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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做聖的途徑，也是求助于自己的心。
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我們處處都可尋出禅宗影響的痕迹。
從經書中尋找字面以外的微言大義，本是儒學的傳統。
然而《壇經》問世以後，儒學又從禅宗學得了這樣的釋經方法。
性與天道問題，是孔子不與弟子們談論的問題，但在宋代儒者看來，一部《論語》，講的全是天理人欲、性與天道問題。
張載《正蒙》甚至說，不知性與天道，就不能制禮作樂！宋儒對待儒經的态度，也使我們想起禅宗對待佛經的态度。
明末清初儒者批評宋明儒者近禅，宋明儒者之間也互相批評對方近禅，并非虛言。
不過倘要宋明儒者自我評價，則他們自認為和禅有着重大區别。
其區别歸于一點，就是他們修心的結果歸宿于天理，而禅卻歸宿于空、淨。
天理是實，空淨是虛，所以他們是實學，禅是虛學。
不過在局外人看來，他們和禅的區别，僅在于有無天理而已。
天理是外在規範，也是内在要求漢儒的綱常名教，魏晉對自然本性的尊崇，在天理觀中不僅得到了統一，而且得到了提高。
儒學之所以能走到這一步，用朱熹的話說就是他們借助了禅宗。
不過最先向佛教學習的，還是道教。
早在南北朝末年，道教就仿照佛性說，認為人人皆有道性。
唐代道教，又造出了《常清靜經》《元道真經》等，把修道歸結于修心，把心靈清靜作為修道的最高目标。
到了宋代，道教也分為南北二宗。
南北二宗的共同特點，就是在内丹代替外丹的基礎上，進一步把内丹歸結于明心見性或識心見性。
南宗創始人張伯端的《悟真篇》，講說金丹之道，本就多用暗語、譬喻，但他仍然覺得太“泥于法象”，所以在篇後，又寫了許多禅詩。
比如：“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諸方在目前。
”“悟即刹那成佛，迷時萬劫淪流。
”“本自無生無滅，強作生滅區分。
”這些詩句，即使說它們為六祖惠能所作，也未嘗不可。
在論述金丹、成仙的《悟真篇》中，為什麼要寫禅詩呢？張伯端在《後叙》中說：人生的憂患，都是由于妄情；要去掉憂患，隻有體會至道；要體會至道，必須明乎本心。
如果“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
也就是說，隻要明心見性，就可當下成仙。
在這裡，道教不僅是受禅宗影響，而且是和禅合一了。
《悟真篇》後面的禅詩，清朝時被雍正皇帝選入禅宗《語錄》。
稍晚于張伯端，王重陽創立全真教，也就是道教北宗。
全真教的宗旨，以“識心見性為宗”，而且“不資參學，不立文字”。
（《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王重陽說“識心見性通真正”，“本來真性喚金丹”。
他不主張打坐，也不主張叩齒咽液之類。
他要的，隻是心的領悟：“莫端身，休打坐，擺髓搖筋，噓咽稠粘唾，外用修持無應和，赢得勞神，枉了空摧挫……要行行，如卧卧，隻把心頭一點須猜破。
”（《重陽全真集》）倘若不加說明，上面的宗旨都可看作是禅宗的某個派别。
張伯端數傳到白玉蟾，《白玉蟾全集》中有《鶴林問道篇》，即彭耜（鶴林）向白玉蟾問道。
彭耜問金丹，問爐鼎，白玉蟾的回答，全是講如何修心。
并且說，金就是性，丹就是心；所謂金丹，不過是心性。
最後，彭耜領悟了：“如所問道，則示之以心；如所問禅，亦示之以心；如所問金丹大藥，則又示之以心，愚深知一切唯心矣。
” “一切唯心”，是佛教的核心，此時也成了道教的要義。
不過即使在《壇經》以後，禅宗也不是僅作為思想之源，它也同時吸收儒道教義來适應新的形勢。
如元代名僧印簡，不僅宣揚佛法，而且倡導三綱五常、孔孟之道。
他要求僧人不僅要奉佛法，而且要奉上天，為延國祚服務。
金元之交的著名禅師行秀，儒釋兼備，弘揚佛法，也傳播儒道。
明朝末年，名僧道盛，說“真儒必不辟佛，真佛必不非儒”，宣傳儒釋合一。
佛教内部，禅宗也逐漸與淨土宗等合流。
這真是萬法歸一，共同造就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在這個傳統文化中，《壇經》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把外在的追求變為内在的反思，把求福田變為明心性，并且強調自性自度，自修自悟。
《壇經》版本流變 惠能大師圓寂以後不久，就有不同的《壇經》版本在流傳。
據可靠的資料推斷，大體有兩類本子。
