉表，還是位《易經》專家呢！講到這裡，想起我幼年的一位老師作的詩：&ldquo隋炀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做相公。
若使二人窮到老，一為名士一文雄。
&rdquo梁襄王可能也是這個類型的人，不适宜于做人君。
仁愛的推廣 齊宣王問曰：&ldquo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rdquo孟子對曰：&ldquo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rdquo曰：&ldquo德何如？則可以王矣？&rdquo曰：&ldquo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rdquo曰：&ldquo若寡人者，可以保民手哉？&rdquo曰：&ldquo可。
&rdquo 本來在《孟子》這本書裡，所以把他見梁惠王、梁襄王父子最後的談話，放在最前面，是因為這些談話，是孟子政治哲學的中心思想，所以放在最前面，以顯示其重要性。
孟子見齊宣王是在見梁惠王之前的，不過這種孟子年代時間上的争議，曆來就很分歧不一，各有各的考據理由，也實在很難确定。
我們在這裡特别再提醒大家一下。
在本章後段再講齊宣王，等于現代小說寫作法中的所謂倒叙法。
齊宣王見了孟子以後，開始就問：在春秋時代齊桓公和晉文公，都曾經先後稱霸于天下，他們是怎樣能夠做到天下的盟主？這其中的道理，你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孟子的答複，可并沒有說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理由何在，因為他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一系的學生，一生都遵奉孔子的學說，所以他站在自己的學術立場上說話。
他說孔子的弟子們，從來沒有說過關于齊桓公、晉文公他們稱霸的事情，因此後世沒有傳下來，我也沒有聽過我的前輩們告訴我這些事，假如你齊宣王一定想要知道如何領導天下的話，又何必一定要了解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道理呢？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稱霸而已，真正想治好國家，名稱普聞于天下，何不談談稱王于天下的王道。
這裡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強調施行王道的。
不過我們讀了&ldquo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rdquo這幾句話，就囫囵吞棗吃下去，不咀嚼一下，好好作一番理解和體會，那一定會食而不化，成為笑話了。
如果真的如此。
孔子三千弟子不談，就以七十二賢人來說，連桓文之事都不知道，豈不太孤陋寡聞，太不淵博了？何況孔子正當春秋時人，一部《春秋》是孔子自己著作的，書裡盡多的是談桓文之事的地方，孔子這些學生，豈有連老師所著的書都不讀的道理？這可成為大笑話！ 老實說，這時的孟子是有意逃避，不願意和齊宣王談霸道，隻是想對齊宣王說他的王道政治，這也可以看到孟子之所以為孟子，儒家标榜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是那麼方正，不轉一點彎，假如縱橫家者流，一定先順着齊宣王說一番桓文的道理，接着說一番王道的道理，比較一下兩者的利益，最後勸他行王道，而孟子則一聖就聖到底，直言無隐地說了。
時襄王二年）曰：大王之埊（古地字），南有鴻溝（即狼蕩渠，在河南榮一陽一東，南至陳入穎，宋以前汁河是其道，今謂之賈魯河；自榮一陽一經河一陰一開封等縣，南至商水縣，合于汝水）、陳、汝（汝水出今河南嵩縣南山，東北過伊一陽一、臨汝，又東南經郊縣、寶豐、襄城、郾城，又東南為渦河，舊時自郾城南至西平、上蔡、元季水溢為害，于渦河截其流，約水東注，而西平上蔡之水，仍名為汝水。
稗地不至陳，蓋誇之。
）南有許、鄢（即鄢陵）、昆一陽一、邵陵（即召陵）、舞一陽一（今縣，為汝一陽一道，故城在縣南）、新妻阝（故城在今安徽阜一陽一縣東南）。
東有淮（魏地不至淮，蓋誇言之。
）颍（源出河南登豐縣。
東南流，經開封、許昌等縣，合大沙河，又東南入安徽阜一陽一，合小沙河，至壽縣入淮）、沂、黃、(上者下火)棗（故城在今山東菏澤縣西）、海鹽、無疎（《史記》&mdash&mdash無海鹽字，疎作胥，索隐&mdash&mdash地阙），西有長城之界（自鄭濱洛以北，至固一陽一。
秦魏之界也。
今陝西華縣西鹿阝西南有故長城，即六國時遺址），北有河外（《史記》索隐&mdash&mdash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
案今河南郊縣有曲沃故城，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
平周，邑名，在今山西介休縣。
）、卷（魏邑，在今河南原武縣。
）、衍（故衍城，在今河南鄭縣北。
）、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
埊方千裡，埊名雖小，然而廬田庑舍，曾無所刍牧牛馬之地。
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于三軍之衆。
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于楚。
