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
關燈
小
中
大
《大唐西域記》一書，如果要說“源”，可以從兩方面來講：一是中國求法僧的著作傳統，一是中國曆史上撰寫域外地志的傳統。
先說第一方面。
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最初隻有從西方來的外國僧人在中國傳教、譯經。
曹魏末年，漢人朱士行為求取經本，西行到于阗，是為有記載的最早向西方求法的中國人。
東晉以後，佛教得到大發展，向西方求法的中國僧人數量大大增加。
東晉末年，法顯西行，成為第一個到達印度本土的中國僧人。
法顯從陸路去，先到北印度，然後到達中印度，再從東印度乘船到達斯裡蘭卡，最後從斯裡蘭卡乘船回到中國。
這在當時是一件極不平凡的壯舉。
法顯回國後，将他的經曆撰寫成書，這就是有名的《法顯傳》（又稱作《高僧法顯傳》或《佛國記》）。
法顯的書，第一次以親見親聞的形式，向中國人詳細報告了西天佛國的情形。
比法顯稍後，又有僧人智猛，也到了印度。
智猛回國，也撰有《遊行外國傳》，可惜書後來很早就佚失了。
其他的，例如僧人昙景著有《外國傳》，僧人法維著有《佛國記》，僧人法盛著有《曆國傳》，大約都是類似的著作，可惜後來也都佚失了。
甚至連他們西行的年代今天也不是很清楚。
隻有北魏時奉太後命西行的僧人惠生的《行記》，賴《洛陽伽藍記》中長段的引文，至今尚可知道其主要内容。
求法僧們為追求佛法，“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倘能回到中國，隻要可能，自然願意把自己的經曆和見聞記錄下來。
這對于宣傳佛教和讓人們了解佛教以及佛教的誕生地印度的情況，無疑很有用處。
玄奘在唐初出國，孤征數萬裡，在印度十餘年，所行最遠，所見最廣，所知又最多，他回國以後，撰成《大唐西域記》一書，正可以看作繼承求法僧著作的傳統。
再說第二方面。
中華民族注重務實，曆來喜好曆史和地理。
前漢司馬遷撰寫《史記》，就有《大宛列傳》，專門記載漢武帝時開拓西域，包括張骞出使，所獲得的有關西域的知識。
班固撰《漢書》，更專門寫了《西域傳》一節。
以後的史書，不管是官修，還是私人編撰，大多有一個或更多的專節介紹西域的情況。
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原來住在中國西北一帶一些少數民族遷移到中原地區，中原的人民，也有不少移居到河西甚至于西域的。
這些，都推動和增加了中國和西域地區之間的交流和往來。
遷徙的民族、出行的使節、求法的僧人帶回更多的消息，大大豐富了中國人對于域外的知識，于是出現數量上前所未有的一批有關域外地理的著作。
這些著作，雖然後來大多都已散佚，但在流傳下來的一些書裡，例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經注》和一些類書，有所反映。
出于相同的原因，同時為了更好地宣傳佛教，讓人們了解佛教，中國的僧人從來對撰寫西域，其中包括印度的地志類的著作有很大的熱情。
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之前，實際上已經有好些由中國僧人撰寫的類似的著作。
東晉時的名僧道安撰有《西域志》，支僧載撰有《外國事》，竺枝撰有《扶南記》，隋代的彥琮撰有《西域傳》以及彥琮與裴矩合著
先說第一方面。
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最初隻有從西方來的外國僧人在中國傳教、譯經。
曹魏末年，漢人朱士行為求取經本，西行到于阗，是為有記載的最早向西方求法的中國人。
東晉以後，佛教得到大發展，向西方求法的中國僧人數量大大增加。
東晉末年，法顯西行，成為第一個到達印度本土的中國僧人。
法顯從陸路去，先到北印度，然後到達中印度，再從東印度乘船到達斯裡蘭卡，最後從斯裡蘭卡乘船回到中國。
這在當時是一件極不平凡的壯舉。
法顯回國後，将他的經曆撰寫成書，這就是有名的《法顯傳》（又稱作《高僧法顯傳》或《佛國記》）。
法顯的書，第一次以親見親聞的形式，向中國人詳細報告了西天佛國的情形。
比法顯稍後，又有僧人智猛，也到了印度。
智猛回國，也撰有《遊行外國傳》，可惜書後來很早就佚失了。
其他的，例如僧人昙景著有《外國傳》，僧人法維著有《佛國記》，僧人法盛著有《曆國傳》，大約都是類似的著作，可惜後來也都佚失了。
甚至連他們西行的年代今天也不是很清楚。
隻有北魏時奉太後命西行的僧人惠生的《行記》，賴《洛陽伽藍記》中長段的引文，至今尚可知道其主要内容。
求法僧們為追求佛法，“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倘能回到中國，隻要可能，自然願意把自己的經曆和見聞記錄下來。
這對于宣傳佛教和讓人們了解佛教以及佛教的誕生地印度的情況，無疑很有用處。
玄奘在唐初出國，孤征數萬裡，在印度十餘年，所行最遠，所見最廣，所知又最多，他回國以後，撰成《大唐西域記》一書，正可以看作繼承求法僧著作的傳統。
再說第二方面。
中華民族注重務實，曆來喜好曆史和地理。
前漢司馬遷撰寫《史記》，就有《大宛列傳》，專門記載漢武帝時開拓西域，包括張骞出使，所獲得的有關西域的知識。
班固撰《漢書》，更專門寫了《西域傳》一節。
以後的史書，不管是官修，還是私人編撰，大多有一個或更多的專節介紹西域的情況。
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原來住在中國西北一帶一些少數民族遷移到中原地區，中原的人民，也有不少移居到河西甚至于西域的。
這些，都推動和增加了中國和西域地區之間的交流和往來。
遷徙的民族、出行的使節、求法的僧人帶回更多的消息，大大豐富了中國人對于域外的知識，于是出現數量上前所未有的一批有關域外地理的著作。
這些著作，雖然後來大多都已散佚，但在流傳下來的一些書裡，例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經注》和一些類書，有所反映。
出于相同的原因，同時為了更好地宣傳佛教，讓人們了解佛教，中國的僧人從來對撰寫西域，其中包括印度的地志類的著作有很大的熱情。
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之前，實際上已經有好些由中國僧人撰寫的類似的著作。
東晉時的名僧道安撰有《西域志》，支僧載撰有《外國事》，竺枝撰有《扶南記》，隋代的彥琮撰有《西域傳》以及彥琮與裴矩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