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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前景黯淡。
萬曆年間（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年），禅宗卻有了轉機，出現雲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号稱“晚明四大高僧”。
他們相繼應世，檢查佛教衰退的原因，批評禅法的堕落，力圖改變現狀，誓志複興禅宗。
一方面由四大高僧從内部大力推動，另方面晚明士大夫在外部積極響應和支持，内外呼應，互相标榜，終于使禅宗在明季一度呈現複興現象，恰似回光返照。
其流風所被，遠及西南滇黔。
明末世亂時四方禅侶紛紛來此地逃離，“乞食于其間”；明亡後又有很多文化精英萃集于此，遁逃于禅，以全其志節。
如此造成明末清初黔地禅宗的勃興。
後世有志者如清代如純，有感于曆代燈錄所記古尊宿名目大多在江浙諸省，而關于西南記載的極少，推想其原因大概是邊遠蠻荒之地跋涉艱辛，資料難于搜集吧。
于是，如純親身遊曆黔南諸郡，不憚寒暑，彙收黔地諸家諸錄，爾後編撰成書，這就是《黔南會燈錄》。
這是一部地方性的燈錄，共八卷，編成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一七〇二年），它隻收明末清初在貴州一帶傳禅的禅宗人物，而此時在貴州流傳的主要是臨濟宗，曹洞宗的人數很少。
本書收入《續藏經》第一四五冊。
本書之前有清通醉在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撰《錦江禅燈》，專收生于蜀地而在其他地方傳禅，或者生于其他地方而在蜀地傳禅的禅宗人物。
明清兩代除了以上各種燈錄，還有為法統問題争執而受到影響後編撰的燈錄，如《五燈嚴統》《五燈全書》等，采用荊州城裡兩個道悟說，一個城東天皇，一個城西天王，天王嗣馬祖，天皇嗣石頭，天王下出龍潭崇信，結果把《傳燈錄》中本屬青原系下的雲門、法眼二宗劃歸到南嶽系下。
此純粹是後世争法統者精心炮制的産物，利用“皇”“王”一字之差紊亂宗譜。
此說出世後遭到不少人的指責，因它而編的燈錄亦被歸入該毀僞書的行列，流通很少。
此處為免争議對這兩種燈錄就不做專門的介紹了，但有必要指出除此法統問題外，其中還是有可以利用的禅宗史資料的。
本章結語 以下就此談談與燈錄形成有關的兩個重大問題并将其作為本章結語。
其中一個重大問題，就是禅宗的法統。
法統是道脈的所在，不可不為禅家所講究。
禅宗内部之争取正統，始自神會當年在滑台大雲寺（今河南）與神秀北宗一系展開的大辯論。
神秀一系因為受帝王支持而在北方“高樹法幢”，神秀本人被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不說，其門徒普寂、義福亦都受到帝王公卿的隆重禮遇。
惠能滅世後不久，神會改變乃師“甯願老死山林，不肯高居廟堂”的風格，有目的地北上，挑起南北禅宗正統之争。
他打着“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的旗幟，指責神秀系“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又對惠能得弘忍傳衣一事大肆渲染，用以證明惠能嫡傳了達磨南宗的正法。
最終神會赢得了勝利，奠定了惠能南宗是禅宗的正統地位，他本人後來亦被敕立為禅宗七祖。
但觀後來南宗的發展，它的繁榮昌盛的偉大曆史使命，基本上卻是由兩個無名的和尚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及其門徒來完成的，神會法系隻相傳了幾代便泯然斷絕。
原因何在呢？國内有學者潘桂明曾闡述中國禅宗的思想曆程，在談及這段曆史說：“當荷澤神會在北方地區與神秀後裔争奪法統的同時，惠能的另外兩名弟子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正在南方地區展開着卓有成效的南宗禅的傳授、發展工作。