然橫人（主張連橫的人）謀王，外一交一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
夫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
大王，天下之賢主也。
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言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
），受冠帶（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
），飼春秋（謂春秋貢秦，以助秦祭祀。
），臣竊為大王愧之。
臣問越王勾踐（允常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幹道（即于隧，吳王夫差自刎處，今一江一蘇吳縣西北萬安山，一句秦餘杭山，一名一陽一山，又名四飛山，山之别阜日隧山，即其地也。
吳王代齊後，與晉會于黃池，于是越王襲吳。
時敬王三十八年。
至元王三年，越滅吳。
）。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兵車）三百乘，斬纣于牧之野（即今牧野，在今河南淇縣南。
）。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史記》作武士，武卒也。
《
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
今乃劫于辟臣（邪僻之臣）之說，而俗臣事秦。
夫事秦，必割地效（獻也）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
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
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埊，以外一交一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扶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
《
前慮不定，後有大患。
将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
六國從（縱）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
故敝邑趙王（肅侯語）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任大王诏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闡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诏诏之，敬以國從。
蘇秦以合縱發起國&mdash&mdash趙國的名義來到魏國遊說，實際上是為他自己争取功名富貴。
他可不管梁襄王像不像人君，一開頭，就從魏國的地理形勢說起，細說魏國的戰略地勢，還帶上幾分誇張，把魏四周的疆界，說得很熱鬧，并說到魏國人民有如何的多，大吹其牛，給魏襄王戴高帽子。
這也就是孟子與蘇秦所以不同之處。
所謂謀士、說客、縱橫之士，都是給别人戴高帽子的，竟然說魏國不下于楚，其實當時南方的楚國，在領土的幅員，地理的環境等各方面，都比魏國強大得多。
接下來，把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下面的大臣，都罵了。
他說他們&ldquo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rdquo，這幾句話很嚴重，等于說梁惠王這些幹部都不盡忠。
蘇秦的這一着非常厲害，他這一罵，把梁襄王下面那些想發表意見的人，一下子就堵住嘴了。
可是對于梁襄王，他還是一頂又一頂的高帽子繼續送上去。
&ldquo天下之強國也&rdquo、&ldquo天下之賢主也&rdquo，大拍馬屁。
反正天下事，千錯萬錯，馬屁不錯。
和現代的推銷員一樣，千方百計也要把顧客說服。
而說服之道，戴高帽最安全，也最有效。
馬屁拍完，在對方聽得渾渾淘淘的時候，另一手來了，他立即一個耳光上去，說梁襄王有這麼大一個強國，竟然想一奴一顔卑膝地向人低頭，這豈不是太可恥了！ 蘇秦的權謀 這時，蘇秦又舉過去曆史上吳越之戰的故事，同時分析魏國的國力，作為申述他合縱主張的基礎。
我們不要以為蘇秦第一次遊說失敗，回到家裡，讀了幾年《一陰一符經》，就把學問讀出來了。
如今大家從小學讀到大學，讀了十六年的書，走入社會，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還不容易。
蘇秦這裡所舉魏國的國力，絕對不是他關在房子裡，窗簾都不拉起來，頭懸梁，錐刺股搞出來的。
他在這段時間裡，搜集情報，把國際間各國的實力，都弄得清清楚楚，了若指掌了。
所以我們大家讀書不要讀成書呆子。
蘇秦第一次出來遊說的時候，的确還是書呆子，但是第二次出來遊說時，就大不相同，各國國防上的機密情報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時我們了解當時魏國是這樣的情形，而孟子見梁惠王時卻要他們行仁義之道的仁政，這就好比對一個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補藥、打補針，他一定不肯依着去做，是一樣的。
