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佛教傳入中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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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佛教東傳的時期
東漢明帝遺使訪求佛法
我國曆史相傳，東漢明帝夜裡做夢，看見金人，身長一丈六尺，頭頂上有白光，從空中而來，飛行殿上。
明帝醒後，召集群臣，占蔔這夢。
有傅毅回答道：“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将必是乎！”明帝聽了他的話，就派遣蔡愔、秦景等到天竺（即印度）去訪求佛法。
他們遇見了迦葉摩騰、竺法蘭兩僧，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陽。
明帝極為欣喜，便在洛陽城西門外建立精舍，以處兩僧（以上見《高僧傳》卷一）。
這是佛教傳到我國的史實。
摩騰、竺法蘭兩僧都是中印度人。
摩騰通曉大小乘經典，本以弘布佛法為自己的任務；竺法蘭誦習經論，多至數萬章，印度學者尊之為師。
他和摩騰志趣相同，所以不怕路遠，肯随從蔡愔等來中國。
佛教初次東來，信仰的人并不多。
這兩僧也翻譯過幾部經典，如今流傳的隻有《四十二章經》一卷。
曆史上雖然是這樣說，其實中國人知道佛教很早很早，決不要等到東漢時代方才傳來。
有的說在周朝末年，已經有佛教；有的說秦始皇時，已經有佛教。
從各種書參考的結果，當以《魏書·釋老志》所說最為可靠。
志雲：“釋氏之學，聞于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
帝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骞使大夏，還雲：‘身毒有浮圖之教。
’”看此段文字，最可憑信。
武帝時将軍霍去病打破北狄匈奴，捉到昆邪王，并得到他們崇奉的金人，大概長有一丈餘，這就是丈六金身的佛像。
可知這時佛教先已從西域流傳到匈奴地方了。
後來武帝要削弱匈奴，所以開通西域，派張骞到大夏國（西域國名，今阿富汗的北部）約同西域諸國，夾擊匈奴。
張骞回來，就知道大夏的南方有身毒國（即印度，天竺、身毒都是異譯），國裡有浮圖的教。
“浮圖”就是佛陀二字的異譯。
由此看來，佛教流傳到中國，的确在前漢初年，那是無可疑的。
但是佛教雖在前漢時已到中國，這時知道的人太少，并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東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兩僧到後，雖然明帝替他們造僧寺，叫他們翻譯經典，但當時信仰的人絕少，所以也沒有什麼大影響。
我們隻要拿曆史來細細一看，自從東漢明帝直到漢末桓帝時，八十年中間，無論正史和他種傳紀，絕無一語涉及佛教，就可以知道。
到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有安世高到中國，這人是安息（古代波斯的王國）國王的太子，出家為僧，博通經典。
他到中國不久，就通華語，翻譯經典甚多。
又有支婁迦谶，是月支（西域國名，今新疆地方）國人，于靈帝光和中平年間（公元178—189年）來洛陽，譯出經典也不少。
這兩人到後，佛教在我國漸有勢力，我國信仰的人也漸漸多起來。
這可見佛教到中國，能在宗教上占一位置，确在東漢末年了。
第二節 曆代的譯經事業 佛教來中國後，自東漢起，直到宋朝一千數百年間，上自朝廷，下至佛教徒個人，大都緻力于譯經事業。
所以中國的經典，蔚為巨觀。
如今要略述譯經狀況，可分四個時期來說明： 從漢末（公元三世紀初）到西晉（四世紀初）百餘年間，西域諸國和天竺（即印度）僧徒來中國布教并翻譯經典的人，其數不下六十餘人。
安世高從安息國來，譯出的經有九十多部，支婁迦谶從月支國來，譯出的經有二十多部。
這兩人所譯的經，最足令我們注意的，就是安世高所譯的大都是小乘，支婁迦谶所譯的大都是大乘。
所以可說到中國最初傳小乘教的，是安世高，最初傳大乘教的，是支婁迦谶。
至于傳布大乘教最著名的人，就是竺法護，其祖上本居月支，後代遷移到敦煌，世人就稱他為敦煌菩薩。
