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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錄，作為禅家的一種專門文體，記載曆代禅師的傳承世系和他們的機緣語句，同時略及人物的生平和行曆。
這種體裁的著述又稱作燈史，某種程度上可把它視為禅宗傳法的曆史或禅宗思想史。
燈錄體著作的溯源 燈錄之作，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代。
據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四四六年），太武帝聽從道教信徒崔浩的意見，下诏大殺沙門，毀佛經像，并說佛教“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疆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魏書·釋老志》）。
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三武”滅佛運動的第一次。
（另兩次是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和唐武宗會昌四年）這次佛教遭到劫難的表層原因，似乎是與道教争奪宗教的正統地位而遭受的毀滅性打擊。
七年之後，文成帝即位，複興佛教，佛教信徒重整旗鼓，卷土重來。
着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印度尋根，辟斥前代廢佛時對佛教所造的誣詞，論證佛教的傳承有據。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升為沙門統領的昙曜便召集了僧衆，在北台石窟寺編譯出《付法藏因緣傳》共四卷。
孝文帝延興二年（公元四七二年），西域沙門吉迦夜複以此書為基礎重新編譯，增廣了一些事緣，而成六卷。
因此後代各經錄都把此書題作“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譯”。
（隋費長房《曆代三寶紀》卷九） 《付法藏因緣傳》，亦稱《付法藏經》或《付法藏傳》，記述了佛教在天竺（印度）的傳法世系，從佛滅度時把佛法傳給大迦葉起，至師子比丘為止，經曆了二十三代，共二十四人（第三代有摩田提、商那和修二人同時得法于阿難）。
稍後，見載于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有僧祐自編的薩婆多部（即小乘說一切有部）傳承世系（已佚），始大迦葉，終達磨多羅；又錄佛馱跋陀羅師承一種（亦佚）。
此二種傳承世系，據說人物繁雜，次序紊亂，其可信程度如何，很難斷定。
其後不久又出現了新的傳承，東魏孝靜帝興和三年（公元五四一年），有高僧雲啟（宋契嵩《傳法正宗記》作昙啟）前往天竺求法，途經龜茲，遇北印三藏那連耶舍，兩人合作共同譯出《祖偈因緣傳》一本，叙說七佛至二十八祖傳法的因緣和偈頌。
爾後耶舍東來，把譯本傳給北齊居士萬天懿。
南朝梁簡文帝聽說有此譯本，派遣劉懸運為使前往傳寫，又诏僧人寶唱把它編入《續法記》。
到了唐貞元年間（公元七八五—八〇五年），金陵沙門智矩（又作慧炬）帶着此祖偈入曹溪，與天竺三藏勝持一起，編次諸祖傳法偈語，連同唐初以來宗師機緣，集為《寶林傳》一書。
該書采用西天二十八祖說，認為佛法在師子遇難後，仍傳了四代，直至菩提達磨來東土為止；該書又以惠能南宗一系的傳承為禅宗的嫡傳與正宗。
這種記述法，經《景德傳燈錄》沿用後，遂成為禅宗法統說的定論。
關于天竺祖師的傳承世系，曆代頗多争論，特别是台、禅二家，在宋代後，為法統問題而互相是非。
台宗堅持《付法藏傳》的二十四祖說，把龍樹作為其東土傳承的高祖；禅宗則主張《寶林傳》二十八祖說，視菩提達磨為東土初祖。