蘇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數家珍地陳述了魏國當時的局面和戰備詳細數字，接着又罵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幹部們，說梁襄王身邊這些親信的人，都是辟佞之臣，隻是會讨好、拍馬屁，不會謀國的奸臣，而不是忠臣。
蘇秦以一個外國人，跑到魏國，居然敢在魏國君王的面前大罵他的親信大臣，我們就要從這裡了解到他當時的背景。
蘇秦第一次遊說的時候，雖然已花了家裡很多錢，有車、有馬、有裘，打扮得很像個樣子，頗壯行色，但到底是單槍匹馬，腦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随時會丢掉的。
可是這次的蘇秦，勝過以前不知多少倍了。
他是先說服了趙王接受他的合縱計劃，然後是代表趙國去說服梁襄王的。
這時的蘇秦，不但身邊帶了一大批助手和衛士，而且還有趙國作後盾，所以他說話的态度就不同了。
義正辭嚴地指魏國的大臣們，以人主之地，與外國結一交一，貪求近功，不顧後果。
其實這些話都是罵梁襄王的，隻是他身為一個外一交一官、一個謀略家，自然不便，也不會去面對面地罵一個他要說服籠絡的君主。
于是就把這些話、這些責任完全轉嫁到這個國家的幹部身上，使對方有一個轉身的餘地。
蘇秦的這一着，是罵得相當厲害的，他所指的&ldquo以外一交一偷取一旦之功&rdquo這些話的評語，也正和前幾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樣。
其實呢？蘇秦他自己不也正是&ldquo以外一交一偷取一旦之功&rdquo嗎？由此看來，天下的是非，大多數隻能暫時保留一時一地，很難永遠成為&ldquo公是公非&rdquo。
然後，他再引經據典地，說出《周書》的理論。
在當時可以說沒有出版事業，書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貴。
蘇秦引經據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學問，讀過一般人不易讀到的書，一方面表示他的計劃是有根據的，最後說出他六國縱親的計劃，禮貌地請梁襄王作決定。
那麼，孟子形容為&ldquo望之不似人君&rdquo的這位梁襄王，聽了蘇秦這番話以後怎樣呢？自己責備自己不肖，從來沒有聽過這樣高明的意見，立即簽約，全力支持到底。
不過，後來蘇秦死了，張儀也來見梁襄王，提倡連橫之說，又是另外一套理論，反過來駁倒蘇秦的說法。
這兩篇文章，如果辦報紙、雜志，正是社論體結構上的好藍本。
我們讀書，是為了引古以證今，也可由今而鑒古。
單看這一篇《戰國策》中的文章，記載蘇秦說魏國梁襄王的故事，當時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樣，不得而知。
但後代的記載，大部分是不會太離譜的。
看了這篇文章，就知道當時是很熱鬧的了。
由這篇文章，可以了解魏國在梁惠王、梁襄王那個時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國的那一段時期，魏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和戰略環境，它的曆史背景，以及當時的國内情形。
了解這些以後，我們可以用現代的立場，去體會一下梁惠王、梁襄王在戰國那個時代中，如果采用孟子所提出來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當然，孟子對梁惠王所建議的，隻是政治哲學上的最高原則，并不像蘇秦、孫子等兵法家、謀略家那樣，提出立即可以付諸實施的，如&ldquo合縱&rdquo、&ldquo連橫&rdquo一類的具體辦法。
不過話得說回來，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國君，接受了孟子這項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像魯國接受了孔子的意見，并給予權位一樣，那麼孟子有了權位以後，自然會提出具體的辦法。
因此，我們不要随随便便就把&ldquo書呆子&rdquo這頂帽子往孟子頭上戴。
孟子的機鋒轉語 盡管孟子說（魏）梁襄王&ldquo望之不似人君&rdquo，但是照這段《孟子》記述的文字來講，其中含有中國傳統文化上政治哲學兩個大道理，必須特别留意，不可隻為了一句&ldquo不似人君&rdquo的評語，就輕輕地蓋過去，認為孟子對梁襄王的問題，并沒有用心去答複。
其實他說梁襄王&ldquo不似人君&rdquo是一回事，他以誠懇的教化對人，又是一回事。
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ldquo天下惡乎定&rdquo，這個定天下的問題。
他問的是如何&ldquo定&rdquo天下，并不是說如何&ldquo安&rdquo天下。
就中文的含義來講，這一個&ldquo定&rdquo字與&ldquo安&rdquo字，用在這裡，就大有分别了。
如照曾子所著《大學》一書的觀念來講，&ldquo定而後能安&rdquo，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别。
我們隻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說，他自己國家的處境，和他個人心理上的煩悶，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當時在戰國互相吞并局勢上的困難和不安。
