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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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出生了——薩姆特堡淪陷時她有六個月了。
我記得我正在給她喂奶，爸爸進來告訴我這個消息。
我們真是無法相信。
”她停下來不慌不忙地拼配一塊絲綢。
“結了婚的男人是不被召去打仗的。
”她解釋說。
“可是他們去了，媽媽！佩森·格雷的父親打過仗。
在錢瑟勒斯維爾受了重傷，自那以後他隻好拄着拐杖行走。
” “好啦，親愛的，我想你不願意讓你爸爸成那個樣子，對吧？”她又停下，發現我沒應聲，很可能覺得這樣譴責我沒有心肝刺痛了我，她好像減輕了指責的口吻，補充說：“你父親的兩個堂兄弟倒是去打仗了：他的堂弟叫哈羅德和詹姆斯。
他們是小夥子，沒有家庭義務，可憐的詹姆斯被打死了、你要記住。
” 我一聲不響地聽着，再也沒有跟母親提起過那場戰争。
其實對任何人也沒有再提過——甚至對我自己。
我把整個事情埋在我認為看不見、聽不着的地方。
畢竟戰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出生時它就已經過去十多年了。
現在沒有人再談起它。
當然在一個人長大的過程中，仍然會碰到年長一些的人，人們說起他們時便說：“不錯，某某參加過戰争。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就是因為退伍時有軍銜而為人所知，魯斯科特上校啊，德特蘭西少校啊，斯科爾老将軍啊。
人們不覺莞爾，不過也承認：如果保留他們的軍銜使他們高興，那是他們赢得的權利，然而海利·德萊恩的想法似乎與衆不同。
他從不讓人叫他“少校”或“上校”（我想他退伍時是上校人此外他比那些老兵要年輕幾歲。
得知他曾和他們并肩作戰就像看見一個人能記起的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老奶奶由保姆舉起看華盛頓将軍一樣。
我總認為海利·德萊恩跟我是一代人，而不是我的父輩；盡管我知道他比我大得多，而且偶爾還管他叫“先生”，但是我覺得我和他是平等的，這種平等來自我們有共同的娛樂，而且談起它們用的也是同樣的俚語。
他肯定比我認識的那幾個參過戰的人小十歲或十五歲，然而我敢肯定，他們當中沒有人是逃了學自願去當兵的。
因此，我忘記了（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他的過去也不是不可原諒的。
布羅德一德萊恩銀行經營了兩三代人，一直是紐約一家可靠而守舊的私人銀行。
我的朋友海利在他事業的初期就被認定為合夥人；這個位置在他家中差不多是世襲的。
湊巧的是，阿爾斯特羅普家的那一幕發生後不久，我在該行裡得到了一個職位。
聘書來了，不是經德萊恩之手，而是經過弗雷德裡克一布羅德先生之手來的，他是個資深的會員，我父親的老朋友。
這是一個相當有利的機會，讓人無法推辭，于是我把自己平庸的能力和竭盡全力的迫切願望搬到了布羅德一德萊恩銀行的一張辦公桌前。
正是由于這偶然的變化，我和海利·德萊恩之間慢慢産生了一種感情，我簡直像他的兒子，而他卻像我的哥哥——因為人們幾乎不能稱他為父親，甚至連他自己的子女也是這樣。
我的工作不可能使我按他的方式辦事，因為他的業務工作十分輕松，他在銀行上班時間不長，也不正規。
不過，他好像喜歡我，不久就開始叫我處理很多瑣碎事務，在商界，年輕人是可以為長者效勞的。
商業信函的寫作是他的一大困惑。
他知道他想要說什麼；他用詞準确明了，不拖泥帶水；我從沒見過一個人比他對模糊的冗詞贅語更不耐煩的了——美國的初等教育正是用這種東西敗壞了我們的語言。
他常常立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艱澀不準的詞語，氣沖沖地說：“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翻譯成英語——”然而當他要寫信，更糟的是口授時，他那友善的前額和一雙大手就發潮了。
