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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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錢，放到我的口袋裡來。
讀了幾年經濟學，不如這句話實在、實用、有道理。
好逸惡勞是人的常情，要使有錢的人，把錢花到南京來，當然最好就是發展娛樂。
曾國藩不但第一步恢複了秦淮河的遊樂事業，而且像他生活那樣嚴肅的人，為了繁榮地方，聽部下的建議，自己還到秦淮河去逛逛，以示提倡。
曾國藩還遇上幾個名妓，其中一個死了，曾國藩送了一副挽幛，題道&ldquo未免有情&rdquo。
更相傳其中有一個妓一女，藝名少如，也頗有文才，要求曾國藩送他一副對子。
曾老先生打算用她的藝名&ldquo少如&rdquo這兩字嵌到聯中，先寫上聯：&ldquo得少住時且少住&rdquo，意思是能偷閑在這裡休息片刻就休息片刻。
因為要考這女孩子的文才到底怎樣，便要她自對下聯，不料這女孩很調皮，開了曾國藩一個大玩笑，提起筆來寫道：&ldquo要如何處便如何&rdquo。
這隻是相傳的故事，并不完全可靠。
但曾國藩為了使南京地方的經濟複蘇，先恢複秦淮河的繁榮，這是一個史實。
然後就是管子的政治道理：&ldquo倉廪實然後知榮辱，衣食足然後禮義興。
&rdquo最後是文化教育，真正的文化教育。
古代中國政治，為王道的道德政治；後來講事功，是來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
王道政治的代表，在三代以下是周朝。
經過好幾百年，祖孫幾代的努力，他的文化風氣才養成。
所以周朝的政權，在中國曆史上，就有那麼久遠，乃至變成中國文化的淵源。
這就是所謂&ldquo善人為邦百年&rdquo，急進是不行的。
一個理想的政治風氣，最後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不是簡單的。
但這種不以事功取勝，以道德為先，才可勝殘止殺，化解人們彼此鬥争、仇恨、殘殺的心理。
但是一個社會、國家，要達到這個程度，必須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時間内完成，要經過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
孔子年紀大了以後，有了豐富的經驗，所以這兩句，說得非常切實。
換句話說，文化曆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起碼要百把年，好幾代才能做到。
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沒有好的結果。
因此接下來說： 仁德須加累積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對于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這裡，再作一個原則性的定論。
他說要實行王道的仁政，親眼看見成功，是很難做得到的。
必須要加以時間的培養，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會基礎，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後才能&ldquo世而後仁&rdquo。
我們看曆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個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開國以來百把年的根基才行。
從近代史來說，就看清朝一代，他們由孤兒寡一婦帶了三百萬人入關，統治了四萬萬人，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來的努力，才開始有真正的安定。
像&ldquo春滿乾坤福滿門&rdquo，描寫當時國家、社會的安定現象，實在也是得來不易的。
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開始變了，馬上又走下坡。
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甚至漢代，都是如此。
每個朝代開始，社會在大變亂之後，真正過安定生活走上軌道，大體上都要百年的時間。
當然恢複很容易，長治久安比較難。
我們如果能避免戰争，二、三十年中不打仗，馬上就可恢複了。
所以那年去日本開中日文化會議，我曾面對他們的國會議員、大學校長、教授們說：&ldquo我到了日本，看見東京的繁榮，日本朋友問我有什麼感想。
我說：&lsquo這并沒有什麼稀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安定下來，二十年時間，誰都做得到。
但你們日本人要知道，日本今日的繁榮，是中國人三千萬軍民的血汗所施予的。