法護通三十六種外國語，在晉武帝時（三世紀末）到中國，從事翻譯工作有四十多年，所譯的經，其數多至二百部，可稱翻譯大家。
但是這幾百年中間來中國的僧徒，不過于布教的餘暇，從事翻譯，朝廷也沒有加以保護，譯經也沒有一定地點，或者成書于旅行的時候，因此翻譯的體例既不統一，譯名也多混淆，所以稱為譯經的初期。
北方關中的佛教 到前秦苻堅時（四世紀初），有罽賓國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兩人來關中，譯出小乘經典甚多，我國名僧道安也幫助他們翻譯。
所以小乘的傳譯，在前秦時獨盛。
後秦姚興時（五世紀初）有龜茲國人鸠摩羅什（Kumarajiva）來長安，秦王姚興尊他為國師，禮遇甚優，《高僧傳》卷二雲： 自大法東被，始于漢明，涉曆魏晉，經論漸多，而支（支那）竺（天竺）所出，多滞文格義（扞格不通）。
興少達崇三寶（佛、法、僧為三寶），銳志講集。
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
什既率多谙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纰（音批）缪（錯誤也），皆由先度（從前人翻譯）失旨（失去本旨），不與梵本相應。
于是興使沙門（梵語，是出家人的通稱，譯為勤息，即勤修善道、止息惡行的意思）僧（音略）、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餘人，咨（問也）受什旨。
更令出《大品》（《大般若經》），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雠（音酬）校（就是對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惬伏，莫不欣贊。
看這段文字有可注意的三點： （1）從漢明帝以來，經過魏晉兩朝，譯出的經論雖多，但意義多錯誤，和梵文原本不相應；其病在通梵文的，未必通華文；通華文的，未必通梵文；以緻譯文呆滞，譯義扞格。
（2）從前譯經，多由西來僧人于布教的餘暇自主翻譯，力量有限；這時是得後秦國王姚興的扶助，并且撥出王家的花園做譯場幫助翻譯僧衆，多至八百人。
這種大規模的舉動，是從來所沒有的。
（3）鸠摩羅什是曠世天才，于三藏既都能谙誦，又善于中國語言文字，所以能融會兩國的言文，不必拘拘于直譯，而能
明帝醒後，召集群臣，占蔔這夢。
有傅毅回答道：“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将必是乎！”明帝聽了他的話，就派遣蔡愔、秦景等到天竺（即印度）去訪求佛法。
他們遇見了迦葉摩騰、竺法蘭兩僧，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陽。
明帝極為欣喜，便在洛陽城西門外建立精舍，以處兩僧（以上見《高僧傳》卷一）。
這是佛教傳到我國的史實。
摩騰、竺法蘭兩僧都是中印度人。
摩騰通曉大小乘經典，本以弘布佛法為自己的任務；竺法蘭誦習經論，多至數萬章，印度學者尊之為師。
他和摩騰志趣相同，所以不怕路遠，肯随從蔡愔等來中國。
佛教初次東來，信仰的人并不多。
這兩僧也翻譯過幾部經典，如今流傳的隻有《四十二章經》一卷。
曆史上雖然是這樣說，其實中國人知道佛教很早很早，決不要等到東漢時代方才傳來。
有的說在周朝末年，已經有佛教；有的說秦始皇時，已經有佛教。
從各種書參考的結果，當以《魏書·釋老志》所說最為可靠。
志雲：“釋氏之學，聞于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
帝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骞使大夏，還雲：‘身毒有浮圖之教。
’”看此段文字，最可憑信。
武帝時将軍霍去病打破北狄匈奴，捉到昆邪王，并得到他們崇奉的金人，大概長有一丈餘，這就是丈六金身的佛像。
可知這時佛教先已從西域流傳到匈奴地方了。
後來武帝要削弱匈奴，所以開通西域，派張骞到大夏國（西域國名，今阿富汗的北部）約同西域諸國，夾擊匈奴。
張骞回來，就知道大夏的南方有身毒國（即印度，天竺、身毒都是異譯），國裡有浮圖的教。
“浮圖”就是佛陀二字的異譯。
由此看來，佛教流傳到中國，的确在前漢初年，那是無可疑的。
