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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經》是一部具有高度獨創性的中國佛教經典。
它的根子，一面深紮在佛教教義之中，一面又深紮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
它是二者的結晶，又是二者的延續。
《壇經》說，它傳的是佛的心印，正法眼藏，是既形諸文字又未必形諸文字的佛法大義。
因此，追溯《壇經》的思想來源以及考察它的流向和歸宿，我們不能不求助于文字卻又不能拘泥于文字，從根本上說，我們必須求助于對整個傳統文化及佛教教義基本精神的理解。
傳統人生論 中國文化傳統，源遠流長，然而春秋以前，由于文獻缺乏，實況不甚了了。
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文化傳統，大抵從春秋時代開始。
其代表人物，是孔、老以及以後的楊、墨、孟、莊、荀、韓等人。
諸子主張不同，但所探讨的，不外社會和人生兩大問題：如何治理好社會，人應該怎樣活着等等。
在今天，我們探讨人生問題，往往歸結為某些體制方面的原因，認為隻要建立或改變某些制度，人生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中國古人則恰恰相反，他們探讨社會問題，也往往歸結為人生的問題，以為隻要人人都做一個好人，社會就能穩定，大家都會安樂。
以做一個好人為核心，古代思想家廣泛探讨了社會以及自然界的種種問題，以期說明怎樣做才算一個好人，為什麼要做一個好人，做好人有什麼益處，以及能不能做一個好人等等。
如果要問孔子，怎樣做才算一個好人？孔子的回答隻有兩個字：仁、孝。
兩個字意思不同，實質卻隻有一個，仁人沒有不孝的，孝子也不會不仁。
孝，隻是子女對父母而言，仁則涉及一個人立身行事的種種方面。
孝是仁的根本，仁是孝的推廣。
《國語·晉語》說：“愛親之謂仁。
”《中庸》也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這些都在說明，仁的本義，就是孝。
孔子認為，一個能夠盡孝的人，就一定能夠盡忠，就不會犯上作亂，社會就能安定。
一個處于統治地位的人，如能做到仁，就會得到百姓的擁護，政治就能太平。
至于怎樣做才是仁，孔子的回答往往不同。
樊遲問什麼是仁，孔子回答是“愛人”；顔回問仁，孔子回答是“克己複禮為仁”；仲弓問仁，孔子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馬牛問仁，孔子說是“仁者其言也讱”。
（《論語·顔淵》）《論語·子路篇》，孔子說，仁的表現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說“剛毅木讷近仁”。
《論語·陽貨篇》，孔子又說，能夠做到“恭、寬、信、敏、惠”的，就是仁。
孔子對仁的不同回答，往往使學者們惶惑，其實這正說明，仁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一個具有仁德的人，在各種情況下都能做得很好。
如果人人都有仁德，則在家就能父慈子孝，在國就能君君臣臣，天下太平，國泰民安。
但是，如果要問：為什麼要做一個仁人，做個仁人有什麼好處，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一個仁人？孔子不是沒有回答，就是雖有一些可以被認為是答案的言論，但說得不明确，也不詳盡。
孔子以後，儒家學者接着孔子提出的問題，對社會和人生繼續進行了探讨。
孟子把仁的根源追到人的本性，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這善良的本性，就是為仁的根源。
人人都有這善良的本性，所以人人都可以做到仁，做一個好人，用孟子的話說，就是“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來，有些人之所以為惡，就是他喪失了這可以為善之心性，不過可以通過教育，或者自己的修養，把丢失了的善性找回來。
孟子“性善論”的主要意義，在于他說明了人的為善，不是從外面強加給人的束縛，而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内在要求。
不過當孟子提出“性善論”的時候，同時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的或相反的主張。
有人說，人性是無善無惡的，或有人性善、有人性惡的。
最尖銳的對立意見是荀子，他認為人性本來都是惡的，教育就是為了改變人所固有的惡的本性，使人變成一個好人。
不同意人性本善的人們，并不否認人可以做一個好人，至少是并不否認大多數人可做一個好人。
但是，他們把做好人的條件歸于外在的教育，這就是說，讓人學好，是從外面強加給人的。