我說世界上兩件東西最可怕：一是刀，一是錢。
過去你們軍國主義，把刀磨快了想統治全世界，後果怎樣你們已經知道了。
現在你們有了錢了，又想買通世界，這種思想将來所得的後果，一樣可怕&hellip&hellip&rsquo&rdquo 閑話少說，再回到正題，我們要注意&ldquo必世而後仁&rdquo這句話，經過一世，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
例如一個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孩子，希望後代優秀，也要&ldquo必世而後仁&rdquo。
培養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兒女有所成，還不大可靠；兒女如果照你的教育，再教育下去，到孫子這一代，才有希望。
相反的&ldquo世而後敗&rdquo，試看社會上富豪之家，也幾乎沒有超過三代的殊榮。
做父母的很辛苦，白手成家；第二代做兒子的雖然不太過分，總比老子會花錢；到孫子一代出手可大了，完全是纨绔子弟的作風，甚至有些馬上敗掉了；因此又輪到第四代曾孫在鬧窮。
窮了又再儉省成家，如此循環往複，永遠像一個輪子在轉。
這裡又順便講一個故事。
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國犯了死罪。
因為楚王有信任的大臣莊生與陶朱公很有一交一情，于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寫信給他，把兒子救出來。
陶朱公打算叫第三個兒子帶黃金千斤，連同信件去見莊生，相信不會有問題。
可是長子不肯，因為宗法社會的長子，有特别的地位，有責任與權力，所以争着要去。
但陶朱公不答應，他說如果長子去送這封信，一定是把老二的一屍一體運回來，不是把人救回來。
可是長子硬吵着要去，太太不懂事，幫長子說話。
陶朱公被吵得沒辦法，于是就讓長子去了。
不過同時吩咐太太準備好次子的喪葬事宜。
長子到了楚國見到了莊生，一交一上了書信和黃金。
莊生因為是陶朱公的事情，不能不辦。
适逢這年楚國有災，古代相信天象，每逢天災，國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
于是莊生去見楚王，建議大赦，楚王接受了他這項建議。
但這個消息洩漏出來了，被陶朱公的長子聽到，他就後悔老二的事用不着托莊生，大赦一定會放出來的，千斤黃金白送了，心裡舍不得。
殊不知這次大赦，正是莊生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來的辦法。
所以又去看莊生，提起大赦的事。
莊生當然很聰明，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就寫了一封回信，将千斤黃金退回。
對他說你弟弟的事剛好遇到大赦，用不着我幫忙，我可以不管了。
然後莊生連夜進宮再見楚王，請求慢一點發布大赦令。
他報告楚王，在大赦令的範圍中，有一個死犯是陶朱公的兒子，如果不把他先正法，别人還誤會我莊生貪一污，誤會你楚王不公平。
于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殺了，翌日再頒大赦令。
陶朱公的長子隻好把弟弟的一屍一首運回，家裡卻已布置好了靈堂。
陶朱公的家人問他，為什麼事先會知道這樣的結果？陶朱公說，我們白手成家，大兒子跟着吃苦出身，對錢看得太重，豈肯輕易花用。
而這位老友最清貧，絕對不會受賄賂，我送給他錢是私人感情，他才肯受用。
而我們的三子，出生時家裡就很有錢，他花錢花慣，送了千斤黃金，絕不會心痛，也絕不會再去問的。
我所以斷定，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一屍一首運回來。
這則故事的内涵，可以從多方面去體會，涉及到個人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心理學、家庭教育心理學等等。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的兒女，再好也有問題存在；主要的，他們在此時此地長大，安安定定，由小學讀到大學，父兄盡管窮，他們的學費和零用錢總有得用的，他們哪裡真能曉得世事艱難？所以說要在痛苦的環境中施予教育，像訓練國家的軍人一樣，必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社會、國家、民族的重要，将來也許他會有遠大的成就。
由此理擴而充之，講到國家天下，使它合于王道仁政的原則，&ldquo必世而後仁&rdquo，這是不易的定論。
正己而後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這是中國政治思想重點所在，也是孔子所說名言&mdash&mdash&ldquo政者正也&rdquo的引申。
主要是要求于領一導一人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中有一句&ldquo《春秋》責備賢者&rdquo的慣用語。
