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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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金藏》本，也稱作《趙城藏》本，再有《思溪藏》本和《碛砂藏》本。
不過沒有一種是全帙。
宋代以後，曆次翻刻《大藏經》，其中都有《大唐西域記》。
而單獨刻印的本子也很常見。
這些本子則大多是完全的。
清代編《四庫全書》，也收錄了《大唐西域記》，館臣們當時所見到的，就是單刻本。
曆代翻刻的《大唐西域記》，文字上雖然略有差異，但總地講來，大緻都相同。
隻有明代初年在北京刻印的《北藏》本，在卷十一的“僧伽羅國”一節中有關“佛牙精舍”一條的下面，誤增入一段與鄭和出使斯裡蘭卡有關的文字。
其中的錯誤，當然很明顯。
有一點還需要說明一下，舊刻本的《大唐西域記》，在書名之下，題名都是“三藏法師玄奘奉诏譯，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這實際上不準确，或者可以說根本是一個錯誤。
因為，第一，《大唐西域記》本身是撰寫的而不是翻譯的著作。
這一點，不容懷疑。
第二，辯機是玄奘譯經時的助手。
玄奘在撰寫《大唐西域記》時，由他來協助，本身很自然。
但是很難因此而說辯機就是書的撰者。
比較合理的推測是，書中的内容，由玄奘提供或者口述，文字上則由辯機記錄并加以輯綴。
但為什麼會在題名上發生這樣的錯誤呢？解釋是，隋唐時代翻譯的佛經，經題下大多都有某某法師“奉诏譯”的字樣，大概最初刻印佛經的人，未做仔細的分辨，便一律仿照成例，以緻會有如此的錯誤，并且一直沿襲下來。
這一錯誤，實際上發生在唐以後，唐代的好幾種經錄，都沒有作如此的題名，便可以證明。
《大唐西域記》一書，由于内容并不僅限于佛教，書成以後，注意到的人，不僅限于佛教徒。
著錄它的，也不隻是佛教的經錄，還有一般的目錄書，大多把它歸入地理類的著作。
不過，佛教徒以外的學者，很少有人去認真鑽研它。
一些人甚至對它存在某些誤解，典型的是編輯《四庫全書》的館臣們。
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研究印度學、佛教學以及漢學的學者注意到了《大唐西域記》，并開始翻譯和研究《大唐西域記》。
在這方面，歐洲學者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
但他們的工作，涉及版本和文字方面的比較少。
相對于西方學者的成果而言，日本學者後來的研究工作，則比較注意版本和文字的校勘。
他們利用日本自古與中國文化上聯系密切，佛教是從中國傳到日本，因此日本收藏有大量中國的古抄本和古刻本的條件，出版了新的校勘本。
一九一一年，京都大學文科大學出版的一種《大唐西域記》，底本是公元十三世紀在朝鮮刻印的《高麗新藏》本，同時利用了十一世紀刻印的《高麗舊藏》本以及其他的一些古抄本和古刻本。
另外，日本學者陸續出版的一些研究性的著作，都包括有對《大唐西域記》的翻譯和注釋，也涉及原文的版本和校勘問題。
這些著作是： 堀謙德的《解說西域記》，東京，一九一二年； 小野玄妙翻譯的《大唐西域記》，東京，一九三六年； 足立喜六的《大唐西域記の研究》，東京，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 水谷真成譯注的《大唐西域記》，東京，一九七二年； 野村耀昌翻譯的《大唐西域記》，東京，一九八三年。
這些著作中有些成果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中國方面，在清末民初，雖然翻刻的《大唐西域記》本子不少，但基本都是一般的複刻本。
這種情形，是因為當時還談不上對《大唐西域記》做系統的，尤其是具有新意的研究。
民國初年隻有丁謙做過一些工作，但沒有大的突破。
受到歐洲和日本學者研究成績的刺激，我國的一些學者，例如北京大學的向達先生，一直打算仔細整理《大唐西域記》，雖然向先生最後仍然是赍志而殁。
不過，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其他的中國學者也完成了兩種新的校勘本。