一類字數少些，一類字數多些。
字數少的，一萬二千字左右；字數多的要超過一萬四千字。
可分别稱為簡本和繁本。
北宋初期乾德五年（公元九六七年），僧人惠昕嫌《壇經》古本文字太繁，常常使讀者在剛開始時欣悅，後來就感到厭煩。
于是他對這文字繁多的古本進行删略，使之成為一萬四千字左右的本子。
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一〇五六年），僧人契嵩發現了古本《壇經》，契嵩将這本《壇經》加以校勘，由吏部侍郎郎簡出資刊印。
有的學者推測，契嵩校勘的那個曹溪古本，很可能就是惠昕據以删略的古本。
因此，可以認為，在宋仁宗至和三年以前，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有三種《壇經》版本在同時流傳。
這三種本子是： 一萬二千字左右的版本； 一萬四千字左右的惠昕本； 超過一萬四千字的曹溪古本。
到了元代，僧人德異說，他年輕時曾見到過《壇經》的古本。
後來所見的，都是被人删略很多的本子。
他認為，這樣大量地删略經書，就使後人難以知曉六祖惠能的全部思想。
于是他多方尋求，經過三十多年，終于在通上人處找到了這個古本。
他立即将這個古本刊印。
這一年，是至元二十七年（公元一二九〇年）。
由德異作序刊印的本子，一般稱德異本。
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八年（公元一二九一年），廣州風幡報恩寺僧人宗寶得到了三種本子（從宗寶所寫的校勘記看，這三個本子應都是曹溪古本系統）。
他将這三種本子合校，該删的删，該補的補，校成一個新的《壇經》版本。
這個版本，一般稱為宗寶本。
大約過了一百多年，到了明代永樂年間，宗寶本《壇經》作為定本，被收入了佛藏。
從此以後，宗寶本就廣泛流傳開來。
各種單行的《壇經》版本，幾乎全是宗寶本。
一萬二千字左右的簡本，一萬四千字左右的惠昕本，都見不到了。
曹溪古本也不好尋覓。
宗寶本不僅成了最流行的版本，而且幾乎成了唯一的《壇經》版本。
德異本和曹溪古本在明代雖然也有人刊印、抄寫，但流傳面甚小，無法和宗寶本的地位相抗衡。
清朝初年，居士王起隆、曹溪僧人福征等，據明代萬曆初年所刻曹溪原本，激烈批評宗寶妄改《壇經》，是犯了四謗罪，應受嚴厲懲罰。
然而王起隆等人對宗寶的批評，不過三條：1．把曹溪原本四個字的品名改為兩個字；2．把原本的第一品分為兩品，第九、十兩品合為一品；3．增、删、改動一百餘字。
而且多不涉及實質内容。
如果單拿曹溪原本和宗寶本相比，二者的區别也許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拿二者與那一萬二千字或一萬四千字的簡本相比，則二者的區别就不是很大了，甚至可說是基本一緻。
時至今日，有些所謂曹溪原本，已經和宗寶本混淆為一，難以區分了。
王起隆的批評還說明，明清之際，那一萬餘字的簡本已經見不到了。
争論隻在繁本的不同版本之間進行，社會上流行的，也就是二萬餘字的繁本了。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人們一直認為，所說《壇經》，就是這二萬餘字的本子。
一九二三年，日本矢吹慶輝氏在英國人斯坦因從我國敦煌掠去的文物中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壇經》抄本，隻有一萬二千餘字。
經研究，知道這抄本出現的年代大約在公元九或十世紀，也就是唐宋之際。
敦煌抄本《壇經》的發現引起了人們很大的興趣。
随後，人們又在日本興聖寺等寺内發現了宋代僧人惠昕删定的《壇經》抄本。
敦煌寫本《壇經》和惠昕本《壇經》的發現使人們對《壇經》版本的流變有了新的認識。
然而由此也出來了一些極端的意見，認為隻有那一萬二千字的敦煌寫本，才是最早的版本，甚至認為敦煌寫本就是惠能思想的實錄。
迄今為止所發現的版本中，惠昕本、宗寶本，都明說是自己删略或改編的版本。
敦煌本出自敦煌，其存在的年代之早也不容懷疑。
問題在于曹溪古本或曹溪原本，它是否就是存在于惠昕以前的古本呢？ 從古到今，所有學者們的意見加起來，也無法否認惠昕、契嵩、德異等人所說的真實性，因而也就無法否認，在敦煌本流行的同時，還有一個二萬餘字的《壇經》版本在流行。
那麼，曹溪原本和敦煌寫本，哪個又更早一些，哪個更接近原貌？則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可以說明。
我們能夠說的隻是：曹溪古本在敦煌本流行的時代也在流行。
而宗寶本的内容和曹溪古本大緻相同，又是宗寶經過三個本子對勘，進行校定，在曆史上又最為流行的本子，所以本書就選了宗寶本為底本。