對此，北宋契嵩《傳法正宗論》卷上辯之甚詳，認為《付法藏傳》是“可焚之書”，二十四祖說原是昙曜與吉迦夜在破滅佛法後的不全不詳之論，不足取信于人；而《寶林傳》二十八祖說，在禅、律諸家書籍中則鑿鑿可考，他把菩提達磨與傳諸中土的一部很重要的禅經《達磨多羅禅經》聯系起來，說菩提達磨是法俗合名。
後人對契嵩所論雖不無微詞，嫌其多牽強附會之說，沒有史家超于宗派感情的冷靜，但西天傳承二十八祖确為後世禅宗公認。
《寶林傳》之後，多有續作出現，如唐光化年間（公元八九八—九〇一年），華嶽沙門玄偉續集貞元以來宗師機緣，編為《玄門聖胄集》（已佚）。
五代後梁開平四年（公元九一〇年），南嶽沙門惟勁續集光化以來宗師機緣，編為《續寶林傳》（亦佚）。
至南唐保大十年（公元九五二年），有泉州昭慶寺靜、筠二禅師（全名未詳）合撰《祖堂集》二十卷（原本不分卷，系高麗重刻本所分）。
是為正式燈錄著述之始，其體例略同于其後不久的《景德傳燈錄》。
從文中夾注看出，本書已采用《寶林傳》中關于禅宗的傳法世系。
若将《祖堂集》與《景德傳燈錄》對照來看，則前者所編定的禅宗譜系，總地來說不如後者的細密完整。
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大概是《祖堂集》的作者生活于唐末五代那樣的亂世，偏于一方，資料難于搜集吧。
但是，就兩書同載的那些人物的行迹和言語，則往往可以參補勘正。
另外，《祖堂集》保存了好多歌吟偈頌，有些是《傳燈錄》沒有的，如丹霞和尚《孤寂吟》《重義頌》等。
以上所說，意在引起讀者注意《祖堂集》價值所在。
《祖堂集》是現存最古的禅宗燈錄體著作。
現存《祖堂集》刻本是高麗（今朝鮮）海印寺在高宗三十二年（公元一二四五年）所刻。
現有台灣一九七二年的影印本，系依據日本京都花園大學圖書館收藏，全日本僅有的一部高麗重刻本《祖堂集》為底本。
《景德傳燈錄》為後世燈錄之源 北宋景德元年沙門道原編撰《景德傳燈錄》，對以前諸籍綜合取材，又博采衆家禅師語錄，盡搜羅之能事，而加以新的組織，終于成三十卷，為現存禅史最初具有完整規模的一部燈錄。
而且在禅籍中，又是第一部以“傳燈錄”為書名的書。
《祖堂集》雖早本書五十二年，但因為遭逢亂世，初刊後不久即在本土失傳，因而對後世各家燈錄發生直接影響的，實際上仍是《景德傳燈錄》。
這種體裁的著述又稱作燈史，某種程度上可把它視為禅宗傳法的曆史或禅宗思想史。
燈錄體著作的溯源 燈錄之作，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代。
據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四四六年），太武帝聽從道教信徒崔浩的意見，下诏大殺沙門，毀佛經像，并說佛教“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疆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魏書·釋老志》）。
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三武”滅佛運動的第一次。
（另兩次是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和唐武宗會昌四年）這次佛教遭到劫難的表層原因，似乎是與道教争奪宗教的正統地位而遭受的毀滅性打擊。
七年之後，文成帝即位，複興佛教，佛教信徒重整旗鼓，卷土重來。
着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印度尋根，辟斥前代廢佛時對佛教所造的誣詞，論證佛教的傳承有據。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升為沙門統領的昙曜便召集了僧衆，在北台石窟寺編譯出《付法藏因緣傳》共四卷。
孝文帝延興二年（公元四七二年），西域沙門吉迦夜複以此書為基礎重新編譯，增廣了一些事緣，而成六卷。
因此後代各經錄都把此書題作“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譯”。
