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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慧普覺禅師語錄》是一部宋代禅宗語錄。
《語錄》所反映的大慧宗杲禅學思想，既有它的曆史淵源，又有它的曆史影響。
所謂“語錄”，是弟子輩對禅宗祖師言論的記錄。
“語錄”有一個形成、發展和泛濫的過程。
最早的語錄當數《壇經》，它由惠能弟子法海編集而成。
惠能主張“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并無在自己身後給人們留下一部《語錄》的意思。
事實上，《壇經》在一般佛教徒心目中，也決不是一部通常的“語錄”，而是與釋迦牟尼佛所說經典同等重要的“佛經”。
禅宗在惠能時代是質樸無文、不加修飾的。
惠能弟子神會為了弘揚惠能禅，把惠能思想加以理論化、系統化，“每月作壇場，為人說法，破清淨禅，立如來禅，立知見，立言說”（《曆代法寶記》），他為後人留下了一部《神會語錄》。
《神會語錄》的形成為爾後禅宗“語錄”的發展開了先例。
在神會之後，禅宗語錄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大約在九世紀左右，《龐居士語錄》《筠州黃檗山斷際禅師傳心法要》《黃檗斷際禅師宛陵錄》《鎮州臨濟慧照禅師語錄》《趙州真際大師語錄》《筠州洞山悟本禅師語錄》《瑞州洞山良價禅師語錄》《撫州曹山元證禅師語錄》《撫州曹山本寂禅師語錄》等書，已經廣為流行于叢林。
南嶽懷讓、馬祖道一、百丈懷海等諸家大師的語錄，大約也在此前後已經完成。
中國傳統的佛教義學，除少數自著的“論”以外，大都通過對佛教譯籍的煩瑣注釋以發揮自己的思想。
寫論著有相當的難度，而注釋又令人生厭。
唐代“語錄”多為即興而出、臨場發揮之作；既不需要嚴密的邏輯論證，也不要求廣泛的引經據典。
如上述《傳心法要》《臨濟錄》《趙州錄》等，語言生動活潑，充滿生活情趣，不受經典束縛，充分表達個人的獨立見解。
禅宗語錄在早期的發展，使依附譯籍的傳統義學黯然失色，曾有力地推動禅宗自身的發展。
随着禅宗影響的不斷擴大，文人士大夫參禅問道日益增多，專門記述禅師說法内容的語錄（以及記載禅宗曆史的各種“燈錄”）越來越多。
禅宗在宋代已由“不立文字”而變為“不離文字”，甚至玩弄文字和語言遊戲。
正如時人所揭露的，一些禅僧既無理論素養，又無實踐功夫，“但逞華麗言句而已”（《黃龍慧南禅師語錄》），“以疏帶俳優而為得體，以字相比麗而為見工”（《羅湖野錄》卷中）。
“語錄”的典型和集大成者，是《古尊宿語錄》。
它由宋代禅僧赜藏主編集而成。
現存《古尊宿語錄》共四十八卷，收錄了自八世紀至十三世紀的三十六家禅師語錄。
但當初則僅收得南泉普願而下二十二家的“示衆機緣”。
所以，《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三十六家的全部成型和刊出，是一個反複增補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各家語錄也經曆了加工、補充、整理，使之完善和系統化的時期。
“語錄”在宋以後終于泛濫成災，不可收拾，對禅宗造成嚴重危害。
所以，清初雍正帝說，一些好為名利的禅師，“平素一無所事，吃得飯飽，長連床上，三三五五，握管伸紙，商量作一部好語錄垂後”（《禦選語錄·曆代禅師後集後序》）。
更有一些禅師，根據現實社會政治的需要，借禅學術語，按照既定程式，上堂串演一番，由弟子輩一一記錄下來，成為所謂“機緣”語句，即“語錄”。
如《昭代叢書别集》載張潮跋、木陳道忞禅師《奏對機緣》雲：“大和尚上堂，師徒問答，皆預為撰制，如優伶讀腳本，臨時演唱。
”明清禅學極不景氣，但禅師的語錄汗牛充棟，凡為人“宗師”、當過幾天住持的，幾乎都有自己的一部語錄。
這類“語錄”的質量便可想而知。
語錄形成後，較早的語錄文字，尤其是後世公認的著名禅師的機緣語句，往往成為人們模仿、注釋、發揮的對象。
于是，“公案”就産生了。
重重相因的結果，使文字禅更為煩瑣、複雜。
用解釋“公案”方式發揮自己思想的做法，開始于臨濟宗的汾陽善昭禅師。
他用偈頌形式對一百條“公案”加以闡述，稱之為“頌古”。