一種由呂澂先生校點，一九五七年由金陵刻經處刻印；一種由章巽先生校點，一九七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是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五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
這是以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為首的九位中國學者共同努力，在資料并不太充足的條件下完成的一個校注本。
其他不論，僅就版本的校勘而言，它利用了過去所有有價值的古抄本和主要的刻印本，而整理出一個新本。
僅此一點，在成就上就超過了過去所有的刊刻本。
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
這是第一部完全由中國學者完成的，可以與此前的西方和日本學者的工作相比較的，詳細全面地研究《大唐西域記》的大部頭著作，是中國學者對學術和佛教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貢獻。
書出版以後，頗有好評。
不過，研究《大唐西域記》的工作，涉及的方面太多，難度極大，要真正做好這個工作，還需要“更上一層樓”，再做更大的努力。
玄奘是中國的高僧，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完成這一工作，可以說是責無旁貸。
《大唐西域記》全書十二卷，加上最前的兩篇序和最末的《記贊》，十三四萬字，篇幅已不算小。
依照《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編撰體例的要求，以下從《大唐西域記》中節選出部分章節。
節選的章節，以記載印度部分的内容為主。
在這些章節中，又以記載與佛教，尤其是與釋迦牟尼佛教化事迹最有關系的内容為主，介紹給讀者。
節選的章節，包括卷五的羯若鞠阇國，卷六的劫比羅伐窣堵國和拘屍那揭羅國，卷七的婆羅痆斯國，以及卷八摩揭陀國（上）。
文字主要以上面最後提到的《大唐西域記校注》的本子為根據，但重新又加以校正，标點和分段也做了一些改正和調整，并配上分段的小标題和今譯。
希望讀者通過節選的這些章節，能約略了解到當年玄奘大師西天求法時所見到的一代佛教勝迹以及當時印度的風土人情。
但更重要的，是從字裡行間體會到大師萬裡跋涉，舍身求法，不屈不撓，追求真理的偉大精神。
不過沒有一種是全帙。
宋代以後，曆次翻刻《大藏經》，其中都有《大唐西域記》。
而單獨刻印的本子也很常見。
這些本子則大多是完全的。
清代編《四庫全書》，也收錄了《大唐西域記》，館臣們當時所見到的，就是單刻本。
曆代翻刻的《大唐西域記》，文字上雖然略有差異，但總地講來，大緻都相同。
隻有明代初年在北京刻印的《北藏》本，在卷十一的“僧伽羅國”一節中有關“佛牙精舍”一條的下面，誤增入一段與鄭和出使斯裡蘭卡有關的文字。
其中的錯誤，當然很明顯。
有一點還需要說明一下，舊刻本的《大唐西域記》，在書名之下，題名都是“三藏法師玄奘奉诏譯，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這實際上不準确，或者可以說根本是一個錯誤。
因為，第一，《大唐西域記》本身是撰寫的而不是翻譯的著作。
這一點，不容懷疑。
第二，辯機是玄奘譯經時的助手。
玄奘在撰寫《大唐西域記》時，由他來協助，本身很自然。
但是很難因此而說辯機就是書的撰者。
比較合理的推測是，書中的内容，由玄奘提供或者口述，文字上則由辯機記錄并加以輯綴。
但為什麼會在題名上發生這樣的錯誤呢？解釋是，隋唐時代翻譯的佛經，經題下大多都有某某法師“奉诏譯”的字樣，大概最初刻印佛經的人，未做仔細的分辨，便一律仿照成例，以緻會有如此的錯誤，并且一直沿襲下來。
這一錯誤，實際上發生在唐以後，唐代的好幾種經錄，都沒有作如此的題名，便可以證明。
《大唐西域記》一書，由于内容并不僅限于佛教，書成以後，注意到的人，不僅限于佛教徒。
著錄它的，也不隻是佛教的經錄，還有一般的目錄書，大多把它歸入地理類的著作。
不過，佛教徒以外的學者，很少有人去認真鑽研它。
一些人甚至對它存在某些誤解，典型的是編輯《四庫全書》的館臣們。
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研究印度學、佛教學以及漢學的學者注意到了《大唐西域記》，并開始翻譯和研究《大唐西域記》。
在這方面，歐洲學者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
