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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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北部。
古代的印度，在地理上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個部分，政治上又分為許多小國。
公元前五世紀，釋迦牟尼創立佛教，是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國，即今天印度的比哈爾邦。
玄奘從北印度，先到中印度。
當時，印度最大最有名的佛教寺院是那爛陀寺。
這所寺院也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國，規模宏大，僧侶衆多。
玄奘當初西行，主要的目的是求取《瑜伽師地論》。
那爛陀寺的主持僧人名叫戒賢，在當時就最為精通《瑜伽師地論》。
他雖然年事已高，又患有風疾，仍然專門為玄奘開講這部經典，前後曆時十五個月，同時聽講的還有數千人。
玄奘先後聽了三遍，同時還學習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佛教經典以及其他的印度典籍。
玄奘在那爛陀寺留學五年，然後又開始了他的長途旅行。
他離開那爛陀寺，到東印度，再沿着印度的東海岸到南印度，再繞行西印度，最後還回到中印度摩揭陀國的那爛陀寺。
和以前一樣，他每到一處，總是先瞻仰朝拜佛教聖址，同時訪求有學問的僧人或學者，向他們學習或者共同讨論各種佛教理論著作。
玄奘還注意觀察各個國家不同的風土人情、物産、氣候以及地理、曆史、語言、宗教的狀況。
《大唐西域記》一書，主要就是根據他整個旅行的經曆寫成的。
經過這一番遊學和在那爛陀寺幾年悉心的學習，玄奘不僅全面掌握了印度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理論，而且還有自己的創見。
他成了戒賢法師最好最優異的學生。
于是戒賢讓玄奘主持那爛陀寺講座，為僧人們開講《攝大乘論》和《唯識抉擇論》等典籍。
玄奘的講座，論述精微，說理曉暢，很受大家的歡迎。
大乘中觀派與瑜伽行派在理論上主張不同，但是玄奘認為兩家學說在某些地方可以融合，于是用梵文寫成一部三千頌的《會宗論》，表達了他的這一觀點。
戒賢和其他僧人讀了無不稱贊。
南印度有位小乘僧人寫了一部《破大乘論》攻擊大乘，玄奘又針鋒相對地寫了一部一千六百頌的《破惡見論》。
玄奘博學多才的名聲很快在印度傳開。
當時，印度最有勢力的國王是羯若鞠阇國的戒日王。
戒日王知道了玄奘從中國來，又博學多才，特地約見玄奘。
戒日王曾經聽說，中國有一種樂曲叫《秦王破陣樂》。
見到玄奘，他首先問起此事。
玄奘便向他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宣揚唐朝文化，中印兩國一度中斷的友好關系由此得到恢複。
戒日王敬佩玄奘的品德學問，特地在羯若鞠阇國的都城曲女城舉行一次大會，請玄奘做“論主”。
又邀請了十九位國王、四千多位佛教僧人、兩千多位其他教派的信徒參加。
玄奘在會上宣讀的論文，十八天内沒有一個人能夠出來反駁。
小乘的僧人因此稱玄奘為“解脫天”，大乘的僧人則稱他為“大乘天”。
玄奘的聲名，遠揚五印度。
玄奘求法取經的目的已經達到，曲女城大會以後，他決定回國。
他謝絕了戒日王和其他印度朋友挽留他的好意，帶着曆年訪求到的佛教典籍、佛像等，仍然選擇了從中印度到北印度，再到中亞的陸路，起身東歸。
唐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終于回到了長安。
和他十幾年前偷偷出行時的情形大不一樣，他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
他帶回的經典共有六百五十七部，合五百二十策，此外還有許多佛像。
唐太宗這時正在洛陽，立即召見他。
當時唐太宗非常關心西域的情況，詳細詢問了玄奘周遊各國的見聞，玄奘随問随答，條理清楚。
玄奘談到的見聞，“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産風俗，八王故迹，四佛遺蹤，并博望（張骞）之所不傳，班（班固）、馬（司馬遷）無得而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唐太宗非常高興，對玄奘說：“佛國遐遠，靈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睹，宜修一傳，以示未聞。