他常常喃喃地說，一半是問他自己，一半是問我：“我倒底該怎麼說呢？‘大函昨B收悉。
建議考慮再三，我還是不喜歡它的式樣？’——“唔，就這麼說，
我記得我正在給她喂奶，爸爸進來告訴我這個消息。
我們真是無法相信。
”她停下來不慌不忙地拼配一塊絲綢。
“結了婚的男人是不被召去打仗的。
”她解釋說。
“可是他們去了，媽媽！佩森·格雷的父親打過仗。
在錢瑟勒斯維爾受了重傷，自那以後他隻好拄着拐杖行走。
” “好啦，親愛的，我想你不願意讓你爸爸成那個樣子，對吧？”她又停下，發現我沒應聲，很可能覺得這樣譴責我沒有心肝刺痛了我，她好像減輕了指責的口吻，補充說：“你父親的兩個堂兄弟倒是去打仗了：他的堂弟叫哈羅德和詹姆斯。
他們是小夥子，沒有家庭義務，可憐的詹姆斯被打死了、你要記住。
” 我一聲不響地聽着，再也沒有跟母親提起過那場戰争。
其實對任何人也沒有再提過——甚至對我自己。
我把整個事情埋在我認為看不見、聽不着的地方。
畢竟戰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出生時它就已經過去十多年了。
現在沒有人再談起它。
當然在一個人長大的過程中，仍然會碰到年長一些的人，人們說起他們時便說：“不錯，某某參加過戰争。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就是因為退伍時有軍銜而為人所知，魯斯科特上校啊，德特蘭西少校啊，斯科爾老将軍啊。
人們不覺莞爾，不過也承認：如果保留他們的軍銜使他們高興，那是他們赢得的權利，然而海利·德萊恩的想法似乎與衆不同。
他從不讓人叫他“少校”或“上校”（我想他退伍時是上校人此外他比那些老兵要年輕幾歲。
得知他曾和他們并肩作戰就像看見一個人能記起的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老奶奶由保姆舉起看華盛頓将軍一樣。
我總認為海利·德萊恩跟我是一代人，而不是我的父輩；盡管我知道他比我大得多，而且偶爾還管他叫“先生”，但是我覺得我和他是平等的，這種平等來自我們有共同的娛樂，而且談起它們用的也是同樣的俚語。
他肯定比我認識的那幾個參過戰的人小十歲或十五歲，然而我敢肯定，他們當中沒有人是逃了學自願去當兵的。
因此，我忘記了（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他的過去也不是不可原諒的。
布羅德一德萊恩銀行經營了兩三代人，一直是紐約一家可靠而守舊的私人銀行。
我的朋友海利在他事業的初期就被認定為合夥人；這個位置在他家中差不多是世襲的。
湊巧的是，阿爾斯特羅普家的那一幕發生後不久，我在該行裡得到了一個職位。
聘書來了，不是經德萊恩之手，而是經過弗雷德裡克一布羅德先生之手來的，他是個資深的會員，我父親的老朋友。
這是一個相當有利的機會，讓人無法推辭，于是我把自己平庸的能力和竭盡全力的迫切願望搬到了布羅德一德萊恩銀行的一張辦公桌前。
正是由于這偶然的變化，我和海利·德萊恩之間慢慢産生了一種感情，我簡直像他的兒子，而他卻像我的哥哥——因為人們幾乎不能稱他為父親，甚至連他自己的子女也是這樣。
我的工作不可能使我按他的方式辦事，因為他的業務工作十分輕松，他在銀行上班時間不長，也不正規。
不過，他好像喜歡我，不久就開始叫我處理很多瑣碎事務，在商界，年輕人是可以為長者效勞的。
商業信函的寫作是他的一大困惑。
他知道他想要說什麼；他用詞準确明了，不拖泥帶水；我從沒見過一個人比他對模糊的冗詞贅語更不耐煩的了——美國的初等教育正是用這種東西敗壞了我們的語言。
他常常立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艱澀不準的詞語，氣沖沖地說：“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翻譯成英語——”然而當他要寫信，更糟的是口授時，他那友善的前額和一雙大手就發潮了。
他常常喃喃地說，一半是問他自己，一半是問我：“我倒底該怎麼說呢？‘大函昨B收悉。
建議考慮再三，我還是不喜歡它的式樣？’——“唔，就這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