做聖的途徑，也是求助于自己的心。
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我們處處都可尋出禅宗影響的痕迹。
從經書中尋找字面以外的微言大義，本是儒學的傳統。
然而《壇經》問世以後，儒學又從禅宗學得了這樣的釋經方法。
性與天道問題，是孔子不與弟子們談論的問題，但在宋代儒者看來，一部《論語》，講的全是天理人欲、性與天道問題。
張載《正蒙》甚至說，不知性與天道，就不能制禮作樂！宋儒對待儒經的态度，也使我們想起禅宗對待佛經的态度。
明末清初儒者批評宋明儒者近禅，宋明儒者之間也互相批評對方近禅，并非虛言。
不過倘要宋明儒者自我評價，則他們自認為和禅有着重大區别。
其區别歸于一點，就是他們修心的結果歸宿于天理，而禅卻歸宿于空、淨。
天理是實，空淨是虛，所以他們是實學，禅是虛學。
不過在局外人看來，他們和禅的區别，僅在于有無天理而已。
天理是外在規範，也是内在要求漢儒的綱常名教，魏晉對自然本性的尊崇，在天理觀中不僅得到了統一，而且得到了提高。
儒學之所以能走到這一步，用朱熹的話說就是他們借助了禅宗。
不過最先向佛教學習的，還是道教。
早在南北朝末年，道教就仿照佛性說，認為人人皆有道性。
唐代道教，又造出了《常清靜經》《元道真經》等，把修道歸結于修心，把心靈清靜作為修道的最高目标。
到了宋代，道教也分為南北二宗。
南北二宗的共同特點，就是在内丹代替外丹的基礎上，進一步把内丹歸結于明心見性或識心見性。
南宗創始人張伯端的《悟真篇》，講說金丹之道，本就多用暗語、譬喻，但他仍然覺得太“泥于法象”，所以在篇後，又寫了許多禅詩。
比如：“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諸方在目前。
”“悟即刹那成佛，迷時萬劫淪流。
”“本自無生無滅，強作生滅區分。
”這些詩句，即使說它們為六祖惠能所作，也未嘗不可。
在論述金丹、成仙的《悟真篇》中，為什麼要寫禅詩呢？張伯端在《後叙》中說：人生的憂患，都是由于妄情；要去掉憂患，隻有體會至道；要體會至道，必須明乎本心。
如果“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
也就是說，隻要明心見性，就可當下成仙。
在這裡，道教不僅是受禅宗影響，而且是和禅合一了。
《悟真篇》後面的禅詩，清朝時被雍正皇帝選入禅宗《語錄》。
稍晚于張伯端，王重陽創立全真教，也就是道教北宗。
全真教的宗旨，以“識心見性為宗”，而且“不資參學，不立文字”。
（《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王重陽說“識心見性通真正”，“本來真性喚金丹”。
他不主張打坐，也不主張叩齒咽液之類。
他要的，隻是心的領悟：“莫端身，休打坐，擺髓搖筋，噓咽稠粘唾，外用修持無應和，赢得勞神，枉了空摧挫……要行行，如卧卧，隻把心頭一點須猜破。
”（《重陽全真集》）倘若不加說明，上面的宗旨都可看作是禅宗的某個派别。
張伯端數傳到白玉蟾，《白玉蟾全集》中有《鶴林問道篇》，即彭耜（鶴林）向白玉蟾問道。
彭耜問金丹，問爐鼎，白玉蟾的回答，全是講如何修心。
并且說，金就是性，丹就是心；所謂金丹，不過是心性。
最後，彭耜領悟了：“如所問道，則示之以心；如所問禅，亦示之以心；如所問金丹大藥，則又示之以心，愚深知一切唯心矣。
” “一切唯心”，是佛教的核心，此時也成了道教的要義。
不過即使在《壇經》以後，禅宗也不是僅作為思想之源，它也同時吸收儒道教義來适應新的形勢。
如元代名僧印簡，不僅宣揚佛法，而且倡導三綱五常、孔孟之道。
他要求僧人不僅要奉佛法，而且要奉上天，為延國祚服務。
金元之交的著名禅師行秀，儒釋兼備，弘揚佛法，也傳播儒道。
明朝末年，名僧道盛，說“真儒必不辟佛，真佛必不非儒”，宣傳儒釋合一。
佛教内部，禅宗也逐漸與淨土宗等合流。
這真是萬法歸一，共同造就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在這個傳統文化中，《壇經》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把外在的追求變為内在的反思，把求福田變為明心性，并且強調自性自度，自修自悟。
《壇經》版本流變 惠能大師圓寂以後不久，就有不同的《壇經》版本在流傳。
據可靠的資料推斷，大體有兩類本子。
一類字數少些，一類字數多些。
字數少的，一萬二千字左右；字數多的要超過一萬四千字。
可分别稱為簡本和繁本。