這是說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為了時代的衰頹，社會風氣的敗壞，盡他對于曆史的責任。
他并不苛責一般人，因一般人一大都是盲從的，聽命的；他責備的是領導者，當權者，或者有道德學問而負這種責任的賢者。
倘使這些人搞錯了方向，會導緻曆史的重大罪過，因此《春秋》以中正責備賢者。
《論語》中這裡的觀念也是如此，解釋為政的道理在于先求自正，後來曾子《大學》的正心誠意等一系列思想，也是孔子這一觀念的引申、演繹。
到了宋代，真德秀著《大學衍義》、《心經》（儒家的心經）、《政經》等書，就是強調這個重心給帝王和領導者看的，所以唐代以後，用《大學》、《中庸》的正心誠意思想，作為領一導一人必然的修養，也是根據孔子這裡的思想。
這裡在文字上的解釋很簡單，政就是正，&ldquo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rdquo這句話譯成現在的白話文就是：假如本身公正，去從政，不必講，當然是好的。
&ldquo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rdquo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
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樣，那怎麼可以輔正别人呢？ 下面跟着這一政治原理，描說一則冉有的故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這一段記載很妙，也是孔子的幽默處。
孔子學生冉有，當時在魯國的權臣季家做事，職位很重要。
在魯國的曆史上，季家當時很糟糕，想争奪政權，不臣的迹象都顯露出來了。
在上論《八佾篇》中就曾記載，季氏旅于泰山，孔子曾找冉有，問他能不能想辦法救季家，糾正他的思想。
冉有說不能，可是冉有還在季家做事，有一天冉有退朝後，見到了孔子。
（中國古代都在朝上處理公文，也等于是現代每天的朝會，讨論政治，處理公事。
） 說到這裡，我們有許多感慨。
現在大家都覺得每天的會議太多，頭大得很，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過渡時期的現象。
時代不同，社會結構、人事變化古今大不相同。
古代官制人事比現在少得多。
就清代而言，康熙年間，全國上下二十餘省，從中央到地方的正式朝廷官員，隻有二萬五千多人。
就此人數，辦理約四萬萬人的政治事務。
當然，我們看到清末的政治非常腐敗，但是在腐敗中間，也有一點值得注意，就說那時腐敗衙門的師爺們，每天上班，大多已在下午兩三點鐘，吃過午飯，睡好午覺，鴉片煙抽足以後才上班。
可是他們今日事今日了，難得有拖到好多天才辦的。
難道說這是制度問題？實在難以下一評斷！ 再看古代，皇帝都是早朝，非常辛苦。
就以清朝的皇帝而論，承繼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正面，專權到了極點，事無巨細都要過問，以緻皇帝從來不能睡得舒服。
淩晨四五點鐘就要起床，如果貪睡起不來，就有一個老太監跪下來叫；如果叫不起來，就由另一太監，打一銅盆熱水，絞一條熱熱的面巾，覆到仍在睡夢中的皇帝臉上，替他擦一把臉，硬把他拖起來，替他穿上龍袍，拉着去主持早朝。
吃飯也沒有人陪，孤家寡人一個人吃。
清代先祖的法制：不能由皇後陪，最多下命令找一個喜歡的妃子陪他吃。
人到了這個地步，權力固然可愛，可是有許多事情，就沒有味道了。
我們順便講到這些，是要注意早朝制度。
閑話一句 幾千年來，一切國家大事，都決定在早上，乃至個人的處理政事，也是如此。
如曾國藩當年理政，就不大開會，而是找部屬們一起吃早飯。
有一個人不到齊，他就不動筷子，利用吃早飯的時間，讨論了事情。
所以對于過去的早朝和現在的會議，我們可以好好對比研究一下，對于自己國家将來制度的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一點。
這裡是說，一天冉有退朝回來，孔子問他為什麼今天回來這麼遲？冉有告訴孔子，因為有政務須要商量。
孔子說，我清楚得很，看起來好像是國家的大事，雖然我沒有參加，不過就好像親自聽見一樣。
孔子這個話非常幽默，想來，他說此話時，一定作了一個幽默的微笑，等于打冉有一棒。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ldquo為君難，為臣不易。
&rdquo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ldquo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rdquo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魯定公一天問孔子，他說一般人都說，不要随便說話，尤其是從政的人，在上面領導的人，隻要一句話，就可以&ldquo興邦&rdquo，有這個道理嗎？孔子說，話并不是那樣說法。
