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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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政治鬥争和世事困擾的場所。
其次，士大夫因喜靜厭鬧，故而易為默照禅所牢籠。
默照禅“見士大夫為塵勞所障，方寸不甯怗，便教他寒灰枯木去”（《語錄》卷十七）。
其實，禅“不在靜處，不在鬧處”（《語錄》卷十九），禅既非坐卧，又不離坐卧。
再其次，士大夫學禅，往往希求速效，即希願迅速擺脫煩惱。
宗杲認為：這實際上是對“頓悟”學說的片面理解，在具體踐履中根本行不通。
因為，沒有漸修的功夫，就不會産生頓悟。
又其次，士大夫因聰明知見過多，從而造成“理障”，妨礙禅悟。
《圓覺經》雲：“雲何二障？一曰理障，礙正知見；二曰事障，續諸生死。
”士大夫受聰明知見支配，陷入惡知惡解，障蔽了般若智慧的發揮。
其實，聰明知見與無明煩惱是相反相成的；不依賴自力、自信，不去内心發掘，盡在文字知見上下功夫，乃是與禅學宗旨相背離的。
大慧宗杲對士大夫禅學的熱情引導，正是建立在上述嚴肅分析基礎上的。
他指出，由于官僚士大夫特定的優裕生活環境，他們的參禅，首先要透過“生死”二字，不為富貴所牢籠，不為财色所迷惑。
他常教導士大夫：無常迅速，生死事大。
衆生界中順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撥整了一番，又一番到來。
若不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作對治，則直待臘月三十，手忙腳亂如落湯螃蟹時，方始知悔，則遲也。
（《語錄》卷十九《示妙證居士（聶寺丞）》） 他又指出，無論怎麼說，在家學佛者受環境條件的影響，得悟的機會要比出家修行者少，所以更應該锲而不舍、精進不已。
出家人自小遠離塵勞，身居清淨寺院，每日與佛書、佛事相伴；而俗人身處火宅，日常生活中與貪、嗔、癡為伴，所作所為，所見所聞，無非惡業。
所以，士大夫學佛，首先要抛棄世俗見解，專注于心靈的生活，完成思想方面的根本轉變。
宗杲又根據當時思想界三教合一的曆史趨勢，以及官僚士大夫們對儒家思想的依戀之情，向他們提出，直要到古人腳踏實地處，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後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自出氣，真勇猛精進勝丈夫所為。
（《語錄》卷二十一《示鄂守熊祠部（叔雅）》） 他既堅持了看話禅的基本原則，又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機動。
大慧宗杲通過畢生的不懈努力，大大挽救了禅宗的危機，在禅宗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宗杲以後，看話禅成為禅宗的主流，叢林佛教普遍以宗杲的禅學為依據而展開。
明清佛教大體上是對宗杲看話禅和士大夫禅學的繼承、發揚，除了更加注重淨土歸向外，沒有多少新的内容。
《大慧普覺禅師語錄》篇幅較大，難以全部注釋、翻譯。
我們隻能選擇其中的精華，即最能反映大慧宗杲禅法思想的部分加以注釋、翻譯。
具體地說，圍繞着三個主要内容：一、有關“看話禅”的弘揚（包括對“默照禅”的評析）；二、有關忠君愛國思想的提倡（以“忠義之心”說為核心）；三、有關對士大夫禅學的具體指導。
所選部分雖然隻有三萬字左右（約占全部《語錄》的六分之一），但基本上已包容了宗杲禅學的主要精神。
由于《語錄》本身的重點是在“普說”“法語”“書信”三個部分，所以，選注的重心自然也就落在第十三卷至三十卷上了。
限于篇幅，凡與以上三方面内容沒有關系或關系不甚密切的文字，都暫省略。
蘊聞在編集完成《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後，即于乾道七年（公元一一七一年）三月向孝宗皇帝上《進大慧禅師語錄奏劄》，請求以真宗敕令将《景德傳燈錄》入藏為例，使《大慧語錄》“特賜指揮，亦令入藏，用廣流通”。
不久即獲準入藏。
乾道八年正月，福州東禅寺住持僧德潛根據禦批，将《大慧語錄》“刊為經闆，計三十卷，入于《毗盧大藏》，用廣流通”（《題大慧禅師語錄》）。
可見，《大慧語錄》一問世，便很快受到宋統治者的重視，獲得入藏的待遇。