但是佛教雖在前漢時已到中國，這時知道的人太少，并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東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兩僧到後，雖然明帝替他們造僧寺，叫他們翻譯經典，但當時信仰的人絕少，所以也沒有什麼大影響。
我們隻要拿曆史來細細一看，自從東漢明帝直到漢末桓帝時，八十年中間，無論正史和他種傳紀，絕無一語涉及佛教，就可以知道。
到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有安世高到中國，這人是安息（古代波斯的王國）國王的太子，出家為僧，博通經典。
他到中國不久，就通華語，翻譯經典甚多。
又有支婁迦谶，是月支（西域國名，今新疆地方）國人，于靈帝光和中平年間（公元178—189年）來洛陽，譯出經典也不少。
這兩人到後，佛教在我國漸有勢力，我國信仰的人也漸漸多起來。
這可見佛教到中國，能在宗教上占一位置，确在東漢末年了。
第二節 曆代的譯經事業 佛教來中國後，自東漢起，直到宋朝一千數百年間，上自朝廷，下至佛教徒個人，大都緻力于譯經事業。
所以中國的經典，蔚為巨觀。
如今要略述譯經狀況，可分四個時期來說明： 從漢末（公元三世紀初）到西晉（四世紀初）百餘年間，西域諸國和天竺（即印度）僧徒來中國布教并翻譯經典的人，其數不下六十餘人。
安世高從安息國來，譯出的經有九十多部，支婁迦谶從月支國來，譯出的經有二十多部。
這兩人所譯的經，最足令我們注意的，就是安世高所譯的大都是小乘，支婁迦谶所譯的大都是大乘。
所以可說到中國最初傳小乘教的，是安世高，最初傳大乘教的，是支婁迦谶。
至于傳布大乘教最著名的人，就是竺法護，其祖上本居月支，後代遷移到敦煌，世人就稱他為敦煌菩薩。
法護通三十六種外國語，在晉武帝時（三世紀末）到中國，從事翻譯工作有四十多年，所譯的經，其數多至二百部，可稱翻譯大家。
但是這幾百年中間來中國的僧徒，不過于布教的餘暇，從事翻譯，朝廷也沒有加以保護，譯經也沒有一定地點，或者成書于旅行的時候，因此翻譯的體例既不統一，譯名也多混淆，所以稱為譯經的初期。
北方關中的佛教 到前秦苻堅時（四世紀初），有罽賓國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兩人來關中，譯出小乘經典甚多，我國名僧道安也幫助他們翻譯。
所以小乘的傳譯，在前秦時獨盛。
後秦姚興時（五世紀初）有龜茲國人鸠摩羅什（Kumarajiva）來長安，秦王姚興尊他為國師，禮遇甚優，《高僧傳》卷二雲： 自大法東被，始于漢明，涉曆魏晉，經論漸多，而支（支那）竺（天竺）所出，多滞文格義（扞格不通）。
興少達崇三寶（佛、法、僧為三寶），銳志講集。
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
什既率多谙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纰（音批）缪（錯誤也），皆由先度（從前人翻譯）失旨（失去本旨），不與梵本相應。
于是興使沙門（梵語，是出家人的通稱，譯為勤息，即勤修善道、止息惡行的意思）僧（音略）、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餘人，咨（問也）受什旨。
更令出《大品》（《大般若經》），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雠（音酬）校（就是對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惬伏，莫不欣贊。
看這段文字有可注意的三點： （1）從漢明帝以來，經過魏晉兩朝，譯出的經論雖多，但意義多錯誤，和梵文原本不相應；其病在通梵文的，未必通華文；通華文的，未必通梵文；以緻譯文呆滞，譯義扞格。
（2）從前譯經，多由西來僧人于布教的餘暇自主翻譯，力量有限；這時是得後秦國王姚興的扶助，并且撥出王家的花園做譯場幫助翻譯僧衆，多至八百人。
這種大規模的舉動，是從來所沒有的。
（3）鸠摩羅什是曠世天才，于三藏既都能谙誦，又善于中國語言文字，所以能融會兩國的言文，不必拘拘于直譯，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