“頌古”的原則是不點破公案的意義，而以韻文對公案做贊譽性的解釋，即所謂“繞路說禅”。
善昭之後，
《語錄》所反映的大慧宗杲禅學思想，既有它的曆史淵源，又有它的曆史影響。
所謂“語錄”，是弟子輩對禅宗祖師言論的記錄。
“語錄”有一個形成、發展和泛濫的過程。
最早的語錄當數《壇經》，它由惠能弟子法海編集而成。
惠能主張“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并無在自己身後給人們留下一部《語錄》的意思。
事實上，《壇經》在一般佛教徒心目中，也決不是一部通常的“語錄”，而是與釋迦牟尼佛所說經典同等重要的“佛經”。
禅宗在惠能時代是質樸無文、不加修飾的。
惠能弟子神會為了弘揚惠能禅，把惠能思想加以理論化、系統化，“每月作壇場，為人說法，破清淨禅，立如來禅，立知見，立言說”（《曆代法寶記》），他為後人留下了一部《神會語錄》。
《神會語錄》的形成為爾後禅宗“語錄”的發展開了先例。
在神會之後，禅宗語錄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大約在九世紀左右，《龐居士語錄》《筠州黃檗山斷際禅師傳心法要》《黃檗斷際禅師宛陵錄》《鎮州臨濟慧照禅師語錄》《趙州真際大師語錄》《筠州洞山悟本禅師語錄》《瑞州洞山良價禅師語錄》《撫州曹山元證禅師語錄》《撫州曹山本寂禅師語錄》等書，已經廣為流行于叢林。
南嶽懷讓、馬祖道一、百丈懷海等諸家大師的語錄，大約也在此前後已經完成。
中國傳統的佛教義學，除少數自著的“論”以外，大都通過對佛教譯籍的煩瑣注釋以發揮自己的思想。
寫論著有相當的難度，而注釋又令人生厭。
唐代“語錄”多為即興而出、臨場發揮之作；既不需要嚴密的邏輯論證，也不要求廣泛的引經據典。
如上述《傳心法要》《臨濟錄》《趙州錄》等，語言生動活潑，充滿生活情趣，不受經典束縛，充分表達個人的獨立見解。
禅宗語錄在早期的發展，使依附譯籍的傳統義學黯然失色，曾有力地推動禅宗自身的發展。
随着禅宗影響的不斷擴大，文人士大夫參禅問道日益增多，專門記述禅師說法内容的語錄（以及記載禅宗曆史的各種“燈錄”）越來越多。
禅宗在宋代已由“不立文字”而變為“不離文字”，甚至玩弄文字和語言遊戲。
正如時人所揭露的，一些禅僧既無理論素養，又無實踐功夫，“但逞華麗言句而已”（《黃龍慧南禅師語錄》），“以疏帶俳優而為得體，以字相比麗而為見工”（《羅湖野錄》卷中）。
“語錄”的典型和集大成者，是《古尊宿語錄》。
它由宋代禅僧赜藏主編集而成。
現存《古尊宿語錄》共四十八卷，收錄了自八世紀至十三世紀的三十六家禅師語錄。
但當初則僅收得南泉普願而下二十二家的“示衆機緣”。
所以，《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三十六家的全部成型和刊出，是一個反複增補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各家語錄也經曆了加工、補充、整理，使之完善和系統化的時期。
“語錄”在宋以後終于泛濫成災，不可收拾，對禅宗造成嚴重危害。
所以，清初雍正帝說，一些好為名利的禅師，“平素一無所事，吃得飯飽，長連床上，三三五五，握管伸紙，商量作一部好語錄垂後”（《禦選語錄·曆代禅師後集後序》）。
更有一些禅師，根據現實社會政治的需要，借禅學術語，按照既定程式，上堂串演一番，由弟子輩一一記錄下來，成為所謂“機緣”語句，即“語錄”。
如《昭代叢書别集》載張潮跋、木陳道忞禅師《奏對機緣》雲：“大和尚上堂，師徒問答，皆預為撰制，如優伶讀腳本，臨時演唱。
”明清禅學極不景氣，但禅師的語錄汗牛充棟，凡為人“宗師”、當過幾天住持的，幾乎都有自己的一部語錄。
這類“語錄”的質量便可想而知。
語錄形成後，較早的語錄文字，尤其是後世公認的著名禅師的機緣語句，往往成為人們模仿、注釋、發揮的對象。
于是，“公案”就産生了。
重重相因的結果，使文字禅更為煩瑣、複雜。
用解釋“公案”方式發揮自己思想的做法，開始于臨濟宗的汾陽善昭禅師。
他用偈頌形式對一百條“公案”加以闡述，稱之為“頌古”。
“頌古”的原則是不點破公案的意義，而以韻文對公案做贊譽性的解釋，即所謂“繞路說禅”。
善昭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