從外面強加給人一個什麼東西，合适嗎？應該嗎？以老、莊為代表的思潮，激烈地反對這種強加。
老子主張見素、抱樸。
素是未經染色、繪花的布帛，樸是未經加工、雕琢的木材。
老子說，天地之間，無論什麼事物，假若要有所興作，隻要用素、樸的原則去要求它，就會安守本分，歸于正道。
所以他要求人們歸于樸的原則，清靜、無欲、無為，這樣，人們彼此之間就可以相安無事。
老子把國家的各種禮儀、制度，把儒家的仁義忠孝等道德原則，都看作是文飾，就像給布帛染色、繪花，對木材加工雕琢一樣，都是從外面強加給人的。
強加的文飾破壞了素樸，所以導緻國家昏亂，家庭不和。
莊子把老子的思想發展到了極點。
莊子認為，那儒家倡導的仁義就像牛的鼻具、馬的籠頭，鼻具和籠頭嚴重傷害了牛馬的天性，仁義也嚴重傷害了人的天性。
傷害人的天性，乃是一切禍亂的根源。
莊子希望，人以及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應保持自己的天性，假如做到這一點，則人可以和禽獸雜處而不相互驚擾，人與人就更不會有争奪而相互損害。
這些思想家，不論主張多麼不同，他們都希望從人的本性中找到應該怎樣做人的答案。
秦朝建立，這些思想家的主張幾乎全被抛到一旁。
不過時間非常短暫，就到了漢朝。
漢朝建立之初，崇尚黃老，無為的主張在政治上得到了貫徹，不過時間也非常短暫，許多問題沒有在這個原則的基礎上得到讨論，就到了獨尊儒術的時代，老子的學說被擠到了後台。
在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的時候，中國哲學的氣論已大體具備，可以用來對社會和人生的許多問題作出解釋。
依照氣論，天地萬物一直到人，都由氣構成。
氣分陰陽、清濁。
依董仲舒所說，由于構成人體的氣不同，人性出現了差别。
聖人全由清陽之氣構成，所以全是善性；惡人全由陰濁之氣構成，所以性惡；大多數人則由陰陽、清濁二氣構成，所以本性有善有惡，是做好人還是做壞人，全看後天的教育和自己要怎麼做。
董仲舒以後，有知識的人幾乎都成了儒生。
儒者之間，又分許多學派，發生這樣那樣的争論，但在關于人性善惡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楊雄還是王充，可說都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張。
董仲舒反對孟子的“性善論”，因為多數人都禀有陰陽二氣，本性怎可能是純善無惡呢？不過在董仲舒看來，怙惡不悛，教育也無法讓他改變的人，畢竟是極少數。
絕大多數人，還是可以做一個好人的。
怎樣才算一個好人？那就是按照儒家的原則行事。
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綱、五常。
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後者對前者應該絕對服從，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
三綱五常，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基本的道德原則。
不過董仲舒說，這些原則，乃是天意，或者說，是根據天意而制定的。
這樣一來，儒家的原則就成了天意的表現。
照這些原則行事，就會受到天的表彰和獎賞；反之，則會受到天的批評和懲罰。
天的表彰，就是降下祥瑞，比如彩霞祥雲、風調雨順、麒麟出世、鳳凰來儀等等；天的批評就是降下災異，比如日食月食、狂風暴雨、地震山崩、蟲災旱災等等。
不過董仲舒的這些理論，主要是對國君即皇帝而言。
至于一般人，做好人會怎樣，不做好人又會怎樣呢？ 根據司馬遷的《史記·伯夷列傳》和後來關于命運問題的讨論可以看出，當時人們普遍相信兩句話，一句是《老子》第七十九章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一句就是《易傳》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這就是說，做好人，一定能得到天的好報；做惡人，一定要得到天的惡報。
報應不僅及于本人，還及于子孫。
一個好人，會子孫衆多，并且子孫們還會升官發财；一個惡人，會斷子絕孫。
即使不絕斷，子孫們也要窮愁潦倒。
漢家天下四百年，董仲舒的思想差不多統治了三百多年。
依董仲舒的思想，一個人是不是好人，看的是他的外在表現，而不是他的内心，這樣極易使人作僞。
比如一個人，不論他平常如何對待父母，隻要在為父母守喪時竭力哭泣，就會被認為是孝子，也不論他心裡真是悲哀，還是為了博得一個孝子的名聲，這樣作僞的人也确實不少。
那時候，隻要有一個孝的名聲，就會有官做。
這種情況越來越引起士人們的不滿。
魏晉時代，士人中間湧起了一股強大的思潮，反對把一些外在的形式強加于人，以緻束縛了人的天性。
他們提出一個口号，叫作“任其自然”。
“自然”，就是天性、人的本性。
