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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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不僅在中國佛教著作中是一部傑作，在世界上也是一部“奇書”。
它有着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在中國曆史上，到達印度的求法僧，并不在少數，但像玄奘這樣，遍遊五印度，學有成就，最後回國，又留下《大唐西域記》這樣偉大著作的，卻不多。
可以與玄奘相比，在玄奘之前的，隻有東晉的法顯。
法顯的遊蹤也很廣，回國後寫下了《法顯傳》一書。
在玄奘之後，隻有稍晚的義淨。
義淨寫的兩種與印度最有關系的書，上面《源流》一節已經講到。
法顯和義淨，成就當然也是巨大的。
他們的書，也很重要。
但是，三人之中，如果要做比較，應該說，玄奘是最突出的。
初唐時期，中國僧人西行求法的運動，曾經在曆史上形成一個空前的高潮。
一大批僧人到達印度，學習佛教。
人數之多，周遊地區之廣，曆史上空前絕後。
這個高潮的形成，有各種的原因，玄奘個人品格所樹立的榜樣，應該說是其中之一。
玄奘求法成功的經曆，無疑大大鼓舞和堅定了所有求法僧們西行的決心和意志。
而他的《大唐西域記》一書，則為西行的僧人們事先就提供了一份翔實而有用的指南。
典型的例子就是義淨，他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王路。
”玄奘是唐代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在他之後，每一位求法僧，無不把他當作最高的楷模，從而踏上西行的征途。
其次，玄奘寫成的《大唐西域記》一書，極大地增加了當時中國人對于西域地區，尤其是其中的印度各國情況的認識。
這大大有利于當時中國内地和西域各國國家之間、人民之間的交往。
唐代在中國曆史上，國力最為強盛，文化事業極一代之盛，這種局面的形成，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無疑應該包括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對外來文化持一種開放的态度這一條。
唐代中國與外國交往頻繁，貿易活躍。
這從任何方面講，對中國和外國都有好處。
玄奘的書，無疑促進了這一過程的發展。
舉一個例子。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中有《天竺國》一節，其中就講到戒日王和玄奘，說： 武德中，國大亂，王屍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
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屍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
”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
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
”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
帝命雲騎尉雲梁懷璥持節尉撫。
屍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
”戎言中國為摩诃震旦。
乃出迎，膜拜受诏書，戴之頂。
複遣使者随入朝。
诏衛尉丞李義表報之。
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屍羅逸多率群臣東面受诏書。
複獻火珠、郁金、菩提樹。
很顯然，這段叙述，前一半就來自玄奘或玄奘的《大唐西域記》。
因為玄奘到達印度，戒日王派了使節到中國來，中印之間的聯系重新建立了起來。
不僅如此，同書同傳中接着還有“摩揭它國”，也就是“摩揭陀國”一節，其中又講：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
……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
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揚州上諸蔗，拃沉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
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诃菩提祠立碑焉。
後德宗自制鐘銘，賜那爛陀祠。
這說明，當時中印之間新建立的聯系，不僅僅限于一般的禮聘往來，連制糖的技術也由此從印度傳來，傳來後又在中國得到提高。
中印之間友好交往，互相學習，這又成一段佳話。
有這樣的事，玄奘功不可沒。
但是，對玄奘書的價值，在宋代以後，能有所認識的人似乎越來越少。
這也有一個例子。
清代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其中收有《大唐西域記》，編書的館臣們都是極一時之選的博學之士，可是他們撰寫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卷七十一，把清代時西域的情況與《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做了對比，認為《大唐西域記》書中多為傳聞，最後對《大唐西域記》評價道： “……我皇上開辟天西，鹹歸版籍。
《欽定西域圖志》征實傳信，凡前代傳聞之說，一一厘正。
此書侈陳靈異，尤不足稽。
然山川道裡，亦有互相證明者，姑錄存之，備參考焉。
” 館臣們的評價相當低。
其實，當時的館臣們并不真正了解域外的情況，所以已經不知道玄奘書的巨大價值了。