”（引文出處同上）意思是希望玄奘撰寫一部書，專門記載他在西域各國的見聞。
玄奘從洛陽到長安後，一邊組建譯場，開始大規模地翻譯經典，一邊由他自己口述，助手辯機執筆，撰寫這部書。
第二年，也就是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七月，全書撰成，稱作《大唐西域記》，并進呈給唐太宗和朝廷。
玄奘為此還寫了一道表章，說明他“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
他對這些國家的記載是，“班超侯而未遠，張骞望而非博。
今所記述，有異前聞。
雖未及大千之疆，頗窮蔥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雕華”。
這些，都使《大唐西域記》成為空前的一部偉大著作。
當時，唐太宗很想讓玄奘還俗做官。
可是，玄奘婉言謝絕，表示隻想翻譯他從印度帶回的佛經，真正實現他最初去印度求法的抱負和理想。
玄奘的話說得很委婉，但是态度非常堅決。
唐太宗最後隻好答應，并且表示願意支持他的譯經大業。
玄奘立即開始大規模翻譯佛經的工作。
從他回國，到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去世，十九年間，他前後共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萬字。
作為一位佛經的大翻譯家，玄奘為後人留下的著作，不僅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寶庫，也為印度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物。
玄奘譯經的成績不僅反映在數量上，還表現在譯文的質量上。
中國從漢末時開始翻譯佛經，前期譯人絕大多數是外國來的僧人，或者以外國僧人為主譯，中國人助譯。
外國僧人雖然通解佛經原本的語言，可是往往不大通解漢語，助譯的中國人情形則剛好相反，因此譯文的質量都不高。
有的過于意譯，以緻失去原意；有的過于直譯，中國人又難以理解。
玄奘在翻譯工作中提出了“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原則，意思是既要忠實于原文，又要使人易于理解。
由于玄奘到過印度，精通佛經的語言，又對佛教教義有很深刻的理解，其譯文的質量和水平自然大大超過他以前所有的譯人。
當時和後來的人因此把他翻譯的佛經稱為“新譯”，而把在他以前翻
古代的印度，在地理上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個部分，政治上又分為許多小國。
公元前五世紀，釋迦牟尼創立佛教，是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國，即今天印度的比哈爾邦。
玄奘從北印度，先到中印度。
當時，印度最大最有名的佛教寺院是那爛陀寺。
這所寺院也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國，規模宏大，僧侶衆多。
玄奘當初西行，主要的目的是求取《瑜伽師地論》。
那爛陀寺的主持僧人名叫戒賢，在當時就最為精通《瑜伽師地論》。
他雖然年事已高，又患有風疾，仍然專門為玄奘開講這部經典，前後曆時十五個月，同時聽講的還有數千人。
玄奘先後聽了三遍，同時還學習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佛教經典以及其他的印度典籍。
玄奘在那爛陀寺留學五年，然後又開始了他的長途旅行。
他離開那爛陀寺，到東印度，再沿着印度的東海岸到南印度，再繞行西印度，最後還回到中印度摩揭陀國的那爛陀寺。
和以前一樣，他每到一處，總是先瞻仰朝拜佛教聖址，同時訪求有學問的僧人或學者，向他們學習或者共同讨論各種佛教理論著作。
玄奘還注意觀察各個國家不同的風土人情、物産、氣候以及地理、曆史、語言、宗教的狀況。
《大唐西域記》一書，主要就是根據他整個旅行的經曆寫成的。
經過這一番遊學和在那爛陀寺幾年悉心的學習，玄奘不僅全面掌握了印度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理論，而且還有自己的創見。
他成了戒賢法師最好最優異的學生。
于是戒賢讓玄奘主持那爛陀寺講座，為僧人們開講《攝大乘論》和《唯識抉擇論》等典籍。
玄奘的講座，論述精微，說理曉暢，很受大家的歡迎。
大乘中觀派與瑜伽行派在理論上主張不同，但是玄奘認為兩家學說在某些地方可以融合，于是用梵文寫成一部三千頌的《會宗論》，表達了他的這一觀點。
戒賢和其他僧人讀了無不稱贊。
南印度有位小乘僧人寫了一部《破大乘論》攻擊大乘，玄奘又針鋒相對地寫了一部一千六百頌的《破惡見論》。