“任其自然”，就是人應該按照自己的本性活着，不應為了服從一些外在的規範而束縛自己的天性
它的根子，一面深紮在佛教教義之中，一面又深紮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
它是二者的結晶，又是二者的延續。
《壇經》說，它傳的是佛的心印，正法眼藏，是既形諸文字又未必形諸文字的佛法大義。
因此，追溯《壇經》的思想來源以及考察它的流向和歸宿，我們不能不求助于文字卻又不能拘泥于文字，從根本上說，我們必須求助于對整個傳統文化及佛教教義基本精神的理解。
傳統人生論 中國文化傳統，源遠流長，然而春秋以前，由于文獻缺乏，實況不甚了了。
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文化傳統，大抵從春秋時代開始。
其代表人物，是孔、老以及以後的楊、墨、孟、莊、荀、韓等人。
諸子主張不同，但所探讨的，不外社會和人生兩大問題：如何治理好社會，人應該怎樣活着等等。
在今天，我們探讨人生問題，往往歸結為某些體制方面的原因，認為隻要建立或改變某些制度，人生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中國古人則恰恰相反，他們探讨社會問題，也往往歸結為人生的問題，以為隻要人人都做一個好人，社會就能穩定，大家都會安樂。
以做一個好人為核心，古代思想家廣泛探讨了社會以及自然界的種種問題，以期說明怎樣做才算一個好人，為什麼要做一個好人，做好人有什麼益處，以及能不能做一個好人等等。
如果要問孔子，怎樣做才算一個好人？孔子的回答隻有兩個字：仁、孝。
兩個字意思不同，實質卻隻有一個，仁人沒有不孝的，孝子也不會不仁。
孝，隻是子女對父母而言，仁則涉及一個人立身行事的種種方面。
孝是仁的根本，仁是孝的推廣。
《國語·晉語》說：“愛親之謂仁。
”《中庸》也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這些都在說明，仁的本義，就是孝。
孔子認為，一個能夠盡孝的人，就一定能夠盡忠，就不會犯上作亂，社會就能安定。
一個處于統治地位的人，如能做到仁，就會得到百姓的擁護，政治就能太平。
至于怎樣做才是仁，孔子的回答往往不同。
樊遲問什麼是仁，孔子回答是“愛人”；顔回問仁，孔子回答是“克己複禮為仁”；仲弓問仁，孔子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馬牛問仁，孔子說是“仁者其言也讱”。
（《論語·顔淵》）《論語·子路篇》，孔子說，仁的表現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說“剛毅木讷近仁”。
《論語·陽貨篇》，孔子又說，能夠做到“恭、寬、信、敏、惠”的，就是仁。
孔子對仁的不同回答，往往使學者們惶惑，其實這正說明，仁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一個具有仁德的人，在各種情況下都能做得很好。
如果人人都有仁德，則在家就能父慈子孝，在國就能君君臣臣，天下太平，國泰民安。
但是，如果要問：為什麼要做一個仁人，做個仁人有什麼好處，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一個仁人？孔子不是沒有回答，就是雖有一些可以被認為是答案的言論，但說得不明确，也不詳盡。
孔子以後，儒家學者接着孔子提出的問題，對社會和人生繼續進行了探讨。
孟子把仁的根源追到人的本性，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這善良的本性，就是為仁的根源。
人人都有這善良的本性，所以人人都可以做到仁，做一個好人，用孟子的話說，就是“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來，有些人之所以為惡，就是他喪失了這可以為善之心性，不過可以通過教育，或者自己的修養，把丢失了的善性找回來。
孟子“性善論”的主要意義，在于他說明了人的為善，不是從外面強加給人的束縛，而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内在要求。
不過當孟子提出“性善論”的時候，同時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的或相反的主張。
有人說，人性是無善無惡的，或有人性善、有人性惡的。
最尖銳的對立意見是荀子，他認為人性本來都是惡的，教育就是為了改變人所固有的惡的本性，使人變成一個好人。
不同意人性本善的人們，并不否認人可以做一個好人，至少是并不否認大多數人可做一個好人。
但是，他們把做好人的條件歸于外在的教育，這就是說，讓人學好，是從外面強加給人的。
從外面強加給人一個什麼東西，合适嗎？應該嗎？以老、莊為代表的思潮，激烈地反對這種強加。
老子主張見素、抱樸。
素是未經染色、繪花的布帛，樸是未經加工、雕琢的木材。