經過幾代禅師的努力，當北方地區神秀、神會兩系禅派同時趨于衰微之際，他們的禅卻在南方由于得天獨厚的客觀條件而蔚然成為禅宗主流，并自此而步入禅宗極盛時期。
懷讓傳弟子馬祖道一，道一門下人才濟濟，各成一方宗師。
行思傳石頭希遷，希遷門下如丹霞天然、藥山惟俨、天皇道悟等，都是風格鮮明的禅匠。
道一在江西，希遷在湖南，以比惠能更為靈活多變的方式傳授禅法，進一步改變了禅宗的面貌，給禅的生命又一次注入強烈的興奮劑。
與道一、希遷等人的激烈禅風相比，富有特色的惠能禅亦隻能算是循循善誘、老婆心切而已。
神會祖述惠能，并竭力予以弘揚、推廣，然于禅學未有更大建樹，亦難與南方禅衆比拟。
我們從中悟到什麼了呢？對思想體系本身的魅力的開發，其重要性遠勝于去争奪正統地位，去争取權貴的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建設。
為了宗門的興旺，像神會這樣充滿政治熱情的和尚少不得，但設若缺乏新生力量的培植，沒有俊美之才緻力于思想意蘊的開拓，那是維持不了多久的。
” 其二，燈錄之形成，與禅家的語錄是分不開的。
燈錄、語錄共同産生于禅宗由“不立文字”而公開标榜“文字禅”的轉折時期。
它們相伴而生，沒有語錄之在前，亦就沒有燈錄之見後。
曆代燈錄的編撰，都離不開相應時代的禅家語錄作為素材。
燈錄的語言結構（機語部分）與語錄相差無幾，大緻包含傳心法要、得法機語、上堂開示、學人參問、參學所得等一些内容。
《景德傳燈錄》的撰寫，其中大量機緣語句大多取材于九世紀左右唐代形成的禅家語錄，如《龐居士語錄》《黃檗禅師傳心法要》《黃檗斷際禅師宛陵錄》《鎮州臨濟慧照禅師語錄》《瑞州洞山良價禅師語錄》《撫州曹山本寂禅師語錄》等等。
其後各家燈錄，亦多半取材于語錄。
唐代禅家語錄為數還不是很多，而且每種語錄隻記一位禅師的言談。
至宋代，禅宗語錄大量出現，不僅出現了綜合性的語錄集，如赜藏主集的《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和師明集《續古尊宿語錄》六卷，廣采唐宋諸家禅師語錄；而且又創造了以“拈古”“頌古”等為名的新的語錄體裁，這同樣豐富了同時代創作的燈錄。
萬曆年間（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年），禅宗卻有了轉機，出現雲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号稱“晚明四大高僧”。
他們相繼應世，檢查佛教衰退的原因，批評禅法的堕落，力圖改變現狀，誓志複興禅宗。
一方面由四大高僧從内部大力推動，另方面晚明士大夫在外部積極響應和支持，内外呼應，互相标榜，終于使禅宗在明季一度呈現複興現象，恰似回光返照。
其流風所被，遠及西南滇黔。
明末世亂時四方禅侶紛紛來此地逃離，“乞食于其間”；明亡後又有很多文化精英萃集于此，遁逃于禅，以全其志節。
如此造成明末清初黔地禅宗的勃興。
後世有志者如清代如純，有感于曆代燈錄所記古尊宿名目大多在江浙諸省，而關于西南記載的極少，推想其原因大概是邊遠蠻荒之地跋涉艱辛，資料難于搜集吧。
于是，如純親身遊曆黔南諸郡，不憚寒暑，彙收黔地諸家諸錄，爾後編撰成書，這就是《黔南會燈錄》。
這是一部地方性的燈錄，共八卷，編成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一七〇二年），它隻收明末清初在貴州一帶傳禅的禅宗人物，而此時在貴州流傳的主要是臨濟宗，曹洞宗的人數很少。
本書收入《續藏經》第一四五冊。
本書之前有清通醉在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撰《錦江禅燈》，專收生于蜀地而在其他地方傳禅，或者生于其他地方而在蜀地傳禅的禅宗人物。
明清兩代除了以上各種燈錄，還有為法統問題争執而受到影響後編撰的燈錄，如《五燈嚴統》《五燈全書》等，采用荊州城裡兩個道悟說，一個城東天皇，一個城西天王，天王嗣馬祖，天皇嗣石頭，天王下出龍潭崇信，結果把《傳燈錄》中本屬青原系下的雲門、法眼二宗劃歸到南嶽系下。
此純粹是後世争法統者精心炮制的産物，利用“皇”“王”一字之差紊亂宗譜。
