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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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注，使當時人們對于佛家數法有了較明晰的認識。
在譯經風格方面，安世高的譯法注重直譯，不修飾、不鋪張，有的地方過分拘泥于原本結構，多有颠倒重複之處，加之随譯随注，經注連書，常常會出現許多令人費解之處。
但安世高的譯經畢竟給中國的佛經翻譯開辟了一條道路。
作為系統翻譯佛經的第一人，自他而後，中國的佛經翻譯始終沿着同時代語法、文體、詞彙均不類的路子前行，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
安世高的另一貢獻，就是為中國本土的佛教事業培養了首批人才。
跟他學禅法的著名學人就有南陽韓林、颍川皮業、會稽陳慧等。
後來東吳康僧會從陳慧處受學，幫其注解《安般守意經》并集《六度集經》；在《禅度》裡，對其止觀學說做了提綱式的叙述。
在數法中，嚴佛調受其啟發，就《沙彌十慧》引經解說，作成章句，并随康僧會輯《六度集經》，也對毗昙學做了可觀的整理。
晉代的道安亦從安世高處受益甚多。
在禅法方面，那時竺法護所譯全本僧伽羅刹的《修行道地經》，大部《阿含經》也陸續譯出，使得道安對安世高所譯的禅法的理解更為深刻，也給予極大關注。
道安對這些譯本一一作了注解并加序文，現知的有《大道地經注》等七種。
而在數法方面，道安借新譯《毗昙》之助，更加認識了安世高在數法翻譯上的業績，注釋了《阿毗昙九十八結經》，并認為此經乃毗昙要義所在。
道安還模仿《十慧章句》等，從各經中抄集十法，加以解說，題名《十法句義經》。
由上可知，安世高的譯經在當時社會上産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在後世依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八大人覺經》，曆來均題安世高譯。
由于安世高所譯經典側重于禅法和數法，語言又極晦澀；而此經大小乘均攝，且語言簡潔明快，故一般認為是後世僞托。
但安世高來華之際，正是大乘佛教興起的初期。
安世高又遊曆諸國，說其精于毗昙，并不是說他對其他學說，包括大乘學說一無所知。
作為部派佛教上座部傳承的法師，他的思想也已不像傳統的上座部那樣保守（他自覺地迎合中土傳統文化即說明了這一點），況此時大乘思想已逐漸東傳（支婁迦谶弘揚大乘隻是他故去後一二十年間的事情），為滿足一部分士子和信徒的要求就大乘思想略加介紹也完全有可能。
況且此經并未就大乘思想展開論述，其形式又同數法有暗合之處，語言風格也相距不大。
故言此經乃為安世高所譯，是中國佛教從小乘佛教轉向大乘教法的先聲，也未嘗不可。
在譯經風格方面，安世高的譯法注重直譯，不修飾、不鋪張，有的地方過分拘泥于原本結構，多有颠倒重複之處，加之随譯随注，經注連書，常常會出現許多令人費解之處。
但安世高的譯經畢竟給中國的佛經翻譯開辟了一條道路。
作為系統翻譯佛經的第一人，自他而後，中國的佛經翻譯始終沿着同時代語法、文體、詞彙均不類的路子前行，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
安世高的另一貢獻，就是為中國本土的佛教事業培養了首批人才。
跟他學禅法的著名學人就有南陽韓林、颍川皮業、會稽陳慧等。
後來東吳康僧會從陳慧處受學，幫其注解《安般守意經》并集《六度集經》；在《禅度》裡，對其止觀學說做了提綱式的叙述。
在數法中，嚴佛調受其啟發，就《沙彌十慧》引經解說，作成章句，并随康僧會輯《六度集經》，也對毗昙學做了可觀的整理。
晉代的道安亦從安世高處受益甚多。
在禅法方面，那時竺法護所譯全本僧伽羅刹的《修行道地經》，大部《阿含經》也陸續譯出，使得道安對安世高所譯的禅法的理解更為深刻，也給予極大關注。
道安對這些譯本一一作了注解并加序文，現知的有《大道地經注》等七種。
而在數法方面，道安借新譯《毗昙》之助，更加認識了安世高在數法翻譯上的業績，注釋了《阿毗昙九十八結經》，并認為此經乃毗昙要義所在。
道安還模仿《十慧章句》等，從各經中抄集十法，加以解說，題名《十法句義經》。
由上可知，安世高的譯經在當時社會上産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在後世依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八大人覺經》，曆來均題安世高譯。
由于安世高所譯經典側重于禅法和數法，語言又極晦澀；而此經大小乘均攝，且語言簡潔明快，故一般認為是後世僞托。
但安世高來華之際，正是大乘佛教興起的初期。
安世高又遊曆諸國，說其精于毗昙，并不是說他對其他學說，包括大乘學說一無所知。
作為部派佛教上座部傳承的法師，他的思想也已不像傳統的上座部那樣保守（他自覺地迎合中土傳統文化即說明了這一點），況此時大乘思想已逐漸東傳（支婁迦谶弘揚大乘隻是他故去後一二十年間的事情），為滿足一部分士子和信徒的要求就大乘思想略加介紹也完全有可能。
況且此經并未就大乘思想展開論述，其形式又同數法有暗合之處，語言風格也相距不大。
故言此經乃為安世高所譯，是中國佛教從小乘佛教轉向大乘教法的先聲，也未嘗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