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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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的光榮局面，甚至能進而窺圖霸業。
不管他是什麼心理，也不管他是哪一類的領一導一人物，至少他當時的作法，的确是有迫不及待的求才若渴的意圖。
我們先了解了這些簡略的曆史資料，再來研究孟子見梁惠王的一段，才能找出孟子學說思想的一精一彩所在，而不覺枯燥乏味。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ldquo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rdquo 孟子對曰：&ldquo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一交一征利，而國危矣。
&rdquo &ldquo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rdquo 梁惠王與孟叟 這一段的文字記載，無論是孟子本人或是門人們的記述，措辭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飾，直截了當描述當時孟子見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
尤其我們了解了梁惠王後來對驺衍的接待，再來一看他對孟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很顯然的，大有厚薄輕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既沒有像春秋時代諸侯對孔子的敬重，尊稱一聲夫子；也沒有像戰國當時諸侯們禮賢下士的作風，尊稱一聲先生。
他卻幹幹脆脆地稱呼一聲&ldquo叟&rdquo。
這個&ldquo叟&rdquo字，好聽一點來講，便是老先生的意思。
不禮貌一點，便是老頭兒的意思。
當然，梁惠王當時的一聲&ldquo叟&rdquo，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頭兒呢？無法考查。
這要看他當場的禮貌态度，和稱呼的聲調來決定它的涵義了。
可惜當時沒有電視錄影（一笑）。
但無論如何，這一聲&ldquo叟&rdquo，并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而且本章的記述，描寫這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在文字的氣勢上，表達得很明白。
如此直接記載這一個&ldquo叟&rdquo字的稱呼，對孟子的偉大倒沒有什麼損失，反而襯托出梁惠王始終不成器的風格，一副吊兒郎當、不莊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聽了梁惠王&ldquo何以利吾國&rdquo的問題以後，就很莊重地對梁惠王說：&ldquo您何必隻圖目前的利益？其實隻有仁義才是永恒的大利。
&rdquo &ldquo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樣，謀國的居心，隻圖以急功近利為目的。
那麼，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們，也隻求顧全自己的家族利益。
這樣影響所及，一般的國民，也就隻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
這種觀念發展下去。
一定會使全國上下各階屬，都變成以利害為生活的重心，造成&lsquo當利不讓&rsquo的風氣。
這樣的話，國家就太危險了。
&rdquo &ldquo因為唯利是圖，&lsquo當利不讓&rsquo的結果，自私自利的觀念會越來越嚴重。
在曆史上，有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互相争權奪利的結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亂逆行。
那些本來具有萬乘之尊的大國，發生弑君叛變而自據稱王的，都是當時那些高位重臣，所謂千乘之家做出來的絕事。
同樣地，那些千乘之家，被巨下叛變所謀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幹的事。
&rdquo &ldquo至于侵略吞并的思想，更是由于&lsquo權利欲&rsquo的驅使，所以目前萬乘之尊的大國，便想吞并千乘之邦。
那些千乘之國，便想吞并百乘之衆的小國，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說不夠多的。
原因在哪裡呢？都是為了急功圖利、争奪權利的結果。
如果不了解先行仁義，而隻求近利為前提，自然而然要變成非侵略他人、奪取别人的所有，就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rdquo &ldquo其實，真能實行仁義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
真有仁心的人，絕對不會有遺棄其近親的可能。
真有義氣的人，絕不會有背叛君上的可能。
所以我認為您&mdash&mdash惠王隻有推行仁義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舍大取小而隻顧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們根據《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繹它文字的内涵，略略加以說明，大緻就是這樣的對答。
當然，如果說是譯文，那便大有問題。
因為這樣的說法，與古文原文的簡練原意，也許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
不過，大意是不會太過差錯到哪裡去的。
而且這樣一來，把孟子對梁惠王的答話，看得很明白。
孟子并沒有太過迂腐古闆，隻一味地叫他行仁義，而不管梁惠王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
這樣孟子才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聖哲。
隻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與梁惠蘭急功近利的政見不能相合而已。
我們先要解決了這個問題，再來從兩方面看這一段對話，讨論他的内涵。
第一，是司馬遷的記載。
第二，是曆史的證驗。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司馬遷寫《孟子列傳》，是把孟子與荀卿的列傳合寫成篇的。
關于孟子傳記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段思想作重心來述說的。
如說： 孟轲，绉（鄒）人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剛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
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
齊威王、宣王用孫子（膑）、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天下方務于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列傳的記載，關于孟子的生平，隻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
有關孟子千秋事業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書，用不着司馬遷再來述說。
他在本傳裡，隻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點，是主張傳統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願講當時侵略吞并的不義之戰，也不願隻講霸術。
所以和梁惠王當然也談不攏，這是王道與霸業、聖賢與英雄分野的必然結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主要的對話，比較詳細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關梁惠王的一段記述裡，他說： 惠王數被于軍旅，卑禮厚币以招賢者。
驺衍、淳于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将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叟，不遠千裡，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國？ 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
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
上下争利，國則危矣。
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由于司馬遷寫《史記》，處理資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細地讀完全部《史記》，細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許多曆史哲學的重點被他的手法瞞過，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讀書所誤，而不知道司馬遷的微言重點所在了。
他寫孟子傳記，隻是述說孟子之所謂孟子的正面，等于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
但是對孟子的側影或背後的記錄，司馬遷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辭。
可是他把它插進魏世家當中去隐藏起來，要讀者自己慢慢去尋找、去體會。
他說梁惠王自從兵敗國破，遷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夠惡劣萬分。
但是他還想力圖振興，還肯&ldquo卑禮&rdquo&mdash&mdash很有禮貌地，&ldquo厚币&rdquo&mdash&mdash用很高的費用，邀請招待各國的名賢當顧問。
例如驺衍、淳于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請到大梁來了。
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心境非常惡劣，處境也很尴尬（如記載所說： &ldquo我（寡人）真不行！這多年來打了三次敗仗，我的兒子（太子申）被齊國俘虜了，我的得力上将也戰死了。
弄得國家非常空虛，實在羞對祖宗和國人，我對目前的局勢覺得太慚愧了。