再看一看《戰國策》上所記載蘇秦說梁襄王的一段，對于魏國當時情勢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問孟子的&ldquo天下惡乎定&rdquo的問話，并沒有錯。
錯隻錯在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的誠心和态度而已。
我們大家都很欣賞《
隻是劉玄德冒着寒風大雪，三顧諸葛先生的茅廬之中，他所表現的誠懇和謙卑，首先便具備了一副&ldquo君人之度&rdquo、&ldquo有容德乃大&rdquo的卓越風範，不得不使那高卧隆中的諸葛孔明，為了感遇知己，而為他破格出仕了。
梁襄王所問的如何能定天下，這正是周秦以後千餘年來，生當亂世，每一個具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動機，也就是所謂霸業思想的原動力。
天下一定，便可化家為國，&ldquo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rdquo家天下的威權，便從此建立。
劉邦做了皇帝以後問他的父親，我掙的财産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義，他的父親李淵對他說，希望你這一舉，便能&ldquo化家為國&rdquo。
這些觀念，也都是由一個&ldquo定天下&rdquo的觀念而來。
孟子深深知道這種心理的錯誤，所以他不從如何&ldquo定天下&rdquo的霸業思想上去答複梁襄王的問題。
他要從王道的思想上去誘導梁襄王行仁政開始。
所以從表面看來，便大有牛頭不對馬嘴，所問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當時人主們的喜好了。
由于古文寫作，重在濃縮簡化，對此要點語焉不詳。
因此我們在此加以申論，才能把孟子弘揚傳統王道學術思想的精神，更明顯地表達出來。
第二個問題，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ldquo定于一&rdquo的重心。
孟子隻是說天下定于一，并沒有說隻靠一人來定，或者說定在哪一個&ldquo一&rdquo上。
這句話看來真是相當含糊，因此也難怪梁襄王為之茫然，于是颠倒了它的邏輯，跟着便問：&ldquo孰能一之？&rdquo哪一個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隻好将錯就錯，他知道這位&ldquo望之不似人君&rdquo的梁襄王很難懂得這個高深的政治哲學，于是把它向當時時代病，極其需要的一劑消炎藥上去引導，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說，&ldquo不嗜殺人者能一之&rdquo。
其實，天下真正好殺人的并不多。
不敢殺人，與不好殺人的人很多。
難道那些不好殺人的便都能統一天下嗎？這個道理，上面已經約略講過，不必重複讨論。
如果要認真講來，古文寫作的文法和邏輯，實在是很認真的。
隻是古今文法運用不同，就顯出它的邏輯也有點矛盾。
尤其古代由于印刷不發達，所以古文盡量要求文句簡練，一個字往往代表了一個觀念，含意又深又多，于是後世就難得讀懂了。
例如宋代歐一陽一修奉命修《唐史》的時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學士們，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條狗。
歐一陽一修想試一試他們寫史稿作文章的手法，于是請大家以眼前的事，寫出一個提要&mdash&mdash大标題。
有一個說：&ldquo有犬卧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
&rdquo有一個說：&ldquo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斃。
&rdquo歐一陽一修說，照這樣作文寫一部曆史，恐怕要寫一萬本也寫不完。
他們就問歐一陽一修，那麼你準備怎麼寫？歐一陽一修說：&ldquo逸馬殺犬于道&rdquo六個字就清楚了。
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個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
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
其實，時代愈向後來，思想愈繁複，文字的運用也就愈多了。
定于一 如孟子這一段中，一句&ldquo定于一&rdquo的答詞，非常有趣，而且内涵深遠，是對中國政治哲學的至高原則而言，既不是指一個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說某一種方法，當然也不是光指仁或義。
因為仁和義，也隻是政治行為之一，是實施一種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為而已。
所以&ldquo不嗜殺人&rdquo，也是針對當時好作亂好殺伐的政治風氣，一種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為。
在戰國當時，或任何一個混亂的時代中，這是值得天下歸心的作為。
