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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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可知矣。
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複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于是哉。
原蔔者之意，隐其事，微甚言，當待仆為龔使耳。
不然，何忽見顧訪也。
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
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
言‘甸服’者，五百也。
‘黃鐘’者，十一也。
五百一十一年而圯。
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
‘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
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鐘山也。
‘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
‘浃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雲六千三百浃辰交也。
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
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雲‘二九重三四百圯’也。
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
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于‘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于‘六千三百浃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于‘二九重三四百圯’。
從‘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
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
原蔔者之意，當待仆言之。
吾子之問，契使然也。
從吏已久，藝業荒蕪。
古人之意，複難遠測。
足下更詢能者。
時報焉。
使還不代。
鄭欽悅白。
”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為戶部郎中。
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阙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于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
以其夭阏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核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
大同四年，于鐘山下獲古銘，其文隐秘。
博求時儒，莫曉其旨。
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于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
’至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
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
’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适奉朝使，方授駕于長樂驿，得銘而釋之。
行及滋水，凡三十裡，則釋然悟矣。
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
’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雲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
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
海島之中，有隐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為州将所重。
召置閣下，因講《周易》蔔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
吉甫喜得其書。
逾獲寶。
即編次之，仍為著論曰：“夾一丘之土，無情也。
遇雨而圯，偶然也。
窮象數者，已懸定于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
矧于理亂之運，窮達之命。
聖賢不逢，君臣偶合。
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
傅說夢達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
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
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欤？餘不可得而知也。
欽悅尋自右補阙曆殿中侍禦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于外，不顯其身。
故餘叙其所聞，系于二篇之後。
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贻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玩焉。
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出《異聞記》）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隐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阙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隐退後居住在商洛，久阙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
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
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陽王帳下作官時，在鐘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
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
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
’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
是一場大雨之後，才墜落下來而得到的。
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
數日後，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随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将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
他們仔細地研讨了幾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
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
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
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聽說過。
願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将遺簡的内容注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願。
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
樂安任升之白。
”數日後，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
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
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麼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這讓我更加慚愧了。
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麼資料可查閱，隻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
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
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了如指掌。
推論
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複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于是哉。
原蔔者之意，隐其事，微甚言，當待仆為龔使耳。
不然，何忽見顧訪也。
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
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
言‘甸服’者，五百也。
‘黃鐘’者，十一也。
五百一十一年而圯。
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
‘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
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鐘山也。
‘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
‘浃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雲六千三百浃辰交也。
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
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雲‘二九重三四百圯’也。
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
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于‘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于‘六千三百浃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于‘二九重三四百圯’。
從‘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
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
原蔔者之意，當待仆言之。
吾子之問，契使然也。
從吏已久，藝業荒蕪。
古人之意，複難遠測。
足下更詢能者。
時報焉。
使還不代。
鄭欽悅白。
”記，貞元中，李吉甫任
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阙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于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
以其夭阏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核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
大同四年，于鐘山下獲古銘，其文隐秘。
博求時儒，莫曉其旨。
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于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
’至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
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
’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适奉朝使，方授駕于長樂驿，得銘而釋之。
行及滋水，凡三十裡，則釋然悟矣。
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
’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雲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
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
海島之中，有隐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為州将所重。
召置閣下，因講《周易》蔔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
吉甫喜得其書。
逾獲寶。
即編次之，仍為著論曰：“夾一丘之土，無情也。
遇雨而圯，偶然也。
窮象數者，已懸定于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
矧于理亂之運，窮達之命。
聖賢不逢，君臣偶合。
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
傅說夢達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
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
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欤？餘不可得而知也。
欽悅尋自右補阙曆殿中侍禦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于外，不顯其身。
故餘叙其所聞，系于二篇之後。
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贻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玩焉。
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出《異聞記》）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隐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阙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隐退後居住在商洛，久阙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
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
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陽王帳下作官時，在鐘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
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
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
’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
是一場大雨之後，才墜落下來而得到的。
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
數日後，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随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将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
他們仔細地研讨了幾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
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
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
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聽說過。
願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将遺簡的内容注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願。
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
樂安任升之白。
”數日後，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
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
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麼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這讓我更加慚愧了。
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麼資料可查閱，隻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
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
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了如指掌。
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