其後，宋明兩代的各種刻本《大藏經》，都加以收入。
近代以來，《頻伽藏》《大正藏》等也予以收錄。
本書所選，依據的是《大正藏》本（見該藏第四十七卷）。
其次，士大夫因喜靜厭鬧，故而易為默照禅所牢籠。
默照禅“見士大夫為塵勞所障，方寸不甯怗，便教他寒灰枯木去”（《語錄》卷十七）。
其實，禅“不在靜處，不在鬧處”（《語錄》卷十九），禅既非坐卧，又不離坐卧。
再其次，士大夫學禅，往往希求速效，即希願迅速擺脫煩惱。
宗杲認為：這實際上是對“頓悟”學說的片面理解，在具體踐履中根本行不通。
因為，沒有漸修的功夫，就不會産生頓悟。
又其次，士大夫因聰明知見過多，從而造成“理障”，妨礙禅悟。
《圓覺經》雲：“雲何二障？一曰理障，礙正知見；二曰事障，續諸生死。
”士大夫受聰明知見支配，陷入惡知惡解，障蔽了般若智慧的發揮。
其實，聰明知見與無明煩惱是相反相成的；不依賴自力、自信，不去内心發掘，盡在文字知見上下功夫，乃是與禅學宗旨相背離的。
大慧宗杲對士大夫禅學的熱情引導，正是建立在上述嚴肅分析基礎上的。
他指出，由于官僚士大夫特定的優裕生活環境，他們的參禅，首先要透過“生死”二字，不為富貴所牢籠，不為财色所迷惑。
他常教導士大夫：無常迅速，生死事大。
衆生界中順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撥整了一番，又一番到來。
若不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作對治，則直待臘月三十，手忙腳亂如落湯螃蟹時，方始知悔，則遲也。
（《語錄》卷十九《示妙證居士（聶寺丞）》） 他又指出，無論怎麼說，在家學佛者受環境條件的影響，得悟的機會要比出家修行者少，所以更應該锲而不舍、精進不已。
出家人自小遠離塵勞，身居清淨寺院，每日與佛書、佛事相伴；而俗人身處火宅，日常生活中與貪、嗔、癡為伴，所作所為，所見所聞，無非惡業。
所以，士大夫學佛，首先要抛棄世俗見解，專注于心靈的生活，完成思想方面的根本轉變。
宗杲又根據當時思想界三教合一的曆史趨勢，以及官僚士大夫們對儒家思想的依戀之情，向他們提出，直要到古人腳踏實地處，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後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自出氣，真勇猛精進勝丈夫所為。
（《語錄》卷二十一《示鄂守熊祠部（叔雅）》） 他既堅持了看話禅的基本原則，又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機動。
大慧宗杲通過畢生的不懈努力，大大挽救了禅宗的危機，在禅宗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宗杲以後，看話禅成為禅宗的主流，叢林佛教普遍以宗杲的禅學為依據而展開。
明清佛教大體上是對宗杲看話禅和士大夫禅學的繼承、發揚，除了更加注重淨土歸向外，沒有多少新的内容。
《大慧普覺禅師語錄》篇幅較大，難以全部注釋、翻譯。
我們隻能選擇其中的精華，即最能反映大慧宗杲禅法思想的部分加以注釋、翻譯。
具體地說，圍繞着三個主要内容：一、有關“看話禅”的弘揚（包括對“默照禅”的評析）；二、有關忠君愛國思想的提倡（以“忠義之心”說為核心）；三、有關對士大夫禅學的具體指導。
所選部分雖然隻有三萬字左右（約占全部《語錄》的六分之一），但基本上已包容了宗杲禅學的主要精神。
由于《語錄》本身的重點是在“普說”“法語”“書信”三個部分，所以，選注的重心自然也就落在第十三卷至三十卷上了。
限于篇幅，凡與以上三方面内容沒有關系或關系不甚密切的文字，都暫省略。
蘊聞在編集完成《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後，即于乾道七年（公元一一七一年）三月向孝宗皇帝上《進大慧禅師語錄奏劄》，請求以真宗敕令将《景德傳燈錄》入藏為例，使《大慧語錄》“特賜指揮，亦令入藏，用廣流通”。
不久即獲準入藏。
乾道八年正月，福州東禅寺住持僧德潛根據禦批，将《大慧語錄》“刊為經闆，計三十卷，入于《毗盧大藏》，用廣流通”（《題大慧禅師語錄》）。
可見，《大慧語錄》一問世，便很快受到宋統治者的重視，獲得入藏的待遇。
其後，宋明兩代的各種刻本《大藏經》，都加以收入。
近代以來，《頻伽藏》《大正藏》等也予以收錄。
本書所選，依據的是《大正藏》本（見該藏第四十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