&rdquo 他又對孟子說：&ldquo老先生，你不辭千裡的辛勞來到敝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
不知你将如何為我國謀利？&rdquo 孟子說：&ldquo惠王，你不可以這樣過于注重利益。
你做領一導一人的這麼重視利益，那些高級臣僚的卿大夫們，也就隻顧自己的利益。
等而下之，所有國民，就都争取自己的利益。
這樣子上下争利，你的國家就太危險了。
做一個領一導一人，隻要提倡仁義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講究什麼利呢？&rdquo 如果依照司馬遷這一段的記載，我們讀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極了！可愛可敬的孟夫子，講的道理是真對。
但是梁惠王這個時候，好像是百病叢生，垂死掙紮的危急。
你這包颠撲不破、千古真理的仁義藥劑，他實在無法吃下去，而且也緩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麼能聽得進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馬遷寫到這裡，誰是誰非，他卻不下定論&mdash&mdash實在也很難下定論。
因為千古的是非，本來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結論。
所以他不寫了，但是，他在《孟子列傳》裡，卻寫了一句&ldquo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多情。
&rdquo就這樣的輕輕帶過去了。
這是多麼有趣、多麼耐人尋味的手法！ 義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讨《孟子》本節的重點。
首先要了解，孟夫子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驺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阖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
他對那些隻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
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ldquo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rdquo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于那樣作。
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抱着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
他希望在那個隻講霸術、争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一導一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
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着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
此所謂&ldquo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rdquo，是乃聖人之用心也。
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ldquo仁義之道&rdquo的确是真正大利。
隻是人們都隻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
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梁）國的。
《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曆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
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于最好成就霸業。
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ldquo亦将有以利吾國乎？&rdquo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rdquo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
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
譬如對于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于魏國有什麼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
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于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複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隻要行仁義就好了。
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
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ldquo對我生财&rdquo的錢财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隻是經濟财政之利。
至于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
因此便把仁義之&ldquo利&rdquo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
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
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财，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裡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财，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系。
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于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緻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于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
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隻是狹義的利益。
第二是隻從古代一精一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隻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ldquo利&rdquo與&ldquo義&rdquo絕對地對立起來了。
其實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一江一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了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了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于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并不是那麼迂腐的了。
他并沒有否定利的價值。
他隻是擴大了利的内涵，擴大了利的效用。
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
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藝術、生活&hellip&hellip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
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
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
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
不是狹義的金錢财富的利，也不隻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
《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一交一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ldquo利&rdquo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ldquo不利&rdquo的，則有二十八處。
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ldquo利&rdquo為中心在讨論。
《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ldquo利用安身&rdquo四個字。
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兇，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
&ldquo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rdquo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
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
所以，積善是&ldquo利用安身&rdquo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
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ldquo利&rdquo的價值，那麼《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
但事實上并非如此。