&ldquo一言而可以興邦&rdquo，這句話是一個原則，譬如說有一句一般人都知道的話&ldquo為君難，為臣不易。
&rdquo這不就是一句話嗎？做領一導一人困難，做幹部也不容易。
這也就是孔子的機會教育，他對自己的國君，不好意思直接教訓。
可是趁這個機會，舉出這句話來作例子，無形中教育了他。
讀了幾年經濟學，不如這句話實在、實用、有道理。
好逸惡勞是人的常情，要使有錢的人，把錢花到南京來，當然最好就是發展娛樂。
曾國藩不但第一步恢複了秦淮河的遊樂事業，而且像他生活那樣嚴肅的人，為了繁榮地方，聽部下的建議，自己還到秦淮河去逛逛，以示提倡。
曾國藩還遇上幾個名妓，其中一個死了，曾國藩送了一副挽幛，題道&ldquo未免有情&rdquo。
更相傳其中有一個妓一女，藝名少如，也頗有文才，要求曾國藩送他一副對子。
曾老先生打算用她的藝名&ldquo少如&rdquo這兩字嵌到聯中，先寫上聯：&ldquo得少住時且少住&rdquo，意思是能偷閑在這裡休息片刻就休息片刻。
因為要考這女孩子的文才到底怎樣，便要她自對下聯，不料這女孩很調皮，開了曾國藩一個大玩笑，提起筆來寫道：&ldquo要如何處便如何&rdquo。
這隻是相傳的故事，并不完全可靠。
但曾國藩為了使南京地方的經濟複蘇，先恢複秦淮河的繁榮，這是一個史實。
然後就是
&rdquo最後是文化教育，真正的文化教育。
古代中國政治，為王道的道德政治；後來講事功，是來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
王道政治的代表，在三代以下是周朝。
經過好幾百年，祖孫幾代的努力，他的文化風氣才養成。
所以周朝的政權，在中國曆史上，就有那麼久遠，乃至變成中國文化的淵源。
這就是所謂&ldquo善人為邦百年&rdquo，急進是不行的。
一個理想的政治風氣，最後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不是簡單的。
但這種不以事功取勝，以道德為先，才可勝殘止殺，化解人們彼此鬥争、仇恨、殘殺的心理。
但是一個社會、國家，要達到這個程度，必須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時間内完成，要經過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
孔子年紀大了以後，有了豐富的經驗，所以這兩句，說得非常切實。
換句話說，文化曆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起碼要百把年，好幾代才能做到。
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沒有好的結果。
因此接下來說： 仁德須加累積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對于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這裡，再作一個原則性的定論。
他說要實行王道的仁政，親眼看見成功，是很難做得到的。
必須要加以時間的培養，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會基礎，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後才能&ldquo世而後仁&rdquo。
我們看曆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個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開國以來百把年的根基才行。
從近代史來說，就看清朝一代，他們由孤兒寡一婦帶了三百萬人入關，統治了四萬萬人，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來的努力，才開始有真正的安定。
像&ldquo春滿乾坤福滿門&rdquo，描寫當時國家、社會的安定現象，實在也是得來不易的。
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開始變了，馬上又走下坡。
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甚至漢代，都是如此。
每個朝代開始，社會在大變亂之後，真正過安定生活走上軌道，大體上都要百年的時間。
當然恢複很容易，長治久安比較難。
我們如果能避免戰争，二、三十年中不打仗，馬上就可恢複了。
所以那年去日本開中日文化會議，我曾面對他們的國會議員、大學校長、教授們說：&ldquo我到了日本，看見東京的繁榮，日本朋友問我有什麼感想。
我說：&lsquo這并沒有什麼稀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安定下來，二十年時間，誰都做得到。
但你們日本人要知道，日本今日的繁榮，是中國人三千萬軍民的血汗所施予的。
我說世界上兩件東西最可怕：一是刀，一是錢。
過去你們軍國主義，把刀磨快了想統治全世界，後果怎樣你們已經知道了。
