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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是印度初期大乘佛教流行時出現的佛教經典之一。
它是在最早的大乘經典《大般若經》流行後，差不多與《寶積》一類經典同時出現的。
關于此經的梵本在印度流傳的情況，有種種不同之說。
梁譯《攝大乘論釋》卷十五說：“《華嚴經》有百千偈，故名《百千經》。
”而法藏的《華嚴經傳記》卷一則稱，西域傳說此《華嚴大不思議解脫經》有三本：其中上、中兩本隐而不傳，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現流天竺。
《大智度論》也說，《不思議解脫經》有十萬偈。
這說明《華嚴經》最初在印度曾以《不思議解脫經》為名流傳過。
又龍樹在弘揚大乘佛學時，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此經，現行的漢譯《十住毗婆沙論》十七卷，就是對此經《十地品》中初地、二地的解說。
其後世親也依《十地品》造《十地經論》，以發揮《華嚴》要義。
接着又有金剛軍、堅慧等諸論師，各各造論對《十地經論》進行注釋。
這是《華嚴經·十地品》曾在印度單獨流行的一個明證。
此外，據《四十華嚴經後記》記載，四十《華嚴》的梵本，是南天竺烏荼國王手自書寫《大方廣佛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财童子親近承事佛刹極微塵數善知識行中五十五聖者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這又證明該經的《入法界品》（四十《華嚴》）也自成一經在印度流通。
還有寂天的《大乘集菩薩學論》，也曾引用過此經《賢首品》的偈頌。
這又說明，不僅此經的《十地品》和《入法界品》，而且還有其他一些品也在印度單獨流行。
其中《入法界品》和《十地品》，還是尼泊爾佛教中古來通常傳習的九部大經中的兩部，其梵本在尼泊爾至今仍被保存着。
十九世紀中，這兩品梵本，曾先後流傳到印度、英國、法國、日本等國，并校刊出版。
如梵文《十地品》有近藤晃曜的校刊本（東京，一九三六年），《入法界品》有鈴木大拙、泉芳璟的校刊本（京都，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
根據以上的情況推想，《華嚴經》在印度恐怕也不是一時所出，而是先有單本的經流傳，以後才有大本的《華嚴經》集成。
有人說，《華嚴經》的原型是《十地品》和《入法界品》，它是出現于初期大乘佛教經典群中的一些經。
這種說法有它一定的道理。
《華嚴經》最後形成七處九會（六十《華嚴》為八會）的規模，說是釋迦牟尼佛在講此經時，換了七個地點，集會了九次。
但是，《華嚴經》的漢譯，并不是梵文本的全部翻譯，而是略本。
因為卷數最多的唐譯八十《華嚴》，也隻有四萬五千頌，分為三十九品，僅是梵文本中最小本子十萬頌的不到二分之一。
《華嚴經》在中國漢地的傳譯，最初也是翻譯梵文的單本經典。
其中最早是後漢支婁迦谶所譯《佛說兜沙經》和三國吳支謙所譯《佛說菩薩本業經》。
西晉時譯出的單本經典更多，計有十餘種。
其中相當于八十《華嚴》中的《十地品》和《如來出現品》就有七種。
後來東晉佛馱跋陀羅的六十《華嚴》、唐實叉難陀的八十《華嚴》、唐貞元中般若的四十《華嚴》相繼譯出以後，仍然有不少依單本梵文翻譯的零星譯本出現。
自從六十《華嚴》譯出後，受到佛教學者和高僧大德的高度重視。
他們競相傳習，并撰述注疏。
這些注疏，有直接注釋《華嚴經》的，也有對《華嚴經》的注疏再作解釋的，同時還有一些依據《華嚴經》教義進行發揮的。
如最初參與譯場的法業，曾親承佛馱跋陀羅的口義而撰成《華嚴旨歸》二卷。
随後，劉宋求那跋陀羅曾講解過此經多遍，北齊玄暢則更對此經随章逐句詳加疏講。
北魏勒那摩提曾多次弘講此經，劉謙之也精研此經，作《華嚴論》六百卷。
此後，有地論師慧光、北齊大覺寺僧範、邺中昙遵、洛州昙衍、後魏靈辯等，都撰有此經的《經疏》或《經論》等。
嗣後隋代有靈裕著《經疏》八卷、《旨歸》一卷，昙遷著《華嚴明難品玄解》十卷，慧藏著《義疏》十卷，洪遵著《經疏》七卷，慧遠著《經疏》七卷、《十地經論義記》七卷，吉藏著《遊意》一卷，慧覺著《十地品疏》十卷，法敏著《經疏》七卷，智正著《華嚴疏》十卷，靈辯著《經疏》十二卷等。