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ldquo利&rdquo字，具有正确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第一，韓非子說：&ldquo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
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
非有仁賊，利在其中。
&rdquo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别人死，并不是心壞，并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家發财，也并不是心好，并不是好義。
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于為&ldquo利&rdquo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産生&ldquo利用安身&rdquo的功能效果，那麼它就具有&ldquo利用安身&rdquo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适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麼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蔔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ldquo吉。
兇、悔、吝&rdquo四種現象。
實際上就隻有吉兇兩端。
吉是好的；兇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困難。
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兇。
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兇兩端。
吉、兇怎麼來的？《易經·系傳》上說：&ldquo吉兇悔吝，生乎動者也。
&rdquo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兇、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兇，不是兇就是吉。
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别，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裡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
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動亂之中。
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内政外一交一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于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
玩弄仁義的權智 漢代桓譚《新論》說：&ldquo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rdquo指出上古時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這是最高的無為而為的境界。
到了後來五帝的時代，以德來治天下，這已經差了一層&mdash&mdash有為而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
等而下之三王用仁義，五霸用權智，可以說是每下愈況。
又《長短經》的《反經》第十三說：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禦法者非其人矣。
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失。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
這是道家思想的論點。
這裡指出，仁義的确是一種好德行；但是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樣，變成一人們用來争權利的一種工具。
由此就可以了解道家的代表人物&mdash&mdash老子和莊子說的那些話。
老子曾說，道德頹落，才有禮義之說，他也經常說：&ldquo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rdquo當時老子對于仁義禮樂的道德觀念批評得很厲害。
莊子也曾說：&ldquo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
&rdquo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的征伐口号，大體上也都是标榜仁義，而實際上并不是真行仁義，隻是利用仁義的美名，以達到争權奪利之目的。
所以莊子說仁義隻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臨時寓所，一幢别墅，并不是自己久遠安身的家，隻可以偶爾住一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
意思就是說，仁義這種道德觀念，隻可以在道德極其衰微的時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長久地死用。
如果長久用下去，就會被壞人利用仁義之名，作為政治上争權奪利之實了。
不管他是什麼心理，也不管他是哪一類的領一導一人物，至少他當時的作法，的确是有迫不及待的求才若渴的意圖。
我們先了解了這些簡略的曆史資料，再來研究孟子見梁惠王的一段，才能找出孟子學說思想的一精一彩所在，而不覺枯燥乏味。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ldquo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rdquo 孟子對曰：&ldquo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一交一征利，而國危矣。
&rdquo &ldquo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rdquo 梁惠王與孟叟 這一段的文字記載，無論是孟子本人或是門人們的記述，措辭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飾，直截了當描述當時孟子見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
尤其我們了解了梁惠王後來對驺衍的接待，再來一看他對孟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很顯然的，大有厚薄輕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既沒有像春秋時代諸侯對孔子的敬重，尊稱一聲夫子；也沒有像戰國當時諸侯們禮賢下士的作風，尊稱一聲先生。
他卻幹幹脆脆地稱呼一聲&ldquo叟&rdquo。
這個&ldquo叟&rdquo字，好聽一點來講，便是老先生的意思。
不禮貌一點，便是老頭兒的意思。
當然，梁惠王當時的一聲&ldquo叟&rdquo，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頭兒呢？無法考查。
這要看他當場的禮貌态度，和稱呼的聲調來決定它的涵義了。
可惜當時沒有電視錄影（一笑）。
但無論如何，這一聲&ldquo叟&rdquo，并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而且本章的記述，描寫這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在文字的氣勢上，表達得很明白。
如此直接記載這一個&ldquo叟&rdquo字的稱呼，對孟子的偉大倒沒有什麼損失，反而襯托出梁惠王始終不成器的風格，一副吊兒郎當、不莊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聽了梁惠王&ldquo何以利吾國&rdquo的問題以後，就很莊重地對梁惠王說：&ldquo您何必隻圖目前的利益？其實隻有仁義才是永恒的大利。
&rdquo &ldquo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樣，謀國的居心，隻圖以急功近利為目的。
那麼，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們，也隻求顧全自己的家族利益。
這樣影響所及，一般的國民，也就隻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
這種觀念發展下去。
一定會使全國上下各階屬，都變成以利害為生活的重心，造成&lsquo當利不讓&rsquo的風氣。
這樣的話，國家就太危險了。
&rdquo &ldquo因為唯利是圖，&lsquo當利不讓&rsquo的結果，自私自利的觀念會越來越嚴重。
在曆史上，有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互相争權奪利的結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亂逆行。
那些本來具有萬乘之尊的大國，發生弑君叛變而自據稱王的，都是當時那些高位重臣，所謂千乘之家做出來的絕事。
同樣地，那些千乘之家，被巨下叛變所謀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幹的事。
&rdquo &ldquo至于侵略吞并的思想，更是由于&lsquo權利欲&rsquo的驅使，所以目前萬乘之尊的大國，便想吞并千乘之邦。
那些千乘之國，便想吞并百乘之衆的小國，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說不夠多的。
原因在哪裡呢？都是為了急功圖利、争奪權利的結果。
如果不了解先行仁義，而隻求近利為前提，自然而然要變成非侵略他人、奪取别人的所有，就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rdquo &ldquo其實，真能實行仁義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
真有仁心的人，絕對不會有遺棄其近親的可能。
真有義氣的人，絕不會有背叛君上的可能。
所以我認為您&mdash&mdash惠王隻有推行仁義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舍大取小而隻顧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們根據《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繹它文字的内涵，略略加以說明，大緻就是這樣的對答。
