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

關燈
發,慨然遂禀歸戒,詢及法要,覺為首舉台相二宗,惠即銳心研習,多所诠解,覺深器之。

    」(注七) 從這段資料,得知廣承親近的大善知識,至少有兩位,一是雲栖袾宏,一是土橋圓珑,他所教授弟子的,則以彌陀淨土及天台、法相的三宗為範圍。

     又從《卍續藏》六一冊收有《毗尼珍敬錄》一書二卷,據其卷首的序中叙述:「雲栖大師發天台之隐,扶律輔教,為萬世規第,亟于《梵網》而未遑《四分》,……蓮居紹公,精徹台宗,取《四分》,手自輯錄,以就茲篇,真妙補祖阙而善繼師志者。

    公往而其書塵襲已十餘年,近冢嗣新師,始托素師訂定。

    」(注八)此段文字不僅承認了廣承是雲栖的弟子,而且克紹箕裘,不但精于天台,尤其長于四分律學。

    不過,他的《毗尼珍敬錄》,要待他的弟子新伊大真,請智旭素華代為訂定并作了戒相攝頌之後,始在教界流通。

    一如他的《成唯識論音義》,并未完稿,待其弟子辨音大基作疏之後,方能流通。

     度門正誨(西元?─一五八九─?年):關于此人資料極少,從前舉《新續僧傳》的「圓珑傳」所見,他是與雪浪洪恩同時,可能也曾往來于無極的講席。

    從其《八識規矩略說》的自序,劈頭便引《華嚴經》的「心、佛、衆生三無差别」,而雲:「移塵沙劫于食頃,布華藏于毛端」的思想看來,他與《華嚴經》、《楞嚴經》的背景有密切關系。

    又到唯識學:「自奘而後,亦有釋其文而明也者,顧非所明而明之,彌不明也。

    我朝正德間,有大法師泰公,起而明之,于是探玄之士,始有明其明者。

    」可知他對唯識的先輩古德,奘師之後,隻推普泰。

    此序寫于萬曆己醜年(西元一五八九年),地點是在衡陽華藥山大藏閣。

    說明他曾駐錫湖南,但卻不知他是何許人氏。

    又從浙江檇李的一心居士朱衷純于萬曆癸巳年(西元一五九三年)所寫〈八識規矩略說跋〉中,見到如此叙述:「幸有度門禅師,戒景夜淨,空華曉揚,思風發于清襟,言泉流于玄吻,飲靈三藏,倫采群宗。

    」可知他既精于義學的思辨,又是一位戒行高潔的禅師。

     真界幻居:根據王肯堂的記述,金陵攝山的素庵法師,有法嗣名幻齋,嘗講因明,是故紫柏大師令其為王肯堂等講解;又在紫柏大師弟子密藏禅師僧舍,見到幻居法師的《因明入正理論解》較幻齋所講者明晰(注九)。

    疑此二人,同出于素庵之門下,同時也曾親近紫柏大師。

    又從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的自跋中,自述其「嘗掩關閱《起信論疏》,至因明三支比量之說,若蚊蚋齧巨石,毫無所入」。

    後于挂錫海虞的中峰,聽說有三懷座主在金陵瓦官寺,講因明,前往請益,又至燕山,親近玉庵座主,學因明論解(注一○)。

     然于《新續僧傳》卷六,則有如下的記載:「真界字幻居,檇李人,亦來吳中,栖止南屏松壽堂,注解《金剛經》,視古今百家注無當旨者,獨會祖意而為之注,直指人心而不襲舊語。

    ……注成,六夢居士序之,去隐西溪,無何端坐而化。

    」(注一一) 真界乃是一位禅者,故以自己的修證體驗來注《金剛經》,可惜此注未被收入藏經,他以閱《大乘起信論》至因明的方法論而發心研究因明,于西元一五八九年完成《因明入正理論解》,後來于西元一五九九年完成了:1.《大乘起信論纂注》二卷,2.《楞嚴經纂注》十卷,3.《物不遷論辯解》一卷(注一二)。