随着此經在隋唐時期的盛行流傳，專弘此經的高僧輩出，所撰注疏也特别多。
其中專弘此經而蔚成一宗的法
它是在最早的大乘經典《大般若經》流行後，差不多與《寶積》一類經典同時出現的。
關于此經的梵本在印度流傳的情況，有種種不同之說。
梁譯《攝大乘論釋》卷十五說：“《華嚴經》有百千偈，故名《百千經》。
”而法藏的《華嚴經傳記》卷一則稱，西域傳說此《華嚴大不思議解脫經》有三本：其中上、中兩本隐而不傳，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現流天竺。
《大智度論》也說，《不思議解脫經》有十萬偈。
這說明《華嚴經》最初在印度曾以《不思議解脫經》為名流傳過。
又龍樹在弘揚大乘佛學時，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此經，現行的漢譯《十住毗婆沙論》十七卷，就是對此經《十地品》中初地、二地的解說。
其後世親也依《十地品》造《十地經論》，以發揮《華嚴》要義。
接着又有金剛軍、堅慧等諸論師，各各造論對《十地經論》進行注釋。
這是《華嚴經·十地品》曾在印度單獨流行的一個明證。
此外，據《四十華嚴經後記》記載，四十《華嚴》的梵本，是南天竺烏荼國王手自書寫《大方廣佛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财童子親近承事佛刹極微塵數善知識行中五十五聖者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這又證明該經的《入法界品》（四十《華嚴》）也自成一經在印度流通。
還有寂天的《大乘集菩薩學論》，也曾引用過此經《賢首品》的偈頌。
這又說明，不僅此經的《十地品》和《入法界品》，而且還有其他一些品也在印度單獨流行。
其中《入法界品》和《十地品》，還是尼泊爾佛教中古來通常傳習的九部大經中的兩部，其梵本在尼泊爾至今仍被保存着。
十九世紀中，這兩品梵本，曾先後流傳到印度、英國、法國、日本等國，并校刊出版。
如梵文《十地品》有近藤晃曜的校刊本（東京，一九三六年），《入法界品》有鈴木大拙、泉芳璟的校刊本（京都，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
根據以上的情況推想，《華嚴經》在印度恐怕也不是一時所出，而是先有單本的經流傳，以後才有大本的《華嚴經》集成。
有人說，《華嚴經》的原型是《十地品》和《入法界品》，它是出現于初期大乘佛教經典群中的一些經。
這種說法有它一定的道理。
《華嚴經》最後形成七處九會（六十《華嚴》為八會）的規模，說是釋迦牟尼佛在講此經時，換了七個地點，集會了九次。
但是，《華嚴經》的漢譯，并不是梵文本的全部翻譯，而是略本。
因為卷數最多的唐譯八十《華嚴》，也隻有四萬五千頌，分為三十九品，僅是梵文本中最小本子十萬頌的不到二分之一。
《華嚴經》在中國漢地的傳譯，最初也是翻譯梵文的單本經典。
其中最早是後漢支婁迦谶所譯《佛說兜沙經》和三國吳支謙所譯《佛說菩薩本業經》。
西晉時譯出的單本經典更多，計有十餘種。
其中相當于八十《華嚴》中的《十地品》和《如來出現品》就有七種。
後來東晉佛馱跋陀羅的六十《華嚴》、唐實叉難陀的八十《華嚴》、唐貞元中般若的四十《華嚴》相繼譯出以後，仍然有不少依單本梵文翻譯的零星譯本出現。
自從六十《華嚴》譯出後，受到佛教學者和高僧大德的高度重視。
他們競相傳習，并撰述注疏。
這些注疏，有直接注釋《華嚴經》的，也有對《華嚴經》的注疏再作解釋的，同時還有一些依據《華嚴經》教義進行發揮的。
如最初參與譯場的法業，曾親承佛馱跋陀羅的口義而撰成《華嚴旨歸》二卷。
随後，劉宋求那跋陀羅曾講解過此經多遍，北齊玄暢則更對此經随章逐句詳加疏講。
北魏勒那摩提曾多次弘講此經，劉謙之也精研此經，作《華嚴論》六百卷。
此後，有地論師慧光、北齊大覺寺僧範、邺中昙遵、洛州昙衍、後魏靈辯等，都撰有此經的《經疏》或《經論》等。
嗣後隋代有靈裕著《經疏》八卷、《旨歸》一卷，昙遷著《華嚴明難品玄解》十卷，慧藏著《義疏》十卷，洪遵著《經疏》七卷，慧遠著《經疏》七卷、《十地經論義記》七卷，吉藏著《遊意》一卷，慧覺著《十地品疏》十卷，法敏著《經疏》七卷，智正著《華嚴疏》十卷，靈辯著《經疏》十二卷等。
随着此經在隋唐時期的盛行流傳，專弘此經的高僧輩出，所撰注疏也特别多。
其中專弘此經而蔚成一宗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