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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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能将就，既挽不回時代，又自取其辱，結果既降志而又辱身。
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志是對自我人格而言。
孔子說，在這方面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
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
這個&ldquo中&rdquo是射箭射中了的&ldquo中&rdquo。
&ldquo中倫&rdquo就是中于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于中正的精神。
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隻能如此而已。
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裡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就隻好退出。
他們一輩子隐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
我們把&ldquo隐居放言&rdquo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隐居可以放言，這怎麼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就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于講話。
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隻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盡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面前都不要，舍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系，自己退隐了專門自修。
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隻好退隐了，不過退隐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隐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隐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
并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闆的目标，像上面提到這幾個著名隐士的作風。
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标準，守住那個格。
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ldquo君子不器&rdquo，也就是&ldquo用之則行，舍之則藏&rdquo的意思。
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一交一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ldquo聖之時者&rdquo。
他這個聖人與别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ldquo無可，無不可。
&rdquo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
&ldquo無可，無不可。
&rdquo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于是這一篇内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時衰鬼弄人 下面跟着就是講時代的混亂，由這一節就可見當時春秋戰國，尤其在魯國，傳統文化的衰退，結果知識分子統統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師摯适齊，亞飯幹适楚，三飯缭适蔡，四飯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在這裡孔子提出當時的魯國，這班人都散了。
魯國是周公之後，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開創人，所以中國上古一直到周代的傳統文化，比較能夠保存的，是在魯國，而到孔子這個時代衰敗了，人才都散了。
當時的文化，重點在禮樂，那個時代管樂的，不是現代一樣的音樂專家，以現代語彙說，都是高深的哲學思想家而兼禮樂方面的事，可是當時這一班人都散掉了。
管樂的大師摯，&ldquo大師&rdquo是官名，勉強等于現代的部長階級，&ldquo摯&rdquo是人名，這個人離開自己的魯國，到齊國去隐掉了（并不是去就更好的職位）。
亞飯幹，這裡的&ldquo飯&rdquo字等于是管樂的官階官名，亞飯等于副首長，幹這個人到楚國去了。
三飯缭到蔡國去了。
四飯缺到秦國去了。
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國古代音樂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揮手，很難的，那個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内（黃河上遊）一帶去了。
搖撥浪鼓的武，過了漢水到了長一江一一帶。
少師，即大師的副手名叫陽的這個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
這一篇簡單的述說就是這樣記載這幾個人的行蹤。
單獨看這一段記載，沒有什麼道理，好像毫不相幹的，但這說明一個國家社會，在變亂的時代，真正憂時匡世的人才離散，無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隐散夥了。
真正有學問，想為國家天下貢獻能力的人，無能為力，灰心地，都逃避現實而東零西散，人才一去，這個社會、政治的結構、社會的形态就成了大問題。
透過這一段，我們要了解它的精神，等于領導一個單位，發現了好幾個人才，薪水不足以養廉，或者某一環境困擾他，他們就散掉了，一個人唱獨腳戲，就唱不起來。
整個曆史時代的光輝或黯淡，都是人的問題。
不管制度如何好，還是要靠人來執行，沒有人才就完了。
所以這段要與前後文連起來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來。
把這段文章圈斷，那是後來宋明儒生們幹的事，如照他們圈斷的來讀，這一段記載，孤零零擺在這裡，就毫無意義，就好比王安石罵《春秋》這本書是流水帳一樣，沒有什麼道理，但連起來看，這本帳大有文章，由此可知當時的時代曆史之嚴重，時代要變亂，人才都離散了。
由此再把下面兩節連起來，作為本篇的結論。
周公遺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
我們再強調要連起來看，就看出了《論語》的道理，指導我們的方針。
上面講了當時文化集中地的魯國，到了孔子時代已經開始衰微了，老成凋謝，人材星散。