    可征其非專以唯識為研究對象的學者。

     高原明昱:此人事迹不詳,但從被收于《卍續藏》的八種他所寫的唯識诠釋書,知道他是明末專志于研究法相及弘揚唯識的人,似乎他也很少與當時的諸大師來往,他的諸種著述的撰成,大概是在西元一六○○年至一六一二年之間,他與紹覺廣承、雲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等同一時輩,故在他的《成唯識論俗诠》完成之後,雲栖大師也是捐資助刻者之一(注一三)。

    也許他的思想是以相宗為本位的緣故(注一四),當時諸師之中甚少有人于著述間提及此人,唯識學者之中,亦僅王肯堂的文字中見到明昱的名字,在明昱的作述之中,也絕無僅有地提及王肯堂,而此兩人在見解上仍大有出入(注一五)。

    有關明昱的事迹,僅見于江甯寶林居士顧起元為《成唯識論俗诠》所寫的序中提到:「今何幸有高原昱公,開此線徑,使人人涉羊腸之诘曲,頑履康壯哉!公起自潼川,挂錫吳越,清跱絕俗,靈悟鮮倫。

    ……以宇泰先生之請,诠釋此論。

    」(注一六) 《成唯識論俗诠》既成,自序則寫于「南屏松壽堂」,自稱為「西蜀輔慈沙門」。

    此書是由王肯堂請這位來自西蜀的義學僧,以一年的時間,在為「東禅」及「南屏」兩處的學者演講之下完成。

    而此「松壽堂」,也正是真界幻居于「吳中栖止」時的同一道場。

    《新續僧傳》「圓珑傳」說:圓珑始将《宗鏡錄》傳寫于吳,吳中士人多喜讀之,當時「妙峰并駐南屏,與筠泉蓮為友,皆遠嗣永明壽」。

    可征吳中的松壽堂,是當時佛教界的缁素人文的荟萃之所,以《宗鏡錄》為研究的中心,而對唯識的興趣亦濃,廣承亦可能随圓珑到過南屏,明昱與當時的僧界,亦非沒有來往,然其《成唯識論俗诠》問世之際,請了八人寫序,竟無一位僧人與焉。

    居士中的王肯堂(西元?─一六一三─?年)、顧起元(西元一五六五─一六二八年)、黃汝亨(西元一五五八─一六二六年)、吳用先等,均系名公巨卿。

    智旭是明末諸師中唯識的後起之秀,而且也是吳人,在其作述中,雖曾一度提到《成唯識論俗诠》的書名,卻未見其述及明昱的人名(注一七)。

     達觀真可(西元一五四三─一六○三年):自号紫柏,為明末四大師之一,在《新續僧傳》卷七,有其傳記,更早則有其私淑弟子角東陸符所撰的傳記,尤為詳細,作為《紫柏尊者别集》的附錄,被收于《卍續藏》一二七冊(注一八)。

    于其傳記中有關唯識法相的記述,僅得「因遊匡山,深究相宗精義」之句,那時他才二十多歲,已在開悟之後。

     在王肯堂的作述中,則有三次提到紫柏大師與唯識法相的關系: 「餘聞紫柏大師言,相宗絕傳久矣。

    」(注一九) 「餘始聞唯識宗旨于紫柏大師,授以此論,命之熟究。

    」(注二○) 「餘與董玄宰,侍紫柏大師于金陵之攝山中,日相與縱談無生,且謂枯坐默照為邪禅,非深泛教海不可。

    一日于素庵法師閣上,得一小梵冊,有喜色,手授餘二人曰:『若欲深泛教海,則此其舟航維楫乎。

    』觀之則《因明入正理論》也。

    」(注二一) 紫柏大師以一位傑出的禅僧而重視義學,并着眼于唯識的存續問題,勸囑王肯堂等熟究《成唯識論》,又将因明喻為深泛教海的舟航。

    他自己也寫了一卷《八識規矩頌解》以及一篇短文〈唯識略解〉。

    他強調:「有志于出世而荷擔道法,若性、若相、若禅宗,敢不竭誠而留神(于唯識之書)哉?」(注二二) 一雨通潤(西元一五六五─一六二四年):他是明末佛教界的一位極有成就的著述家,他的著作被收入《卍續藏》的即有六種(注二三),無怪乎他對唯識的研究,極富心得。