現在你們有了錢了，又想買通世界，這種思想将來所得的後果，一樣可怕&hellip&hellip&rsquo&rdquo 閑話少說，再回到正題，我們要注意&ldquo必世而後仁&rdquo這句話，經過一世，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
例如一個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孩子，希望後代優秀，也要&ldquo必世而後仁&rdquo。
培養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兒女有所成，還不大可靠；兒女如果照你的教育，再教育下去，到孫子這一代，才有希望。
相反的&ldquo世而後敗&rdquo，試看社會上富豪之家，也幾乎沒有超過三代的殊榮。
做父母的很辛苦，白手成家；第二代做兒子的雖然不太過分，總比老子會花錢；到孫子一代出手可大了，完全是纨绔子弟的作風，甚至有些馬上敗掉了；因此又輪到第四代曾孫在鬧窮。
窮了又再儉省成家，如此循環往複，永遠像一個輪子在轉。
這裡又順便講一個故事。
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國犯了死罪。
因為楚王有信任的大臣莊生與陶朱公很有一交一情，于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寫信給他，把兒子救出來。
陶朱公打算叫第三個兒子帶黃金千斤，連同信件去見莊生，相信不會有問題。
可是長子不肯，因為宗法社會的長子，有特别的地位，有責任與權力，所以争着要去。
但陶朱公不答應，他說如果長子去送這封信，一定是把老二的一屍一體運回來，不是把人救回來。
可是長子硬吵着要去，太太不懂事，幫長子說話。
陶朱公被吵得沒辦法，于是就讓長子去了。
不過同時吩咐太太準備好次子的喪葬事宜。
長子到了楚國見到了莊生，一交一上了書信和黃金。
莊生因為是陶朱公的事情，不能不辦。
适逢這年楚國有災，古代相信天象，每逢天災，國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
于是莊生去見楚王，建議大赦，楚王接受了他這項建議。
但這個消息洩漏出來了，被陶朱公的長子聽到，他就後悔老二的事用不着托莊生，大赦一定會放出來的，千斤黃金白送了，心裡舍不得。
殊不知這次大赦，正是莊生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來的辦法。
所以又去看莊生，提起大赦的事。
莊生當然很聰明，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就寫了一封回信，将千斤黃金退回。
對他說你弟弟的事剛好遇到大赦，用不着我幫忙，我可以不管了。
然後莊生連夜進宮再見楚王，請求慢一點發布大赦令。
他報告楚王，在大赦令的範圍中，有一個死犯是陶朱公的兒子，如果不把他先正法，别人還誤會我莊生貪一污，誤會你楚王不公平。
于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殺了，翌日再頒大赦令。
陶朱公的長子隻好把弟弟的一屍一首運回，家裡卻已布置好了靈堂。
陶朱公的家人問他，為什麼事先會知道這樣的結果？陶朱公說，我們白手成家，大兒子跟着吃苦出身，對錢看得太重，豈肯輕易花用。
而這位老友最清貧，絕對不會受賄賂，我送給他錢是私人感情，他才肯受用。
而我們的三子，出生時家裡就很有錢，他花錢花慣，送了千斤黃金，絕不會心痛，也絕不會再去問的。
我所以斷定，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一屍一首運回來。
這則故事的内涵，可以從多方面去體會，涉及到個人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心理學、家庭教育心理學等等。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的兒女，再好也有問題存在；主要的，他們在此時此地長大，安安定定，由小學讀到大學，父兄盡管窮，他們的學費和零用錢總有得用的，他們哪裡真能曉得世事艱難？所以說要在痛苦的環境中施予教育，像訓練國家的軍人一樣，必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社會、國家、民族的重要，将來也許他會有遠大的成就。
由此理擴而充之，講到國家天下，使它合于王道仁政的原則，&ldquo必世而後仁&rdquo，這是不易的定論。
正己而後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這是中國政治思想重點所在，也是孔子所說名言&mdash&mdash&ldquo政者正也&rdquo的引申。
主要是要求于領一導一人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中有一句&ldquo《春秋》責備賢者&rdquo的慣用語。
這是說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為了時代的衰頹，社會風氣的敗壞，盡他對于曆史的責任。