當然，如果說是譯文，那便大有問題。
因為這樣的說法，與古文原文的簡練原意，也許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
不過，大意是不會太過差錯到哪裡去的。
而且這樣一來，把孟子對梁惠王的答話，看得很明白。
孟子并沒有太過迂腐古闆，隻一味地叫他行仁義，而不管梁惠王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
這樣孟子才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聖哲。
隻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與梁惠蘭急功近利的政見不能相合而已。
我們先要解決了這個問題，再來從兩方面看這一段對話，讨論他的内涵。
第一，是司馬遷的記載。
第二，是曆史的證驗。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司馬遷寫《孟子列傳》，是把孟子與荀卿的列傳合寫成篇的。
關于孟子傳記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段思想作重心來述說的。
如說： 孟轲，绉（鄒）人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剛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
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
齊威王、宣王用孫子（膑）、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天下方務于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列傳的記載，關于孟子的生平，隻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
有關孟子千秋事業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書，用不着司馬遷再來述說。
他在本傳裡，隻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點，是主張傳統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願講當時侵略吞并的不義之戰，也不願隻講霸術。
所以和梁惠王當然也談不攏，這是王道與霸業、聖賢與英雄分野的必然結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主要的對話，比較詳細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關梁惠王的一段記述裡，他說： 惠王數被于軍旅，卑禮厚币以招賢者。
驺衍、淳于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将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叟，不遠千裡，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國？ 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
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
上下争利，國則危矣。
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由于司馬遷寫《史記》，處理資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細地讀完全部《史記》，細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許多曆史哲學的重點被他的手法瞞過，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讀書所誤，而不知道司馬遷的微言重點所在了。
他寫孟子傳記，隻是述說孟子之所謂孟子的正面，等于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
但是對孟子的側影或背後的記錄，司馬遷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辭。
可是他把它插進魏世家當中去隐藏起來，要讀者自己慢慢去尋找、去體會。
他說梁惠王自從兵敗國破，遷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夠惡劣萬分。
但是他還想力圖振興，還肯&ldquo卑禮&rdquo&mdash&mdash很有禮貌地，&ldquo厚币&rdquo&mdash&mdash用很高的費用，邀請招待各國的名賢當顧問。
例如驺衍、淳于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請到大梁來了。
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心境非常惡劣，處境也很尴尬（如記載所說： &ldquo我（寡人）真不行！這多年來打了三次敗仗，我的兒子（太子申）被齊國俘虜了，我的得力上将也戰死了。
弄得國家非常空虛，實在羞對祖宗和國人，我對目前的局勢覺得太慚愧了。
&rdquo 他又對孟子說：&ldquo老先生，你不辭千裡的辛勞來到敝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
不知你将如何為我國謀利？&rdquo 孟子說：&ldquo惠王，你不可以這樣過于注重利益。
你做領一導一人的這麼重視利益，那些高級臣僚的卿大夫們，也就隻顧自己的利益。
等而下之，所有國民，就都争取自己的利益。
這樣子上下争利，你的國家就太危險了。
做一個領一導一人，隻要提倡仁義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講究什麼利呢？&rdquo 如果依照司馬遷這一段的記載，我們讀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極了！可愛可敬的孟夫子，講的道理是真對。
但是梁惠王這個時候，好像是百病叢生，垂死掙紮的危急。
你這包颠撲不破、千古真理的仁義藥劑，他實在無法吃下去，而且也緩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麼能聽得進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馬遷寫到這裡，誰是誰非，他卻不下定論&mdash&mdash實在也很難下定論。
因為千古的是非，本來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結論。
所以他不寫了，但是，他在《孟子列傳》裡，卻寫了一句&ldquo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多情。
&rdquo就這樣的輕輕帶過去了。
這是多麼有趣、多麼耐人尋味的手法！ 義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讨《孟子》本節的重點。
首先要了解，孟夫子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驺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阖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
他對那些隻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
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ldquo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rdquo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于那樣作。
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抱着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
他希望在那個隻講霸術、争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一導一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
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着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
此所謂&ldquo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rdquo，是乃聖人之用心也。
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ldquo仁義之道&rdquo的确是真正大利。
隻是人們都隻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
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梁）國的。
《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曆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
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于最好成就霸業。
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ldquo亦将有以利吾國乎？&rdquo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rdquo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
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
譬如對于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于魏國有什麼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
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于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複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隻要行仁義就好了。
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