    當王肯堂聽說有巢松及緣督諸師,結侶于焦山,遍檢《大藏經》,将譯《成唯識論》,便派人迎到家裡,二師雖先後到了,對于為作補疏的事,則皆以非得請到通潤不可(注二四)。

    通潤的唯識學淵,則如王肯堂為《成唯識論集解》作的序中所說:「雪浪法師,即魯庵之孫也,緣督又雪浪之孫,而一雨、巢松二師,皆得法雪浪,稱高弟子。

    」(注二五) 通潤是雪浪的法子,亦即是魯庵的法重孫。

    雪浪洪恩在明末佛教界,也是一大重鎮,《新續僧傳》卷七有他的傳。

    智旭推崇他,稱為「慈恩再來」(注二六)。

    雖然他的著述被流傳下來的不多(注二七),可是明昱及智旭注的《相宗八要》的八種唯識學的書目,即是根據洪恩從《大藏經》之中錄出來的(注二八)。

    從《新續僧傳》所載,得知洪恩是無極的學生,善講《楞嚴經》、《圓覺經》、《般若經》。

    因而他的法子通潤,也自号為「二楞庵」,注釋《楞嚴經》及《楞伽經》二經,以會通性相二宗為其宗旨(注二九)。

     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年):也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二卷,收于《憨山大師夢遊集》卷五三及五四,是故他的傳記資料,是明末諸高僧中最完整的一位。

    他是一位有修有證的禅僧,也是一位重視義學并且有大量著述傳世的高僧。

    他與相宗有關的著述,僅是《百法明門論論義》及《八識規矩通說》的兩種各一卷,被收入《卍續藏》。

    他曾親近無極、徧融諸師,與雪浪、紫柏為善友。

    在其生命史上與相宗最有關的,是三十三歲那年,進入彌勒樓閣的一個夢境,由于在夢中聽了彌勒菩薩對他講說:「分别是識,無分别是智。

    依識染,依智淨。

    染有生死,淨無諸佛。

    ……。

    」及覺,恍然言猶在耳也。

    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矣(注三○)。

    他從自内證的經驗,明了智與識的不同,他的相宗注釋,也是以修行的立場為其着眼。

    例如他在《八識規矩通說》的文前說:此書乃「為一大藏教之關鑰,不唯講者不明,難通教綱;即參禅之士若不明此,亦不知自心起滅頭數」(注三一)。

    同書之末,他又表明:「正要因此(《通說》使學者)悟心,不是專為分别名相也。

    」在他晚年,手批其侍者廣益纂釋的《百法明門論》時,則說:「此《百法論》,以門稱者,乃入大乘之門,是知此乃性相二宗之關要。

    凡義學者,未有不明此法而能窮諸法門者。

    」(注三二)可知他将《百法明門論》,視為性相二宗的入門書,而鼓勵弟子們學習它。

    據《憨山老人自序年 譜實錄》稱,他到七十一歲那年,因淡居铠公請益性相宗旨,故依《大乘起信論》會通《百法明門論》。

    他本身不是相宗的唯識學者,已很明顯。

     靈源大惠(西元一五六四─一六三六年):他自稱「蓮居弟子」,足征他對于紹覺廣承的崇敬。

    《新續僧傳》卷七有他的傳記,同時在「雲栖學菩薩戒弟子大璸顧若群」為《成唯識論自考錄》所寫的序中,也作了若幹介紹:「當今此(唯識學的)事,不得不推我雲栖座下,紹覺法師,而靈源獨得其傳。

    靈源師者,勾餘仕族,年未壯室,以優婆塞,入土橋覺師二十年,口輪未嘗停傳,源師入耳辄服膺,朝往暮歸,中途尋記其師說,必如昔人所稱,分水瀉瓶而後已,故師殁又幾二十年,其所傳習,獨不謬海昌。

    」(注三三) 又從《新續僧傳》得知,大惠出家時,已五十七歲,然在白衣時代,早以士人身分,親近善知識,受廣承的十年熏沐之後,嘗于京師慈慧寺聞其開山比丘愚庵真貴(注三四),講八識标指,而微參疑義,為貴師歎服,故邀其登座,以未出家為辭,強而後可,所宣皆是蓮居廣承的唯識宗旨。