但他們的工作，涉及版本和文字方面的比較少。
相對于西方學者的成果而言，日本學者後來的研究工作，則比較注意版本和文字的校勘。
他們利用日本自古與中國文化上聯系密切，佛教是從中國傳到日本，因此日本收藏有大量中國的古抄本和古刻本的條件，出版了新的校勘本。
一九一一年，京都大學文科大學出版的一種《大唐西域記》，底本是公元十三世紀在朝鮮刻印的《高麗新藏》本，同時利用了十一世紀刻印的《高麗舊藏》本以及其他的一些古抄本和古刻本。
另外，日本學者陸續出版的一些研究性的著作，都包括有對《大唐西域記》的翻譯和注釋，也涉及原文的版本和校勘問題。
這些著作是： 堀謙德的《解說西域記》，東京，一九一二年； 小野玄妙翻譯的《大唐西域記》，東京，一九三六年； 足立喜六的《大唐西域記の研究》，東京，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 水谷真成譯注的《大唐西域記》，東京，一九七二年； 野村耀昌翻譯的《大唐西域記》，東京，一九八三年。
這些著作中有些成果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中國方面，在清末民初，雖然翻刻的《大唐西域記》本子不少，但基本都是一般的複刻本。
這種情形，是因為當時還談不上對《大唐西域記》做系統的，尤其是具有新意的研究。
民國初年隻有丁謙做過一些工作，但沒有大的突破。
受到歐洲和日本學者研究成績的刺激，我國的一些學者，例如北京大學的向達先生，一直打算仔細整理《大唐西域記》，雖然向先生最後仍然是赍志而殁。
不過，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其他的中國學者也完成了兩種新的校勘本。
一種由呂澂先生校點，一九五七年由金陵刻經處刻印；一種由章巽先生校點，一九七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是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五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
這是以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為首的九位中國學者共同努力，在資料并不太充足的條件下完成的一個校注本。
其他不論，僅就版本的校勘而言，它利用了過去所有有價值的古抄本和主要的刻印本，而整理出一個新本。
僅此一點，在成就上就超過了過去所有的刊刻本。
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
這是第一部完全由中國學者完成的，可以與此前的西方和日本學者的工作相比較的，詳細全面地研究《大唐西域記》的大部頭著作，是中國學者對學術和佛教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貢獻。
書出版以後，頗有好評。
不過，研究《大唐西域記》的工作，涉及的方面太多，難度極大，要真正做好這個工作，還需要“更上一層樓”，再做更大的努力。
玄奘是中國的高僧，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完成這一工作，可以說是責無旁貸。
《大唐西域記》全書十二卷，加上最前的兩篇序和最末的《記贊》，十三四萬字，篇幅已不算小。
依照《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編撰體例的要求，以下從《大唐西域記》中節選出部分章節。
節選的章節，以記載印度部分的内容為主。
在這些章節中，又以記載與佛教，尤其是與釋迦牟尼佛教化事迹最有關系的内容為主，介紹給讀者。
節選的章節，包括卷五的羯若鞠阇國，卷六的劫比羅伐窣堵國和拘屍那揭羅國，卷七的婆羅痆斯國，以及卷八摩揭陀國（上）。
文字主要以上面最後提到的《大唐西域記校注》的本子為根據，但重新又加以校正，标點和分段也做了一些改正和調整，并配上分段的小标題和今譯。
希望讀者通過節選的這些章節，能約略了解到當年玄奘大師西天求法時所見到的一代佛教勝迹以及當時印度的風土人情。
但更重要的，是從字裡行間體會到大師萬裡跋涉，舍身求法，不屈不撓，追求真理的偉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