北宋初期乾德五年（公元九六七年），僧人惠昕嫌《壇經》古本文字太繁，常常使讀者在剛開始時欣悅，後來就感到厭煩。
于是他對這文字繁多的古本進行删略，使之成為一萬四千字左右的本子。
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一〇五六年），僧人契嵩發現了古本《壇經》，契嵩将這本《壇經》加以校勘，由吏部侍郎郎簡出資刊印。
有的學者推測，契嵩校勘的那個曹溪古本，很可能就是惠昕據以删略的古本。
因此，可以認為，在宋仁宗至和三年以前，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有三種《壇經》版本在同時流傳。
這三種本子是： 一萬二千字左右的版本； 一萬四千字左右的惠昕本； 超過一萬四千字的曹溪古本。
到了元代，僧人德異說，他年輕時曾見到過《壇經》的古本。
後來所見的，都是被人删略很多的本子。
他認為，這樣大量地删略經書，就使後人難以知曉六祖惠能的全部思想。
于是他多方尋求，經過三十多年，終于在通上人處找到了這個古本。
他立即将這個古本刊印。
這一年，是至元二十七年（公元一二九〇年）。
由德異作序刊印的本子，一般稱德異本。
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八年（公元一二九一年），廣州風幡報恩寺僧人宗寶得到了三種本子（從宗寶所寫的校勘記看，這三個本子應都是曹溪古本系統）。
他将這三種本子合校，該删的删，該補的補，校成一個新的《壇經》版本。
這個版本，一般稱為宗寶本。
大約過了一百多年，到了明代永樂年間，宗寶本《壇經》作為定本，被收入了佛藏。
從此以後，宗寶本就廣泛流傳開來。
各種單行的《壇經》版本，幾乎全是宗寶本。
一萬二千字左右的簡本，一萬四千字左右的惠昕本，都見不到了。
曹溪古本也不好尋覓。
宗寶本不僅成了最流行的版本，而且幾乎成了唯一的《壇經》版本。
德異本和曹溪古本在明代雖然也有人刊印、抄寫，但流傳面甚小，無法和宗寶本的地位相抗衡。
清朝初年，居士王起隆、曹溪僧人福征等，據明代萬曆初年所刻曹溪原本，激烈批評宗寶妄改《壇經》，是犯了四謗罪，應受嚴厲懲罰。
然而王起隆等人對宗寶的批評，不過三條：1．把曹溪原本四個字的品名改為兩個字；2．把原本的第一品分為兩品，第九、十兩品合為一品；3．增、删、改動一百餘字。
而且多不涉及實質内容。
如果單拿曹溪原本和宗寶本相比，二者的區别也許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拿二者與那一萬二千字或一萬四千字的簡本相比，則二者的區别就不是很大了，甚至可說是基本一緻。
時至今日，有些所謂曹溪原本，已經和宗寶本混淆為一，難以區分了。
王起隆的批評還說明，明清之際，那一萬餘字的簡本已經見不到了。
争論隻在繁本的不同版本之間進行，社會上流行的，也就是二萬餘字的繁本了。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人們一直認為，所說《壇經》，就是這二萬餘字的本子。
一九二三年，日本矢吹慶輝氏在英國人斯坦因從我國敦煌掠去的文物中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壇經》抄本，隻有一萬二千餘字。
經研究，知道這抄本出現的年代大約在公元九或十世紀，也就是唐宋之際。
敦煌抄本《壇經》的發現引起了人們很大的興趣。
随後，人們又在日本興聖寺等寺内發現了宋代僧人惠昕删定的《壇經》抄本。
敦煌寫本《壇經》和惠昕本《壇經》的發現使人們對《壇經》版本的流變有了新的認識。
然而由此也出來了一些極端的意見，認為隻有那一萬二千字的敦煌寫本，才是最早的版本，甚至認為敦煌寫本就是惠能思想的實錄。
迄今為止所發現的版本中，惠昕本、宗寶本，都明說是自己删略或改編的版本。
敦煌本出自敦煌，其存在的年代之早也不容懷疑。
問題在于曹溪古本或曹溪原本，它是否就是存在于惠昕以前的古本呢？ 從古到今，所有學者們的意見加起來，也無法否認惠昕、契嵩、德異等人所說的真實性，因而也就無法否認，在敦煌本流行的同時，還有一個二萬餘字的《壇經》版本在流行。
那麼，曹溪原本和敦煌寫本，哪個又更早一些，哪個更接近原貌？則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可以說明。
我們能夠說的隻是：曹溪古本在敦煌本流行的時代也在流行。
而宗寶本的内容和曹溪古本大緻相同，又是宗寶經過三個本子對勘，進行校定，在曆史上又最為流行的本子，所以本書就選了宗寶本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