    出家受具之後,因辨音大基于補充廣承的《唯識論》之疏,刻闆于海昌,大惠以為廣承之旨頗有出入,故撰《成唯識論自考錄》問世,同門的新伊、古德、金台、元着(玄箸)諸上座,讀畢鹹謂:「俨若蓮居講筵未散。

    」(注三五) 新伊大真(西元一五八○─一六五○年):與大惠同門。

    《新續僧傳》未見其傳。

    可是在他同時代的蕅益智旭,對他備極稱贊,見于《靈峰宗論》卷八者,特為大真所寫的文章,即有五篇之多,說他年十五從廣承為沙彌,習師所演教法,夜以繼日,慈恩、台嶽宗旨,每多遊刃而心益虛。

    後繼廣承而主持蓮居,力弘紹覺之道,着《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兼授金剛寶戒,而教觀并舉(注三六)。

    他不是專弘唯識的學者,卻是唯識學的探究者。

    又如旭師所說:「師童真入道,為紹公長子,性相二宗,無不克受其傳,服習毗尼,視紹公尤加焉。

    」(注三七)可知大真對于天台智顗、南嶽慧思、唯識、戒律,都很重視。

    他着有一部《成唯識論遺音合響》,此書是繼紹覺廣承未完的《成唯識論音義》而作,正如大基之作《海昌疏》。

    隻是《海昌疏》遭大惠批評而未流傳,《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則由大真的弟子苕聖智素,合輯為《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現被收入《卍續藏》。

    智旭給大真的《成唯識論遺音合響》,所作評價極高:「有紹覺承師,具無師智,聞而知之,述為《音義》八卷,一篑功虧,忽爾西邁。

    于是及門高士,各出手眼,如辨音基師之《疏》,靈源惠師之《自考錄》,亦既各竭精思、殚才力,然皆升堂有餘,入室未足,故使學斯宗者,無由詣極。

    惟新伊真師,紹師嫡胤,執侍最久,聞熏獨深,遂能繼志述事。

    」(注三八) 紹師門下,人才出衆,有成就于唯識學的而著書立說者,即有三家,智旭獨推大真方為「嫡胤」、為「長子」,其中原因,乃在于思想的投契吧! 王肯堂(西元?─一六一三─?年):自号樵子,字宇泰,江蘇人,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進士,倭寇犯朝鮮,疏陳十議,後被任命為南京行人司副,最後任官為福建參政。

    好讀書,尤精于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所競傳。

    晚年學佛,而「以老病一措大,博得會禅之名滿天下(注三九)」。

    以學禅而與董玄宰等,同去親近紫柏大師,也許紫柏大師見他博學深思,精于考究分析,故以熟究唯識相囑。

    因此使他接觸到了當時有志于唯識的諸僧,例如: 聞巢松及緣督諸師,結侶于焦山,研究《成唯識論》,肯堂移書招之,二師各出其所标點之本,互相印證,肯堂因此而有正誤标義之刻,四方學者,始有此論可究。

     聞王太吉言,相宗之精,無如高原法師者,《觀所緣緣論釋》,曾不可以句,而師釋之如指諸掌,則其他可知也。

    時東禅無主,肯堂遂虛席以延明昱,師率徒至,因囑其略釋此論(注四○)。

     由巢松及緣督二師之推薦,肯堂遣使迎一雨通潤,令為《成唯識論》作補疏,通潤當時雖以他事所羁未至,約十年後,緣督已作古,肯堂亦老病,通潤的《成唯識論集解》則完成了(注四一)。

     因親近紫柏大師囑究因明而向幻齋學。

    訪真可的弟子密藏道開,得幻居的因明解。

    又在何矩所齋中,讀到師子窩鎮澄法師(注四二)的因明解。

    又于萬曆壬子年(西元一二一六年)夏,請蘊璞法師結制于肯堂的拙隐園中,撰出因明解(注四三)。

     他由于紫柏大師囑其留神唯識及因明,所以認識了雪浪及紫柏兩系的唯識學者,也促成了明昱、通潤、蘊璞等人,寫出了唯識及因明的注釋。

    最後,因他自己無法全部認同諸師的論點(注四四),故于西元一六一二及一六一三年,完成了《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及《成唯識論證義》二書。

     虛中廣益:他是憨山大師晚年的弟子,教以研究唯識的下手處,後來禀承大師的指示,作成
0.09522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