老子說，天地之間，無論什麼事物，假若要有所興作，隻要用素、樸的原則去要求它，就會安守本分，歸于正道。
所以他要求人們歸于樸的原則，清靜、無欲、無為，這樣，人們彼此之間就可以相安無事。
老子把國家的各種禮儀、制度，把儒家的仁義忠孝等道德原則，都看作是文飾，就像給布帛染色、繪花，對木材加工雕琢一樣，都是從外面強加給人的。
強加的文飾破壞了素樸，所以導緻國家昏亂，家庭不和。
莊子把老子的思想發展到了極點。
莊子認為，那儒家倡導的仁義就像牛的鼻具、馬的籠頭，鼻具和籠頭嚴重傷害了牛馬的天性，仁義也嚴重傷害了人的天性。
傷害人的天性，乃是一切禍亂的根源。
莊子希望，人以及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應保持自己的天性，假如做到這一點，則人可以和禽獸雜處而不相互驚擾，人與人就更不會有争奪而相互損害。
這些思想家，不論主張多麼不同，他們都希望從人的本性中找到應該怎樣做人的答案。
秦朝建立，這些思想家的主張幾乎全被抛到一旁。
不過時間非常短暫，就到了漢朝。
漢朝建立之初，崇尚黃老，無為的主張在政治上得到了貫徹，不過時間也非常短暫，許多問題沒有在這個原則的基礎上得到讨論，就到了獨尊儒術的時代，老子的學說被擠到了後台。
在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的時候，中國哲學的氣論已大體具備，可以用來對社會和人生的許多問題作出解釋。
依照氣論，天地萬物一直到人，都由氣構成。
氣分陰陽、清濁。
依董仲舒所說，由于構成人體的氣不同，人性出現了差别。
聖人全由清陽之氣構成，所以全是善性；惡人全由陰濁之氣構成，所以性惡；大多數人則由陰陽、清濁二氣構成，所以本性有善有惡，是做好人還是做壞人，全看後天的教育和自己要怎麼做。
董仲舒以後，有知識的人幾乎都成了儒生。
儒者之間，又分許多學派，發生這樣那樣的争論，但在關于人性善惡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楊雄還是王充，可說都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張。
董仲舒反對孟子的“性善論”，因為多數人都禀有陰陽二氣，本性怎可能是純善無惡呢？不過在董仲舒看來，怙惡不悛，教育也無法讓他改變的人，畢竟是極少數。
絕大多數人，還是可以做一個好人的。
怎樣才算一個好人？那就是按照儒家的原則行事。
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綱、五常。
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後者對前者應該絕對服從，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
三綱五常，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基本的道德原則。
不過董仲舒說，這些原則，乃是天意，或者說，是根據天意而制定的。
這樣一來，儒家的原則就成了天意的表現。
照這些原則行事，就會受到天的表彰和獎賞；反之，則會受到天的批評和懲罰。
天的表彰，就是降下祥瑞，比如彩霞祥雲、風調雨順、麒麟出世、鳳凰來儀等等；天的批評就是降下災異，比如日食月食、狂風暴雨、地震山崩、蟲災旱災等等。
不過董仲舒的這些理論，主要是對國君即皇帝而言。
至于一般人，做好人會怎樣，不做好人又會怎樣呢？ 根據司馬遷的《史記·伯夷列傳》和後來關于命運問題的讨論可以看出，當時人們普遍相信兩句話，一句是《老子》第七十九章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一句就是《易傳》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這就是說，做好人，一定能得到天的好報；做惡人，一定要得到天的惡報。
報應不僅及于本人，還及于子孫。
一個好人，會子孫衆多，并且子孫們還會升官發财；一個惡人，會斷子絕孫。
即使不絕斷，子孫們也要窮愁潦倒。
漢家天下四百年，董仲舒的思想差不多統治了三百多年。
依董仲舒的思想，一個人是不是好人，看的是他的外在表現，而不是他的内心，這樣極易使人作僞。
比如一個人，不論他平常如何對待父母，隻要在為父母守喪時竭力哭泣，就會被認為是孝子，也不論他心裡真是悲哀，還是為了博得一個孝子的名聲，這樣作僞的人也确實不少。
那時候，隻要有一個孝的名聲，就會有官做。
這種情況越來越引起士人們的不滿。
魏晉時代，士人中間湧起了一股強大的思潮，反對把一些外在的形式強加于人，以緻束縛了人的天性。
他們提出一個口号，叫作“任其自然”。
“自然”，就是天性、人的本性。
“任其自然”，就是人應該按照自己的本性活着，不應為了服從一些外在的規範而束縛自己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