這裡又推溯記載魯國開國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訴他的兒子魯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魯國），一個領導的人，不管是個人作人，或者擴充到政治上，總之，為天下國家社會，要沒有私心，好處先不要想給自己的親信，要大公無私。
這是第一點。
不要使自己提拔起來的幹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幹部心裡不以為然的怨怼，感到不過以他來擺位置、作傀儡，并不是真正要他做事。
大臣如不以領一導一人的做法為然，又不好明說，就會變成一屍一位素餐，應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見也沒用，這樣就很危險，這是第二點。
再其次：&ldquo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rdquo這是說明中國古代文化的念舊精神，共同創業有功的人，這些故舊，到了年紀已大，應該退休時，雖然頭腦差些，沒有用了，但當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他們沒有太重大的錯誤，不要随便舍棄不用。
中國文化所講的人倫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愛人。
因此對于故舊，雖然老了，但他年輕時還是有用的，出過力，甚至可能在其間還幾乎連命都賠上，今日老了還算是幸運的，所以周公說對于這種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錯誤，否則不能無故丢棄他們。
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這是念舊、愛人。
對朋友當然如此，對于老朋友，如果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活着已經沒有幾次好見面了。
見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抛棄這分友情。
這是第三點。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一個做領一導一人的，不可要求幹部是全才。
人常常容易犯這種錯誤，希望幹部又能幹，又沒有缺點。
這是萬難做到的。
還有一個常犯的毛病，對于一個能幹的幹部，任何事都一交一給他辦，結果常常使這個能幹的幹部受不了，因為他到底是人，不是鐵打的。
這就是說無求備于人。
再說，人都有長處，有缺點，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尤其是共同創業的幹部，又能為你打天下，又能為你守成，同時又是聖人，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交一朋友，做領一導一人，不要對人責備求全。
這四點是周公吩咐他的兒子&mdash&mdash魯國的國君，為領袖者的重要原則。
因此，把這段放在本篇這個地方，編得太好了。
上面講了許多人生态度與孔子對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隐之士。
如《孔子家語》記載所罵孔子的&ldquo如喪家之狗&rdquo，像條野狗一樣，到處亂跑。
形成兩個目标完全不同的相對類型。
因此就可以看出一個道理：很多隐逸的人是被環境逼走的，這就關系到政治上作領一導一人的問題了。
孔子經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濟濟作一小結。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周朝的興起來，除了主要的姜太公、周公以外，還有重要的幹部，就是這八個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後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礎，并不簡單，全是靠人才濟濟，同心協力所緻。
對這八個人的曆史，我們保存的資料不太多，暫且到此打住。
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志是對自我人格而言。
孔子說，在這方面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
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
這個&ldquo中&rdquo是射箭射中了的&ldquo中&rdquo。
&ldquo中倫&rdquo就是中于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于中正的精神。
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隻能如此而已。
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裡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就隻好退出。
他們一輩子隐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
我們把&ldquo隐居放言&rdquo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隐居可以放言，這怎麼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就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于講話。
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隻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盡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面前都不要，舍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系，自己退隐了專門自修。
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隻好退隐了，不過退隐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隐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隐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
并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闆的目标，像上面提到這幾個著名隐士的作風。
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标準，守住那個格。
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ldquo君子不器&rdquo，也就是&ldquo用之則行，舍之則藏&rdquo的意思。
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一交一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ldquo聖之時者&rdquo。
他這個聖人與别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ldquo無可，無不可。
&rdquo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