（隋費長房《曆代三寶紀》卷九） 《付法藏因緣傳》，亦稱《付法藏經》或《付法藏傳》，記述了佛教在天竺（印度）的傳法世系，從佛滅度時把佛法傳給大迦葉起，至師子比丘為止，經曆了二十三代，共二十四人（第三代有摩田提、商那和修二人同時得法于阿難）。
稍後，見載于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有僧祐自編的薩婆多部（即小乘說一切有部）傳承世系（已佚），始大迦葉，終達磨多羅；又錄佛馱跋陀羅師承一種（亦佚）。
此二種傳承世系，據說人物繁雜，次序紊亂，其可信程度如何，很難斷定。
其後不久又出現了新的傳承，東魏孝靜帝興和三年（公元五四一年），有高僧雲啟（宋契嵩《傳法正宗記》作昙啟）前往天竺求法，途經龜茲，遇北印三藏那連耶舍，兩人合作共同譯出《祖偈因緣傳》一本，叙說七佛至二十八祖傳法的因緣和偈頌。
爾後耶舍東來，把譯本傳給北齊居士萬天懿。
南朝梁簡文帝聽說有此譯本，派遣劉懸運為使前往傳寫，又诏僧人寶唱把它編入《續法記》。
到了唐貞元年間（公元七八五—八〇五年），金陵沙門智矩（又作慧炬）帶着此祖偈入曹溪，與天竺三藏勝持一起，編次諸祖傳法偈語，連同唐初以來宗師機緣，集為《寶林傳》一書。
該書采用西天二十八祖說，認為佛法在師子遇難後，仍傳了四代，直至菩提達磨來東土為止；該書又以惠能南宗一系的傳承為禅宗的嫡傳與正宗。
這種記述法，經《景德傳燈錄》沿用後，遂成為禅宗法統說的定論。
關于天竺祖師的傳承世系，曆代頗多争論，特别是台、禅二家，在宋代後，為法統問題而互相是非。
台宗堅持《付法藏傳》的二十四祖說，把龍樹作為其東土傳承的高祖；禅宗則主張《寶林傳》二十八祖說，視菩提達磨為東土初祖。
對此，北宋契嵩《傳法正宗論》卷上辯之甚詳，認為《付法藏傳》是“可焚之書”，二十四祖說原是昙曜與吉迦夜在破滅佛法後的不全不詳之論，不足取信于人；而《寶林傳》二十八祖說，在禅、律諸家書籍中則鑿鑿可考，他把菩提達磨與傳諸中土的一部很重要的禅經《達磨多羅禅經》聯系起來，說菩提達磨是法俗合名。
後人對契嵩所論雖不無微詞，嫌其多牽強附會之說，沒有史家超于宗派感情的冷靜，但西天傳承二十八祖确為後世禅宗公認。
《寶林傳》之後，多有續作出現，如唐光化年間（公元八九八—九〇一年），華嶽沙門玄偉續集貞元以來宗師機緣，編為《玄門聖胄集》（已佚）。
五代後梁開平四年（公元九一〇年），南嶽沙門惟勁續集光化以來宗師機緣，編為《續寶林傳》（亦佚）。
至南唐保大十年（公元九五二年），有泉州昭慶寺靜、筠二禅師（全名未詳）合撰《祖堂集》二十卷（原本不分卷，系高麗重刻本所分）。
是為正式燈錄著述之始，其體例略同于其後不久的《景德傳燈錄》。
從文中夾注看出，本書已采用《寶林傳》中關于禅宗的傳法世系。
若将《祖堂集》與《景德傳燈錄》對照來看，則前者所編定的禅宗譜系，總地來說不如後者的細密完整。
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大概是《祖堂集》的作者生活于唐末五代那樣的亂世，偏于一方，資料難于搜集吧。
但是，就兩書同載的那些人物的行迹和言語，則往往可以參補勘正。
另外，《祖堂集》保存了好多歌吟偈頌，有些是《傳燈錄》沒有的，如丹霞和尚《孤寂吟》《重義頌》等。
以上所說，意在引起讀者注意《祖堂集》價值所在。
《祖堂集》是現存最古的禅宗燈錄體著作。
現存《祖堂集》刻本是高麗（今朝鮮）海印寺在高宗三十二年（公元一二四五年）所刻。
現有台灣一九七二年的影印本，系依據日本京都花園大學圖書館收藏，全日本僅有的一部高麗重刻本《祖堂集》為底本。
《景德傳燈錄》為後世燈錄之源 北宋景德元年沙門道原編撰《景德傳燈錄》，對以前諸籍綜合取材，又博采衆家禅師語錄，盡搜羅之能事，而加以新的組織，終于成三十卷，為現存禅史最初具有完整規模的一部燈錄。
而且在禅籍中，又是第一部以“傳燈錄”為書名的書。
《祖堂集》雖早本書五十二年，但因為遭逢亂世，初刊後不久即在本土失傳，因而對後世各家燈錄發生直接影響的，實際上仍是《景德傳燈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