如果以現代民一主思想的眼光來看，那是不必說的當然道理。
除非好殺成性的暴力主義者，或是今天國際政治上鬧笑話的非洲阿明，那就不足道了。
可是這句&ldquo定于一&rdquo的答話，一聽進梁襄王的耳朵裡，他腦子裡的觀念反應，卻一變而成為&ldquo天下可定于一個人的手裡&rdquo了！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再問出哪個能夠一統天下的問題來，你看這是多麼有趣的誤解，使孟子再也無法發揮&ldquo定于一&rdquo的高度哲學理論，隻好随着他所能了解的方向，一變話題，轉而為&ldquo不嗜殺人者能一之&rdquo的答案了。
我的口才不好，對于這句話在邏輯上的分析，或許不夠清楚，同時又不肯引用翻譯式西方邏輯那些名詞和術語來表達，隻好憑諸位高明，自己去體會其間會心之處。
但在此可以引用唐代禅宗大師們的一個故事，作為參考。
&ldquo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寒光十四州。
&rdquo就是唐末一位有名的詩僧貫休，他為越王錢鏐所作的名句。
錢鏐看了很高興，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變成四十州。
他不肯，便說，州也不能添，詩也不能改。
因此他和錢鏐處不來，便千裡迢迢跑到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寫出&ldquo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平山的的來&rdquo的千古名句。
有一次貫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詩，其中有&ldquo禅客相逢唯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rdquo的兩句名言。
他拿去看當時有名的禅宗大師石霜禅師，認為是自己明心見性的悟道之作。
石霜看了詩，便放在一邊，轉過來問他：&ldquo如何是此心啊？&rdquo這一下，問得貫休和尚啞口無言，無法對答。
石霜禅師便說：&ldquo你不知道，就問我。
&rdquo貫休不覺脫口問道：&ldquo如何是此心呢？&rdquo石霜禅師一笑而答說：&ldquo能有幾人知。
&rdquo你看，懂了這個邏輯運用的關系，便同樣可以了解孟子這一節天下&ldquo定于一&rdquo，和梁襄王問答的要點了。
儒道同源的一統天下 說了這些閑話，我們再回頭來讨論這個中國政治學上&ldquo定于一&rdquo的問題。
講起來，實在牽涉太多，也太難。
不但孟子指出&ldquo定于一&rdquo，我們且把後世自稱為正統儒家們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mdash&mdash老子的話搬出來看看，他同樣也有中國政治哲學有關&ldquo一&rdquo的思想。
老子曾說：&ldquo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甯。
侯王得一以天下平。
&rdquo老子這個得一以天下平的&ldquo－&rdquo，和孟子劈頭而來的&ldquo定于一&rdquo，是不是一個模子，如出一轍呢？實在值得慎思，明辨。
綜合起來，這個&ldquo一&rdquo的問題，如果和專講内聖外王之學的《大學》《中庸》的内聖之學相提并論，那麼《大學》的&ldquo明德&rdquo和&ldquo慎獨&rdquo，以及《中庸》的&ldquo中和&rdquo和&ldquo誠明&rdquo串通一氣，發而揮之，豈非又是一部專論嗎？雖然，孟子這裡的&ldquo一&rdquo，也可以說是一個中心思想&mdash&mdash實行仁政的王道。
但再引申為外王之學來講，那麼，孟子所講天下&ldquo定于一&rdquo的道理，便可認為是中國曆史哲學的不二法門，必須要&ldquo天下統一&rdquo或&ldquo天下一統&rdquo，才有長久的安定。
我們隻要仔細研究秦、漢以後曆史，凡是不得統一的時代，它的禍亂也始終不得平靜。
這已成為中國曆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則。
因此自孟子以後，影響兩千年中國曆史上的帝王政治，都是循着孟子這個論斷的觀念去立足的。
甚至反動的人，也都是拿它來做口号。
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假借為号召的或真心為國家天下的，對于這個&ldquo定于一&rdquo的理論，當然都無可非議。
事實上，凡是真理，自然便是不二法門，當然無可非議。
可是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到處都是假借孔孟之學的大盜而兼神偷，真如
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孟子隻說了一句天下&ldquo定于一&rdquo三個字，他并沒有說定于一人啊！而曆代的帝王們，卻生吞活剝地把&ldquo定于一&rdquo三個字，硬生生地拉到定于一人，而且一定是定于我了。
你看這有多滑稽！ 現在問題不要扯得太遠，免得與講孟子的本意大相迳庭，暫時到此打住。
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隻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孟子這段對話中機鋒轉語的關鍵，不要随便忽略。