玄奘博學多才的名聲很快在印度傳開。
當時，印度最有勢力的國王是羯若鞠阇國的戒日王。
戒日王知道了玄奘從中國來，又博學多才，特地約見玄奘。
戒日王曾經聽說，中國有一種樂曲叫《秦王破陣樂》。
見到玄奘，他首先問起此事。
玄奘便向他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宣揚唐朝文化，中印兩國一度中斷的友好關系由此得到恢複。
戒日王敬佩玄奘的品德學問，特地在羯若鞠阇國的都城曲女城舉行一次大會，請玄奘做“論主”。
又邀請了十九位國王、四千多位佛教僧人、兩千多位其他教派的信徒參加。
玄奘在會上宣讀的論文，十八天内沒有一個人能夠出來反駁。
小乘的僧人因此稱玄奘為“解脫天”，大乘的僧人則稱他為“大乘天”。
玄奘的聲名，遠揚五印度。
玄奘求法取經的目的已經達到，曲女城大會以後，他決定回國。
他謝絕了戒日王和其他印度朋友挽留他的好意，帶着曆年訪求到的佛教典籍、佛像等，仍然選擇了從中印度到北印度，再到中亞的陸路，起身東歸。
唐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終于回到了長安。
和他十幾年前偷偷出行時的情形大不一樣，他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
他帶回的經典共有六百五十七部，合五百二十策，此外還有許多佛像。
唐太宗這時正在洛陽，立即召見他。
當時唐太宗非常關心西域的情況，詳細詢問了玄奘周遊各國的見聞，玄奘随問随答，條理清楚。
玄奘談到的見聞，“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産風俗，八王故迹，四佛遺蹤，并博望（張骞）之所不傳，班（班固）、馬（司馬遷）無得而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唐太宗非常高興，對玄奘說：“佛國遐遠，靈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睹，宜修一傳，以示未聞。
”（引文出處同上）意思是希望玄奘撰寫一部書，專門記載他在西域各國的見聞。
玄奘從洛陽到長安後，一邊組建譯場，開始大規模地翻譯經典，一邊由他自己口述，助手辯機執筆，撰寫這部書。
第二年，也就是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七月，全書撰成，稱作《大唐西域記》，并進呈給唐太宗和朝廷。
玄奘為此還寫了一道表章，說明他“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
他對這些國家的記載是，“班超侯而未遠，張骞望而非博。
今所記述，有異前聞。
雖未及大千之疆，頗窮蔥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雕華”。
這些，都使《大唐西域記》成為空前的一部偉大著作。
當時，唐太宗很想讓玄奘還俗做官。
可是，玄奘婉言謝絕，表示隻想翻譯他從印度帶回的佛經，真正實現他最初去印度求法的抱負和理想。
玄奘的話說得很委婉，但是态度非常堅決。
唐太宗最後隻好答應，并且表示願意支持他的譯經大業。
玄奘立即開始大規模翻譯佛經的工作。
從他回國，到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去世，十九年間，他前後共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萬字。
作為一位佛經的大翻譯家，玄奘為後人留下的著作，不僅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寶庫，也為印度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物。
玄奘譯經的成績不僅反映在數量上，還表現在譯文的質量上。
中國從漢末時開始翻譯佛經，前期譯人絕大多數是外國來的僧人，或者以外國僧人為主譯，中國人助譯。
外國僧人雖然通解佛經原本的語言，可是往往不大通解漢語，助譯的中國人情形則剛好相反，因此譯文的質量都不高。
有的過于意譯，以緻失去原意；有的過于直譯，中國人又難以理解。
玄奘在翻譯工作中提出了“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原則，意思是既要忠實于原文，又要使人易于理解。
由于玄奘到過印度，精通佛經的語言，又對佛教教義有很深刻的理解，其譯文的質量和水平自然大大超過他以前所有的譯人。
當時和後來的人因此把他翻譯的佛經稱為“新譯”，而把在他以前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