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佛教傳入中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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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流暢的意譯,在我國翻譯上開一新紀錄。

    他翻譯的《般若經》、《法華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多至三百數十卷,大都發揮龍樹的教系,為中國大乘空宗的開始。

     南方廬山的佛教 這時南方廬山有高僧慧遠,結白蓮社,僧俗入社的有百二十三人,為我國提倡淨土的初祖。

    慧遠博通群經,和羅什雖沒有見面,然極其推重,每有疑義,常用書函請問羅什,羅什也極佩服他。

    但是慧遠并不借政治力量的保護,全憑個人的力量,勤苦修行,尤極重戒律。

    慧遠于譯經事業,也十分盡力。

    佛馱跋陀羅(罽賓國人,Gunabhadra)在長安不得志,遠迎接他到廬山,叫他譯出《達摩多羅禅經》,開中國禅門的先河,又譯出有名的《華嚴經》,為中國大乘有宗的開始。

    這些都是慧遠的力量。

    慧遠還派遣弟子法淨、法領先後到西域去搜求經典,這時僧伽提婆也來廬山,譯出經典不少。

     羅什、慧遠兩派的學風 這時候羅什在長安,為北方佛教的中心;慧遠在廬山,為南方佛教的中心。

    然兩派學風,大不相同。

    羅什受帝王的供養,不拘拘戒律,徒衆多至數千,聲勢顯赫,不可一世;慧遠卻完全相反,持律既非常嚴肅,更不喜親近權勢,風格高逸,國中樂于靜修的人,多願從他,學者也有數百人。

    當時人說長安佛教,如春花盛開,生氣勃發;廬山佛教,如深秋枯木,旨趣閑寂。

    可謂确評。

    這是南北兩派隐然對峙狀況,也是中國大乘教空、有兩大潮流的發源,所以稱為譯經的第二時期。

     南北朝譯經事業的興盛 南北朝(五世紀中至六世紀中)翻譯的事業,更加興盛。

    這裡著名的:宋有求那跋陀羅,梁有菩提流支(Bodhiruci),陳有真谛三藏(梵名拘那羅陀)。

     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由小乘進大乘,博通三藏,于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從海道到廣州。

    宋太祖遣使迎接到京師,集合徒衆七百人,譯出大小乘經很多。

    《高僧傳》卷三有雲:“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複咨析,妙得本旨。

    ”寶雲、慧觀都是學問很好的高僧,有他們兩人,一傳譯,一執筆,并且和求那跋陀羅往返問難,剖析義理。

    所以譯出的經典,能妙得梵文本旨。

     菩提流支,北天竺人,遍通三藏,志在弘法,從蔥嶺入中國,以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來洛陽。

    魏帝使居于大甯寺,供養豐盛,寺中有七百梵僧,以流支做譯經的領袖,二十餘年間,譯出經論多至三十九部。

     真谛三藏,西天竺人,以梁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來中國。

    武帝竭誠供養,本欲盛翻經教,适逢侯景作亂,未及舉行。

    國家多難,真谛流離遷徙,不得安居,至陳宣帝時而病殁。

    然真谛雖度流離的生涯,而譯事未廢,從梁武末年,至陳宣初即位二十三年中,譯出經論記傳,多至六十四部。

    世親菩薩的教系,由真谛首先傳入中國,他所譯的《攝大乘論》、《唯識論》等就是。

     求那跋陀羅、菩提流支兩人,都得帝王幫助。

    本來真谛也得梁武帝幫助,惜乎遭逢兵難,沒有一日的安甯,然其成績,還這樣的偉大,倘得身遇承平,一定更有可觀。

     這時期有可注意的特點,就是第一二時期翻譯的經典原本,大概自西域傳來,或口傳,或寫本,都是西域文字,譯成華文,已是重譯,就偶然得到梵本,也已經過西域人的改篡。

    至于譯文,或是直譯,或是意譯,和梵文原本總有點違異,是不可免的。

    到這時期,原本多自印度得來,譯法也比較完備,所以稱為譯經的第三時期。

     唐玄奘赴印度留學 到唐朝貞觀年間(七世紀中),我國有大師玄奘三藏出世。

    大師俗姓陳,十三歲出家,博學無方,凡是國裡的名師,個個都去請教過,于是深通三藏,名冠京都。

    然大師以為諸師各有宗,譯出的經典,也多有隐晦難通的地方,乃立志親往印度,以明其究竟。

    他孑然一身,萬裡長征,經過西域諸國,備嘗艱苦,方到印度。

    在印度留學十七年,經曆一百有十國,凡大小乘經論,沒有不學,獲得梵本經典六百五十七部,歸來獻于朝廷。

    世俗相傳的《西遊記》小說,就是寫唐三藏這段故事的。

    唐太宗見玄奘得到這許多經典回來,就叫他在弘福寺從事翻譯。

    玄奘拿從前翻譯體例,重加改正,一洗向來華梵扞格的毛病,在譯經上又開一新紀元。

    他數十年中譯出經論多至七十六部、一千三百四十七卷(以上見《大慈恩三藏法師傳》)。

    玄奘所傳,也是世親菩薩的教系,至此中國大乘有部,于是完成。

     密教傳入中國 到唐玄宗開元時(八世紀中),有中天竺僧善無畏(梵名戍婆揭羅僧诃)拿真言密教,傳來中國。

    後來又有金剛智(梵名跋日羅菩提,中天竺人)、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北天竺人)師徒兩人,從海道到中國,傳布密教。

    于是翻譯的密教經典,一時極盛。

     到宋太祖時(九世紀中),曾派遣沙門三百人,往印度求梵本。

    此後從印度及西域來中國的僧侶既多,從中國到印度去求法的人也不少,往來交通既便,翻譯事業,自然更盛而更完美。

    到宋以後,國家不複加以提倡,譯經事業,也就終止了。

     這時期有可注意的二點: (1)前三期的譯經,雖有本國人參加在内,然總是以梵僧為領袖的,唯有這時期,是玄奘大師親自西遊歸來,主持譯事,是本國人獨立翻譯的開始。

     (2)從前三期内,雖有鸠摩羅什、真谛三藏等大匠輩出,然華文梵文的隔閡,終不得免;并且譯例,也未能十分劃一,到這時,經玄奘改正後,這毛病方完全除去。

    所以通常也稱前三期所譯的經論為舊譯,玄奘以後所譯的經論為新譯,這是譯經的第四時期。

     古代的譯經,異常慎重,要經過多數人的手,并不像現在的譯書,由一人獨譯,或兩人對譯,就算了事。

    并且所定的體例,十分細密,形式更加莊嚴,如今拿《佛祖統紀》四十三卷所載譯經儀式錄之于下: 于東堂面西,粉布聖壇(就是在東堂向西作一壇場,用粉畫界)。

    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