對玄奘書的價值重新加以認識，實際上是在近代開始的。
近代的西方人到達印度後，歐洲的一些學者，既包括一部分印度學家，又
它有着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在中國曆史上，到達印度的求法僧，并不在少數，但像玄奘這樣，遍遊五印度，學有成就，最後回國，又留下《大唐西域記》這樣偉大著作的，卻不多。
可以與玄奘相比，在玄奘之前的，隻有東晉的法顯。
法顯的遊蹤也很廣，回國後寫下了《法顯傳》一書。
在玄奘之後，隻有稍晚的義淨。
義淨寫的兩種與印度最有關系的書，上面《源流》一節已經講到。
法顯和義淨，成就當然也是巨大的。
他們的書，也很重要。
但是，三人之中，如果要做比較，應該說，玄奘是最突出的。
初唐時期，中國僧人西行求法的運動，曾經在曆史上形成一個空前的高潮。
一大批僧人到達印度，學習佛教。
人數之多，周遊地區之廣，曆史上空前絕後。
這個高潮的形成，有各種的原因，玄奘個人品格所樹立的榜樣，應該說是其中之一。
玄奘求法成功的經曆，無疑大大鼓舞和堅定了所有求法僧們西行的決心和意志。
而他的《大唐西域記》一書，則為西行的僧人們事先就提供了一份翔實而有用的指南。
典型的例子就是義淨，他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王路。
”玄奘是唐代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在他之後，每一位求法僧，無不把他當作最高的楷模，從而踏上西行的征途。
其次，玄奘寫成的《大唐西域記》一書，極大地增加了當時中國人對于西域地區，尤其是其中的印度各國情況的認識。
這大大有利于當時中國内地和西域各國國家之間、人民之間的交往。
唐代在中國曆史上，國力最為強盛，文化事業極一代之盛，這種局面的形成，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無疑應該包括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對外來文化持一種開放的态度這一條。
唐代中國與外國交往頻繁，貿易活躍。
這從任何方面講，對中國和外國都有好處。
玄奘的書，無疑促進了這一過程的發展。
舉一個例子。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中有《天竺國》一節，其中就講到戒日王和玄奘，說： 武德中，國大亂，王屍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
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屍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
”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
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
”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
帝命雲騎尉雲梁懷璥持節尉撫。
屍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
”戎言中國為摩诃震旦。
乃出迎，膜拜受诏書，戴之頂。
複遣使者随入朝。
诏衛尉丞李義表報之。
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屍羅逸多率群臣東面受诏書。
複獻火珠、郁金、菩提樹。
很顯然，這段叙述，前一半就來自玄奘或玄奘的《大唐西域記》。
因為玄奘到達印度，戒日王派了使節到中國來，中印之間的聯系重新建立了起來。
不僅如此，同書同傳中接着還有“摩揭它國”，也就是“摩揭陀國”一節，其中又講：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
……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
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揚州上諸蔗，拃沉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
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诃菩提祠立碑焉。
後德宗自制鐘銘，賜那爛陀祠。
這說明，當時中印之間新建立的聯系，不僅僅限于一般的禮聘往來，連制糖的技術也由此從印度傳來，傳來後又在中國得到提高。
中印之間友好交往，互相學習，這又成一段佳話。
有這樣的事，玄奘功不可沒。
但是，對玄奘書的價值，在宋代以後，能有所認識的人似乎越來越少。
這也有一個例子。
清代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其中收有《大唐西域記》，編書的館臣們都是極一時之選的博學之士，可是他們撰寫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卷七十一，把清代時西域的情況與《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做了對比，認為《大唐西域記》書中多為傳聞，最後對《大唐西域記》評價道： “……我皇上開辟天西，鹹歸版籍。
《欽定西域圖志》征實傳信，凡前代傳聞之說，一一厘正。
此書侈陳靈異，尤不足稽。
然山川道裡，亦有互相證明者，姑錄存之，備參考焉。
” 館臣們的評價相當低。
其實，當時的館臣們并不真正了解域外的情況，所以已經不知道玄奘書的巨大價值了。
對玄奘書的價值重新加以認識，實際上是在近代開始的。
近代的西方人到達印度後，歐洲的一些學者，既包括一部分印度學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