此說出世後遭到不少人的指責，因它而編的燈錄亦被歸入該毀僞書的行列，流通很少。
此處為免争議對這兩種燈錄就不做專門的介紹了，但有必要指出除此法統問題外，其中還是有可以利用的禅宗史資料的。
本章結語 以下就此談談與燈錄形成有關的兩個重大問題并将其作為本章結語。
其中一個重大問題，就是禅宗的法統。
法統是道脈的所在，不可不為禅家所講究。
禅宗内部之争取正統，始自神會當年在滑台大雲寺（今河南）與神秀北宗一系展開的大辯論。
神秀一系因為受帝王支持而在北方“高樹法幢”，神秀本人被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不說，其門徒普寂、義福亦都受到帝王公卿的隆重禮遇。
惠能滅世後不久，神會改變乃師“甯願老死山林，不肯高居廟堂”的風格，有目的地北上，挑起南北禅宗正統之争。
他打着“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的旗幟，指責神秀系“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又對惠能得弘忍傳衣一事大肆渲染，用以證明惠能嫡傳了達磨南宗的正法。
最終神會赢得了勝利，奠定了惠能南宗是禅宗的正統地位，他本人後來亦被敕立為禅宗七祖。
但觀後來南宗的發展，它的繁榮昌盛的偉大曆史使命，基本上卻是由兩個無名的和尚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及其門徒來完成的，神會法系隻相傳了幾代便泯然斷絕。
原因何在呢？國内有學者潘桂明曾闡述中國禅宗的思想曆程，在談及這段曆史說：“當荷澤神會在北方地區與神秀後裔争奪法統的同時，惠能的另外兩名弟子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正在南方地區展開着卓有成效的南宗禅的傳授、發展工作。
經過幾代禅師的努力，當北方地區神秀、神會兩系禅派同時趨于衰微之際，他們的禅卻在南方由于得天獨厚的客觀條件而蔚然成為禅宗主流，并自此而步入禅宗極盛時期。
懷讓傳弟子馬祖道一，道一門下人才濟濟，各成一方宗師。
行思傳石頭希遷，希遷門下如丹霞天然、藥山惟俨、天皇道悟等，都是風格鮮明的禅匠。
道一在江西，希遷在湖南，以比惠能更為靈活多變的方式傳授禅法，進一步改變了禅宗的面貌，給禅的生命又一次注入強烈的興奮劑。
與道一、希遷等人的激烈禅風相比，富有特色的惠能禅亦隻能算是循循善誘、老婆心切而已。
神會祖述惠能，并竭力予以弘揚、推廣，然于禅學未有更大建樹，亦難與南方禅衆比拟。
我們從中悟到什麼了呢？對思想體系本身的魅力的開發，其重要性遠勝于去争奪正統地位，去争取權貴的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建設。
為了宗門的興旺，像神會這樣充滿政治熱情的和尚少不得，但設若缺乏新生力量的培植，沒有俊美之才緻力于思想意蘊的開拓，那是維持不了多久的。
” 其二，燈錄之形成，與禅家的語錄是分不開的。
燈錄、語錄共同産生于禅宗由“不立文字”而公開标榜“文字禅”的轉折時期。
它們相伴而生，沒有語錄之在前，亦就沒有燈錄之見後。
曆代燈錄的編撰，都離不開相應時代的禅家語錄作為素材。
燈錄的語言結構（機語部分）與語錄相差無幾，大緻包含傳心法要、得法機語、上堂開示、學人參問、參學所得等一些内容。
《景德傳燈錄》的撰寫，其中大量機緣語句大多取材于九世紀左右唐代形成的禅家語錄，如《龐居士語錄》《黃檗禅師傳心法要》《黃檗斷際禅師宛陵錄》《鎮州臨濟慧照禅師語錄》《瑞州洞山良價禅師語錄》《撫州曹山本寂禅師語錄》等等。
其後各家燈錄，亦多半取材于語錄。
唐代禅家語錄為數還不是很多，而且每種語錄隻記一位禅師的言談。
至宋代，禅宗語錄大量出現，不僅出現了綜合性的語錄集，如赜藏主集的《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和師明集《續古尊宿語錄》六卷，廣采唐宋諸家禅師語錄；而且又創造了以“拈古”“頌古”等為名的新的語錄體裁，這同樣豐富了同時代創作的燈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