他并不苛責一般人，因一般人一大都是盲從的，聽命的；他責備的是領導者，當權者，或者有道德學問而負這種責任的賢者。
倘使這些人搞錯了方向，會導緻曆史的重大罪過，因此《春秋》以中正責備賢者。
《論語》中這裡的觀念也是如此，解釋為政的道理在于先求自正，後來曾子《大學》的正心誠意等一系列思想，也是孔子這一觀念的引申、演繹。
到了宋代，真德秀著《大學衍義》、《
這裡在文字上的解釋很簡單，政就是正，&ldquo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rdquo這句話譯成現在的白話文就是：假如本身公正，去從政，不必講，當然是好的。
&ldquo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rdquo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
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樣，那怎麼可以輔正别人呢？ 下面跟着這一政治原理，描說一則冉有的故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這一段記載很妙，也是孔子的幽默處。
孔子學生冉有，當時在魯國的權臣季家做事，職位很重要。
在魯國的曆史上，季家當時很糟糕，想争奪政權，不臣的迹象都顯露出來了。
在上論《八佾篇》中就曾記載，季氏旅于泰山，孔子曾找冉有，問他能不能想辦法救季家，糾正他的思想。
冉有說不能，可是冉有還在季家做事，有一天冉有退朝後，見到了孔子。
（中國古代都在朝上處理公文，也等于是現代每天的朝會，讨論政治，處理公事。
） 說到這裡，我們有許多感慨。
現在大家都覺得每天的會議太多，頭大得很，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過渡時期的現象。
時代不同，社會結構、人事變化古今大不相同。
古代官制人事比現在少得多。
就清代而言，康熙年間，全國上下二十餘省，從中央到地方的正式朝廷官員，隻有二萬五千多人。
就此人數，辦理約四萬萬人的政治事務。
當然，我們看到清末的政治非常腐敗，但是在腐敗中間，也有一點值得注意，就說那時腐敗衙門的師爺們，每天上班，大多已在下午兩三點鐘，吃過午飯，睡好午覺，鴉片煙抽足以後才上班。
可是他們今日事今日了，難得有拖到好多天才辦的。
難道說這是制度問題？實在難以下一評斷！ 再看古代，皇帝都是早朝，非常辛苦。
就以清朝的皇帝而論，承繼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正面，專權到了極點，事無巨細都要過問，以緻皇帝從來不能睡得舒服。
淩晨四五點鐘就要起床，如果貪睡起不來，就有一個老太監跪下來叫；如果叫不起來，就由另一太監，打一銅盆熱水，絞一條熱熱的面巾，覆到仍在睡夢中的皇帝臉上，替他擦一把臉，硬把他拖起來，替他穿上龍袍，拉着去主持早朝。
吃飯也沒有人陪，孤家寡人一個人吃。
清代先祖的法制：不能由皇後陪，最多下命令找一個喜歡的妃子陪他吃。
人到了這個地步，權力固然可愛，可是有許多事情，就沒有味道了。
我們順便講到這些，是要注意早朝制度。
閑話一句 幾千年來，一切國家大事，都決定在早上，乃至個人的處理政事，也是如此。
如曾國藩當年理政，就不大開會，而是找部屬們一起吃早飯。
有一個人不到齊，他就不動筷子，利用吃早飯的時間，讨論了事情。
所以對于過去的早朝和現在的會議，我們可以好好對比研究一下，對于自己國家将來制度的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一點。
這裡是說，一天冉有退朝回來，孔子問他為什麼今天回來這麼遲？冉有告訴孔子，因為有政務須要商量。
孔子說，我清楚得很，看起來好像是國家的大事，雖然我沒有參加，不過就好像親自聽見一樣。
孔子這個話非常幽默，想來，他說此話時，一定作了一個幽默的微笑，等于打冉有一棒。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ldquo為君難，為臣不易。
&rdquo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ldquo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rdquo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魯定公一天問孔子，他說一般人都說，不要随便說話，尤其是從政的人，在上面領導的人，隻要一句話，就可以&ldquo興邦&rdquo，有這個道理嗎？孔子說，話并不是那樣說法。
&ldquo一言而可以興邦&rdquo，這句話是一個原則，譬如說有一句一般人都知道的話&ldquo為君難，為臣不易。
&rdquo這不就是一句話嗎？做領一導一人困難，做幹部也不容易。
這也就是孔子的機會教育，他對自己的國君，不好意思直接教訓。
可是趁這個機會，舉出這句話來作例子，無形中教育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