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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竺記》，都是例子。
玄奘撰寫《大唐西域記》，因此也可以看作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當然，玄奘撰《大唐西域記》也有一個最直接的動因，就是唐太宗的要求。
太宗這樣做，可能包括有政治上的一些考慮。
經過隋末的大亂，群雄已被翦平，天下大定，太宗雄才大略，正在考慮如何經營西域，發展與西域各國的交往。
這一點，在最前面《題解》一節中，已經講到了。
至于說到“流”，在玄奘以後，與玄奘《大唐西域記》有關系的著作，首先應該提到的，是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彥悰撰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這部書，雖然體裁上與《大唐西域記》不同，但全書十卷，記述了玄奘一生的事迹，其中有一半（卷一至卷五）都是講玄奘西行求法的經曆。
書中許多地方，與《大唐西域記》相表裡，或彼略而此詳，或彼詳而此略，可以互相印證和補充。
慧立和彥悰，在玄奘在世時，都親炙過玄奘，所以書中材料非常值得重視。
而且，書中對玄奘艱難卓絕的求法經曆以及玄奘舍生忘死、矢志西行的偉大精神，有着極為生動的描寫。
全書篇章布局得當，記事準确，叙述流暢，文字優美，在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史上，也稱得上是一部空前的傑作。
其次應該提到的是道宣的《釋迦方志》。
道宣也是唐初的高僧，又是律宗的大師。
他與玄奘同時，雖然自己沒有到過印度，但在玄奘回國後，參加過玄奘的譯場，得以與玄奘有許多接觸。
道宣一生，著述極豐，《釋迦方志》就是其中之一。
《釋迦方志》書名中“方志”二字，标出它完全是一部記叙古印度的地理志類的著作。
道宣雖未親履其地，但他依靠他能見到的所有典籍，尤其是玄奘新撰的《大唐西域記》，也包括他親自從玄奘和其他人，例如唐初出使印度的王玄策獲得的其他有關知識，撰成此書。
因此他的書中仍有一些新材料。
道宣撰書，時間上略晚于玄奘，唐初中印之間的交往，玄奘赴印之後的事，更做了一些補充。
在玄奘返國二十多年後，中國僧人中又有義淨到了印度。
義淨從海路去，仍從海路還。
義淨在印度居留了十多年，加上在南海一帶停留的時間，前後在國外二十餘年。
義淨在南海時，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内法傳》兩部書。
這兩部書，作為中國求法僧的著作，也極負盛名。
尤其是後一部書，詳細記述印度及南海佛教的儀軌，對于了解當時印度佛教僧伽的制度、行為規定以及印度南海與佛教有關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非常有價值。
書中講的“聖教”，從理論上講，一直被後來的一些中國僧人認為佛教徒行為的最高标準，隻是在實踐中很難完全執行。
比義淨稍晚，還有唐玄宗開元年間赴印度的新羅僧人慧超，回到中國後，也寫有一部行記，稱作《往五天竺國傳》。
現存的有二十世紀初在敦煌發現的殘本，其中也記載了一些當時印度的情況，但在翔實的程度上還是遠遠不能與《大唐西域記》相比。
作為全面記述古代印度地理、曆史、民族、語言、物産、宗教、風俗、文化的一部偉大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在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了。
玄奘撰寫《大唐西域記》，因此也可以看作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當然，玄奘撰《大唐西域記》也有一個最直接的動因，就是唐太宗的要求。
太宗這樣做，可能包括有政治上的一些考慮。
經過隋末的大亂，群雄已被翦平，天下大定，太宗雄才大略，正在考慮如何經營西域，發展與西域各國的交往。
這一點，在最前面《題解》一節中，已經講到了。
至于說到“流”，在玄奘以後，與玄奘《大唐西域記》有關系的著作，首先應該提到的，是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彥悰撰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這部書，雖然體裁上與《大唐西域記》不同，但全書十卷，記述了玄奘一生的事迹，其中有一半（卷一至卷五）都是講玄奘西行求法的經曆。
書中許多地方，與《大唐西域記》相表裡，或彼略而此詳，或彼詳而此略，可以互相印證和補充。
慧立和彥悰，在玄奘在世時，都親炙過玄奘，所以書中材料非常值得重視。
而且，書中對玄奘艱難卓絕的求法經曆以及玄奘舍生忘死、矢志西行的偉大精神，有着極為生動的描寫。
全書篇章布局得當，記事準确，叙述流暢，文字優美，在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史上，也稱得上是一部空前的傑作。
其次應該提到的是道宣的《釋迦方志》。
道宣也是唐初的高僧，又是律宗的大師。
他與玄奘同時，雖然自己沒有到過印度，但在玄奘回國後，參加過玄奘的譯場，得以與玄奘有許多接觸。
道宣一生，著述極豐，《釋迦方志》就是其中之一。
《釋迦方志》書名中“方志”二字，标出它完全是一部記叙古印度的地理志類的著作。
道宣雖未親履其地，但他依靠他能見到的所有典籍，尤其是玄奘新撰的《大唐西域記》，也包括他親自從玄奘和其他人，例如唐初出使印度的王玄策獲得的其他有關知識，撰成此書。
因此他的書中仍有一些新材料。
道宣撰書，時間上略晚于玄奘，唐初中印之間的交往，玄奘赴印之後的事，更做了一些補充。
在玄奘返國二十多年後，中國僧人中又有義淨到了印度。
義淨從海路去，仍從海路還。
義淨在印度居留了十多年，加上在南海一帶停留的時間，前後在國外二十餘年。
義淨在南海時，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内法傳》兩部書。
這兩部書，作為中國求法僧的著作，也極負盛名。
尤其是後一部書，詳細記述印度及南海佛教的儀軌，對于了解當時印度佛教僧伽的制度、行為規定以及印度南海與佛教有關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非常有價值。
書中講的“聖教”，從理論上講，一直被後來的一些中國僧人認為佛教徒行為的最高标準，隻是在實踐中很難完全執行。
比義淨稍晚，還有唐玄宗開元年間赴印度的新羅僧人慧超，回到中國後，也寫有一部行記，稱作《往五天竺國傳》。
現存的有二十世紀初在敦煌發現的殘本，其中也記載了一些當時印度的情況，但在翔實的程度上還是遠遠不能與《大唐西域記》相比。
作為全面記述古代印度地理、曆史、民族、語言、物産、宗教、風俗、文化的一部偉大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在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