&ldquo無可，無不可。
&rdquo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于是這一篇内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時衰鬼弄人 下面跟着就是講時代的混亂，由這一節就可見當時春秋戰國，尤其在魯國，傳統文化的衰退，結果知識分子統統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師摯适齊，亞飯幹适楚，三飯缭适蔡，四飯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在這裡孔子提出當時的魯國，這班人都散了。
魯國是周公之後，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開創人，所以中國上古一直到周代的傳統文化，比較能夠保存的，是在魯國，而到孔子這個時代衰敗了，人才都散了。
當時的文化，重點在禮樂，那個時代管樂的，不是現代一樣的音樂專家，以現代語彙說，都是高深的哲學思想家而兼禮樂方面的事，可是當時這一班人都散掉了。
管樂的大師摯，&ldquo大師&rdquo是官名，勉強等于現代的部長階級，&ldquo摯&rdquo是人名，這個人離開自己的魯國，到齊國去隐掉了（并不是去就更好的職位）。
亞飯幹，這裡的&ldquo飯&rdquo字等于是管樂的官階官名，亞飯等于副首長，幹這個人到楚國去了。
三飯缭到蔡國去了。
四飯缺到秦國去了。
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國古代音樂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揮手，很難的，那個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内（黃河上遊）一帶去了。
搖撥浪鼓的武，過了漢水到了長一江一一帶。
少師，即大師的副手名叫陽的這個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
這一篇簡單的述說就是這樣記載這幾個人的行蹤。
單獨看這一段記載，沒有什麼道理，好像毫不相幹的，但這說明一個國家社會，在變亂的時代，真正憂時匡世的人才離散，無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隐散夥了。
真正有學問，想為國家天下貢獻能力的人，無能為力，灰心地，都逃避現實而東零西散，人才一去，這個社會、政治的結構、社會的形态就成了大問題。
透過這一段，我們要了解它的精神，等于領導一個單位，發現了好幾個人才，薪水不足以養廉，或者某一環境困擾他，他們就散掉了，一個人唱獨腳戲，就唱不起來。
整個曆史時代的光輝或黯淡，都是人的問題。
不管制度如何好，還是要靠人來執行，沒有人才就完了。
所以這段要與前後文連起來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來。
把這段文章圈斷，那是後來宋明儒生們幹的事，如照他們圈斷的來讀，這一段記載，孤零零擺在這裡，就毫無意義，就好比王安石罵《春秋》這本書是流水帳一樣，沒有什麼道理，但連起來看，這本帳大有文章，由此可知當時的時代曆史之嚴重，時代要變亂，人才都離散了。
由此再把下面兩節連起來，作為本篇的結論。
周公遺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
我們再強調要連起來看，就看出了《論語》的道理，指導我們的方針。
上面講了當時文化集中地的魯國，到了孔子時代已經開始衰微了，老成凋謝，人材星散。
這裡又推溯記載魯國開國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訴他的兒子魯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魯國），一個領導的人，不管是個人作人，或者擴充到政治上，總之，為天下國家社會，要沒有私心，好處先不要想給自己的親信，要大公無私。
這是第一點。
不要使自己提拔起來的幹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幹部心裡不以為然的怨怼，感到不過以他來擺位置、作傀儡，并不是真正要他做事。
大臣如不以領一導一人的做法為然，又不好明說，就會變成一屍一位素餐，應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見也沒用，這樣就很危險，這是第二點。
再其次：&ldquo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rdquo這是說明中國古代文化的念舊精神，共同創業有功的人，這些故舊，到了年紀已大，應該退休時，雖然頭腦差些，沒有用了，但當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他們沒有太重大的錯誤，不要随便舍棄不用。
中國文化所講的人倫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愛人。
因此對于故舊，雖然老了，但他年輕時還是有用的，出過力，甚至可能在其間還幾乎連命都賠上，今日老了還算是幸運的，所以周公說對于這種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錯誤，否則不能無故丢棄他們。
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這是念舊、愛人。
對朋友當然如此，對于老朋友，如果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活着已經沒有幾次好見面了。
見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抛棄這分友情。
這是第三點。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一個做領一導一人的，不可要求幹部是全才。
人常常容易犯這種錯誤，希望幹部又能幹，又沒有缺點。
這是萬難做到的。
還有一個常犯的毛病，對于一個能幹的幹部，任何事都一交一給他辦，結果常常使這個能幹的幹部受不了，因為他到底是人，不是鐵打的。
這就是說無求備于人。
再說，人都有長處，有缺點，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尤其是共同創業的幹部，又能為你打天下，又能為你守成，同時又是聖人，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交一朋友，做領一導一人，不要對人責備求全。
這四點是周公吩咐他的兒子&mdash&mdash魯國的國君，為領袖者的重要原則。
因此，把這段放在本篇這個地方，編得太好了。
上面講了許多人生态度與孔子對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隐之士。
如《
形成兩個目标完全不同的相對類型。
因此就可以看出一個道理：很多隐逸的人是被環境逼走的，這就關系到政治上作領一導一人的問題了。
孔子經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濟濟作一小結。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周朝的興起來，除了主要的姜太公、周公以外，還有重要的幹部，就是這八個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後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礎，并不簡單，全是靠人才濟濟，同心協力所緻。
對這八個人的曆史，我們保存的資料不太多，暫且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