在我們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裡，有一個中心思想&mdash&mdash&ldquo邪不勝正&rdquo&mdash&mdash這是一項真理，已成為家喻戶曉、人人能道的至理名言了。
但是自古以來，在任何時代，行正道都是非常艱難的。
孟子始終想要行正道，所以他的理想很難實現。
不過，如果說蘇秦這派人所行的是邪道，而究竟邪到什麼程度呢？這也很難下定論。
他們的主張，隻是針對當時的利害而來的。
擺在眼前的現實利益，不管智、愚、賢、不肖，大家都容易看見，人人能取得，如果立刻見效，大家都樂意去做。
而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是大利，是遠利，是百年大計，甚至更遠在百年後。
今天耕耘的人，自己不一定享受得到它的成果。
人不論為國、為家、為自己，都是希望自己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這也是人情之常。
對照一下孟子與蘇秦兩人，對魏國君王所提的意見，以及所獲的迥然不相同的結果，很明顯地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總是急功好利的。
對此，也隻好付之一歎了！ 關于孟子說梁襄王&ldquo望之不似人君&rdquo的話，并非說他沒有人樣，隻是不像可以當大君的神态。
很可能他是南唐李後主、蜀主孟昶一流人物，風一流潇酒，可以成名士，不能做人君。
據晉武帝司馬炎時代挖出梁襄王墳墓的出土資料，在他葬的墓穴中，還藏有相當可觀的古典經書，由此可見他也是個讀書種一子。
例如三國時代的一江一夏劉表，還是位《易經》專家呢！講到這裡，想起我幼年的一位老師作的詩：&ldquo隋炀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做相公。
若使二人窮到老，一為名士一文雄。
&rdquo梁襄王可能也是這個類型的人，不适宜于做人君。
仁愛的推廣 齊宣王問曰：&ldquo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rdquo孟子對曰：&ldquo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rdquo曰：&ldquo德何如？則可以王矣？&rdquo曰：&ldquo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rdquo曰：&ldquo若寡人者，可以保民手哉？&rdquo曰：&ldquo可。
&rdquo 本來在《孟子》這本書裡，所以把他見梁惠王、梁襄王父子最後的談話，放在最前面，是因為這些談話，是孟子政治哲學的中心思想，所以放在最前面，以顯示其重要性。
孟子見齊宣王是在見梁惠王之前的，不過這種孟子年代時間上的争議，曆來就很分歧不一，各有各的考據理由，也實在很難确定。
我們在這裡特别再提醒大家一下。
在本章後段再講齊宣王，等于現代小說寫作法中的所謂倒叙法。
齊宣王見了孟子以後，開始就問：在春秋時代齊桓公和晉文公，都曾經先後稱霸于天下，他們是怎樣能夠做到天下的盟主？這其中的道理，你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孟子的答複，可并沒有說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理由何在，因為他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一系的學生，一生都遵奉孔子的學說，所以他站在自己的學術立場上說話。
他說孔子的弟子們，從來沒有說過關于齊桓公、晉文公他們稱霸的事情，因此後世沒有傳下來，我也沒有聽過我的前輩們告訴我這些事，假如你齊宣王一定想要知道如何領導天下的話，又何必一定要了解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道理呢？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稱霸而已，真正想治好國家，名稱普聞于天下，何不談談稱王于天下的王道。
這裡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強調施行王道的。
不過我們讀了&ldquo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rdquo這幾句話，就囫囵吞棗吃下去，不咀嚼一下，好好作一番理解和體會，那一定會食而不化，成為笑話了。
如果真的如此。
孔子三千弟子不談，就以七十二賢人來說，連桓文之事都不知道，豈不太孤陋寡聞，太不淵博了？何況孔子正當春秋時人，一部《春秋》是孔子自己著作的，書裡盡多的是談桓文之事的地方，孔子這些學生，豈有連老師所著的書都不讀的道理？這可成為大笑話！ 老實說，這時的孟子是有意逃避，不願意和齊宣王談霸道，隻是想對齊宣王說他的王道政治，這也可以看到孟子之所以為孟子，儒家标榜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是那麼方正，不轉一點彎，假如縱橫家者流，一定先順着齊宣王說一番桓文的道理，接着說一番王道的道理，比較一下兩者的利益，最後勸他行王道，而孟子則一聖就聖到底，直言無隐地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