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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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始終，絲毫不差，比隗炤能預測到将有姓龔的使者來訪，還要高明。
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
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
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複多次與諸儒研讨，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裡面包含的旨意。
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
推究占蔔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
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打開這個疑團哪。
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你忽然下顧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種曆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着作一次探索，庶幾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
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
那裡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
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将坍塌。
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
‘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鐘山的。
‘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
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
‘浃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為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浃辰交’。
‘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萬數。
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為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
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
這裡所說的隻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交’；按日算則是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
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據曆法計算，沒有什麼差錯。
所說的年和月日，隻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
當初蔔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
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
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别人。
如有收獲可及時告訴我。
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
鄭欽悅啟。
”據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
當時宗人李巽為戶部郎中，在南宮閑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阙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于術數研究精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
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
你知道嗎？”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麼來證實呢？”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為太常，大同四年，在鐘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
那上面文字隐秘難懂，到處求教于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
于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兒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于通曉它的人。
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麼遺憾的了。
’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
當他了解到鄭欽悅的名氣後，就把先祖的意願告訴了他。
鄭欽悅說：‘你應當抄錄下來給我看看。
我好試着研琢它。
’任升之便将銘文抄與他。
此時正巧鄭欽悅奉朝命出使，剛剛從長樂驿騎馬出發，便得到銘文而對它進行解釋。
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裡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奧秘。
所以他在信中寫道，‘據鞍運思，頗有所得，’這不是件奇事嗎？”辛未年，李吉甫轉任部員外郎。
而鄭欽悅的兒子鄭克鈞，也由京兆府司錄調任司門員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說的話去問他，雖然符合事實，但鄭克鈞自己卻說丢失了那封信的草稿。
每每想那銘文的玄奧至深而又見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覺得非常婉惜。
壬申年，李吉甫被貶為明州長史。
在海島之中，有一個隐士姓張，名叫玄陽，因為他明白《易經》，為州将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閣内。
因他講解《周易》蔔筮之事，便把鄭欽悅的書信給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興得到這封信，高興得超過得到寶物。
于是立刻将它編成冊，又為它寫文章論述道：“一堆黃土，沒有情。
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現象。
而深明象數的人，把這偶然發生的事判定在十八萬六千四百天之前。
何況是在理亂的時運，而又艱難困厄之時，聖與賢不能相遇，君與臣偶然相合。
就像姜子牙得到騰達而被稱作尚父。
孔子沒有鳳車卻周遊列國，傅說在岩下因夢被提拔，張良在橋上得神人傳授，這都是必定要應驗的事。
然而孔子無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達黔而受挫，為什麼要那樣做？孟子去齊而匆忙得飯都來不及做，賈誼去湘江而憑吊屈原，又這樣眷戀。
難道這些大聖大賢，還迷惑于宿命的說教嗎？這是不是獻身而存教，诏示人道而不可偏廢呢？我無法知道。
鄭欽悅很快從右補阙升為殿中侍禦史，被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顯露出他的名聲，所以我才要叙述對他的所聞，放在這兩篇書信之後，用來昭著蓍筮的神明，聰哲的對玄妙疑難解釋的本事，奇偶變化的有數，以此贈送給各位好事者，成為後世學子奇妙的玩味品。
時間是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趙郡李吉甫記。
”
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
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
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複多次與諸儒研讨，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裡面包含的旨意。
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
推究占蔔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
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打開這個疑團哪。
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你忽然下顧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種曆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着作一次探索，庶幾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
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
那裡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
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将坍塌。
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
‘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鐘山的。
‘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
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
‘浃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為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浃辰交’。
‘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萬數。
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為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
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
這裡所說的隻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交’；按日算則是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
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據曆法計算，沒有什麼差錯。
所說的年和月日，隻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
當初蔔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
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
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别人。
如有收獲可及時告訴我。
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
鄭欽悅啟。
”據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
當時宗人李巽為戶部郎中，在南宮閑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阙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于術數研究精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
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
你知道嗎？”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麼來證實呢？”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為太常，大同四年，在鐘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
那上面文字隐秘難懂，到處求教于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
于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兒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于通曉它的人。
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麼遺憾的了。
’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
當他了解到鄭欽悅的名氣後，就把先祖的意願告訴了他。
鄭欽悅說：‘你應當抄錄下來給我看看。
我好試着研琢它。
’任升之便将銘文抄與他。
此時正巧鄭欽悅奉朝命出使，剛剛從長樂驿騎馬出發，便得到銘文而對它進行解釋。
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裡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奧秘。
所以他在信中寫道，‘據鞍運思，頗有所得，’這不是件奇事嗎？”辛未年，李吉甫轉任部員外郎。
而鄭欽悅的兒子鄭克鈞，也由京兆府司錄調任司門員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說的話去問他，雖然符合事實，但鄭克鈞自己卻說丢失了那封信的草稿。
每每想那銘文的玄奧至深而又見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覺得非常婉惜。
壬申年，李吉甫被貶為明州長史。
在海島之中，有一個隐士姓張，名叫玄陽，因為他明白《易經》，為州将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閣内。
因他講解《周易》蔔筮之事，便把鄭欽悅的書信給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興得到這封信，高興得超過得到寶物。
于是立刻将它編成冊，又為它寫文章論述道：“一堆黃土，沒有情。
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現象。
而深明象數的人，把這偶然發生的事判定在十八萬六千四百天之前。
何況是在理亂的時運，而又艱難困厄之時，聖與賢不能相遇，君與臣偶然相合。
就像姜子牙得到騰達而被稱作尚父。
孔子沒有鳳車卻周遊列國，傅說在岩下因夢被提拔，張良在橋上得神人傳授，這都是必定要應驗的事。
然而孔子無暇暖其席，
難道這些大聖大賢，還迷惑于宿命的說教嗎？這是不是獻身而存教，诏示人道而不可偏廢呢？我無法知道。
鄭欽悅很快從右補阙升為殿中侍禦史，被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顯露出他的名聲，所以我才要叙述對他的所聞，放在這兩篇書信之後，用來昭著蓍筮的神明，聰哲的對玄妙疑難解釋的本事，奇偶變化的有數，以此贈送給各位好事者，成為後世學子奇妙的玩味品。
時間是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趙郡李吉甫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