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ldquo對我生财&rdquo的錢财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隻是經濟财政之利。
至于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
因此便把仁義之&ldquo利&rdquo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
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
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财，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裡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财，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系。
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于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緻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于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
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隻是狹義的利益。
第二是隻從古代一精一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隻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ldquo利&rdquo與&ldquo義&rdquo絕對地對立起來了。
其實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一江一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了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了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于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并不是那麼迂腐的了。
他并沒有否定利的價值。
他隻是擴大了利的内涵，擴大了利的效用。
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
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藝術、生活&hellip&hellip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
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
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
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
不是狹義的金錢财富的利，也不隻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
《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一交一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ldquo利&rdquo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ldquo不利&rdquo的，則有二十八處。
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ldquo利&rdquo為中心在讨論。
《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ldquo利用安身&rdquo四個字。
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兇，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
&ldquo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rdquo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
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
所以，積善是&ldquo利用安身&rdquo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
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ldquo利&rdquo的價值，那麼《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
但事實上并非如此。
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ldquo利&rdquo字，具有正确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第一，
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
非有仁賊，利在其中。
&rdquo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别人死，并不是心壞，并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家發财，也并不是心好，并不是好義。
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于為&ldquo利&rdquo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産生&ldquo利用安身&rdquo的功能效果，那麼它就具有&ldquo利用安身&rdquo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适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麼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蔔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ldquo吉。
兇、悔、吝&rdquo四種現象。
實際上就隻有吉兇兩端。
吉是好的；兇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困難。
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兇。
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兇兩端。
吉、兇怎麼來的？《易經·系傳》上說：&ldquo吉兇悔吝，生乎動者也。
&rdquo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兇、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兇，不是兇就是吉。
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别，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裡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
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動亂之中。
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内政外一交一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于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
玩弄仁義的權智 漢代桓譚《新論》說：&ldquo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rdquo指出上古時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這是最高的無為而為的境界。
到了後來五帝的時代，以德來治天下，這已經差了一層&mdash&mdash有為而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
等而下之三王用仁義，五霸用權智，可以說是每下愈況。
又《長短經》的《
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故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失。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
這是道家思想的論點。
這裡指出，仁義的确是一種好德行；但是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樣，變成一人們用來争權利的一種工具。
由此就可以了解道家的代表人物&mdash&mdash老子和莊子說的那些話。
老子曾說，道德頹落，才有禮義之說，他也經常說：&ldquo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rdquo當時老子對于仁義禮樂的道德觀念批評得很厲害。
莊子也曾說：&ldquo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
&rdquo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的征伐口号，大體上也都是标榜仁義，而實際上并不是真行仁義，隻是利用仁義的美名，以達到争權奪利之目的。
所以莊子說仁義隻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臨時寓所，一幢别墅，并不是自己久遠安身的家，隻可以偶爾住一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
意思就是說，仁義這種道德觀念，隻可以在道德極其衰微的時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長久地死用。
如果長久用下去，就會被壞人利用仁義之名，作為政治上争權奪利之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