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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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隻管教人死獦狚地休去歇去。
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
又教人随緣管帶、忘情默照。
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
（《語錄》卷二十五） 宗杲認為，将心休歇到如木石相似時，完全冥然無知時，卻能産生般若之智，這是斷然不可能的，因為它與看話禅提倡的“疑”的精神正好相反。
在抨擊“默照禅”的同時，宗杲還對當時叢林流行的所謂“葛藤禅”“無事禅”“蝦蟆禅”“老婆禅”之類進行了揭露，體現了他在禅學上的崇高的時代使命感。
大慧宗杲所處時代，正是民族危亡之際。
朝廷内外和社會上下矛盾錯綜複雜，投降賣國活動和抗戰救亡呼聲勢均力敵。
這是一個布滿疑團的時代。
宗杲作為一名出世的禅者，雖然不可能直接參與政治，但他通過“看話禅”的提倡，已經向人們透露了這方面的心迹。
第二，《語錄》記載了宗杲“忠義之心”說的内容，表現了他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
兩宋之際，政局變幻莫測，民族危亡在即，生民痛苦加深。
艱難時世不隻是給世俗社會的人們帶來沉重負擔，而且也沖擊着深居寺院的僧侶們，使他們同感憂患。
宗杲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從大乘佛教的平等觀念出發，指出，出家人也應當與世俗忠義之士一樣，具有忠君愛國的思想品格。
他在《示成機宜（季恭）》書中寫道：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
但此心與義相遇，則世、出世間一網打就，無少無剩矣。
（《語錄》卷二十四） 這就是說，隻要将佛家的菩提心與理學的忠義心合而為一，在同一人身上結合運用，那麼，他就包融了全部世間、出世間的學問，不再有所偏頗。
在同一書信中，宗杲自豪地宣稱：“予雖學佛者，但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
”他還一再将“忠義者”與“奸邪者”加以對比，揭露“奸邪者”的誤國害民本質，表明自己“忠義者”的堅定立場。
在南宋初年投降勢力十分嚣張之時，一個出家人能持有這樣的愛君憂國思想，把忠義士大夫的憂患意識納入佛教教義，無疑是相當可貴的。
宗杲沒有把自己禁锢在寺院的狹小天地中，而是将佛家“普度衆生”的口号付諸具體的社會實踐。
所以，張浚在《大慧普覺禅師塔銘》中特别把這一點提了出來，以表示他對宗杲的敬意。
他寫道：師雖為方外士，而義笃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氣。
其論甚正确……使為吾儒，豈不為名士？而其學佛亦卓然自立于當世。
（《語錄》卷六） 張九成認為，他之所以與宗杲私交很好，那是因為對方“一死生窮物理，至于倜傥好義，有士大夫難及者”（《人天寶鑒》）。
又有人指出：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于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
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
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為先，可親不可疏，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
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
正所謂幹将镆铘難與争鋒，但虜傷阙耳。
（《禅林寶訓》卷四） 可見，宗杲的思想品格早已受到人們的普遍贊譽。
大慧宗杲不僅在思想上提倡忠義與奸邪的對立，将忠君愛國視為做人的準則，而且還身體力行，努力予以實踐。
在當時和、戰兩派的激烈争鬥中，他堅定地站在主戰派一方，結交了張九成、張浚等一大批“忠義士大夫”，反對秦桧等人投降賣國的活動。
據《宋史》卷三七四《張九成傳》記載：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禅理，從遊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
桧恐其議己，令司谏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讪謗朝政，谪居南安軍。
張浚的《塔銘》也記載道：（宗杲）所交皆俊艾，當時名卿如侍郎張公子韶（九成）為莫逆友，而師亦竟以此禍。
蓋當軸者恐其議己，惡之也。
毀衣焚牒，屏居衡州凡十年，徙梅州五年。
張九成曾因在朝中論議災異時政，迕及權相秦桧，又贊同趙鼎反對和金之議，受秦桧妒恨，被彈劾落職。
宗杲與張九成交遊，不願阿附秦桧，從而也成為秦桧打擊報複的對象。
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所謂
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
又教人随緣管帶、忘情默照。
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
（《語錄》卷二十五） 宗杲認為，将心休歇到如木石相似時，完全冥然無知時，卻能産生般若之智，這是斷然不可能的，因為它與看話禅提倡的“疑”的精神正好相反。
在抨擊“默照禅”的同時，宗杲還對當時叢林流行的所謂“葛藤禅”“無事禅”“蝦蟆禅”“老婆禅”之類進行了揭露，體現了他在禅學上的崇高的時代使命感。
大慧宗杲所處時代，正是民族危亡之際。
朝廷内外和社會上下矛盾錯綜複雜，投降賣國活動和抗戰救亡呼聲勢均力敵。
這是一個布滿疑團的時代。
宗杲作為一名出世的禅者，雖然不可能直接參與政治，但他通過“看話禅”的提倡，已經向人們透露了這方面的心迹。
第二，《語錄》記載了宗杲“忠義之心”說的内容，表現了他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
兩宋之際，政局變幻莫測，民族危亡在即，生民痛苦加深。
艱難時世不隻是給世俗社會的人們帶來沉重負擔，而且也沖擊着深居寺院的僧侶們，使他們同感憂患。
宗杲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從大乘佛教的平等觀念出發，指出，出家人也應當與世俗忠義之士一樣，具有忠君愛國的思想品格。
他在《示成機宜（季恭）》書中寫道：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
但此心與義相遇，則世、出世間一網打就，無少無剩矣。
（《語錄》卷二十四） 這就是說，隻要将佛家的菩提心與理學的忠義心合而為一，在同一人身上結合運用，那麼，他就包融了全部世間、出世間的學問，不再有所偏頗。
在同一書信中，宗杲自豪地宣稱：“予雖學佛者，但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
”他還一再将“忠義者”與“奸邪者”加以對比，揭露“奸邪者”的誤國害民本質，表明自己“忠義者”的堅定立場。
在南宋初年投降勢力十分嚣張之時，一個出家人能持有這樣的愛君憂國思想，把忠義士大夫的憂患意識納入佛教教義，無疑是相當可貴的。
宗杲沒有把自己禁锢在寺院的狹小天地中，而是将佛家“普度衆生”的口号付諸具體的社會實踐。
所以，張浚在《大慧普覺禅師塔銘》中特别把這一點提了出來，以表示他對宗杲的敬意。
他寫道：師雖為方外士，而義笃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氣。
其論甚正确……使為吾儒，豈不為名士？而其學佛亦卓然自立于當世。
（《語錄》卷六） 張九成認為，他之所以與宗杲私交很好，那是因為對方“一死生窮物理，至于倜傥好義，有士大夫難及者”（《人天寶鑒》）。
又有人指出：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于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
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
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為先，可親不可疏，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
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
正所謂幹将镆铘難與争鋒，但虜傷阙耳。
（《禅林寶訓》卷四） 可見，宗杲的思想品格早已受到人們的普遍贊譽。
大慧宗杲不僅在思想上提倡忠義與奸邪的對立，将忠君愛國視為做人的準則，而且還身體力行，努力予以實踐。
在當時和、戰兩派的激烈争鬥中，他堅定地站在主戰派一方，結交了張九成、張浚等一大批“忠義士大夫”，反對秦桧等人投降賣國的活動。
據《宋史》卷三七四《張九成傳》記載：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禅理，從遊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
桧恐其議己，令司谏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讪謗朝政，谪居南安軍。
張浚的《塔銘》也記載道：（宗杲）所交皆俊艾，當時名卿如侍郎張公子韶（九成）為莫逆友，而師亦竟以此禍。
蓋當軸者恐其議己，惡之也。
毀衣焚牒，屏居衡州凡十年，徙梅州五年。
張九成曾因在朝中論議災異時政，迕及權相秦桧，又贊同趙鼎反對和金之議，受秦桧妒恨，被彈劾落職。
宗杲與張九成交遊，不願阿附秦桧，從而也成為秦桧打擊報複的對象。
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所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