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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僧傳》作為中國佛教史上一部重要僧傳，宋及宋之後的各部重要《大藏經》都有刊載。宋《藏》載于“旦”函至“營”函，元《藏》亦載于“旦”函至“營”函，明南《藏》載于“祿”函至“富”函，明《北藏》載于“宅”函至“阜”函，清《藏》載于“縣”函至“給”函。日本所刊印的幾部《大藏經》，亦都收入了此傳，其中《大正新修《大藏經》》收入第五十卷，藏經書院刊印的《大藏經》載于第三十套第三至五冊，弘教書院刊印的《大藏經》載于“緻”函第四冊至第五冊。近代佛教學者楊文會創辦的金陵刻經處，有此傳之單刻本，稱《高僧傳三集》。一九八七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由範祥雍點校的《宋高僧傳》。此中華版點校本以現今僅存之宋刻本（即一九三六年上海影印之宋版《碛砂藏》）為底本，并參校揚州本和《大正藏》本，錯訛相對少些，故本書以中華版之點校本為底本。
此《宋傳》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三部僧傳之一。它上承《梁》《唐》二傳，其後又有不少僧人學者以弘揚佛法、表彰僧業為己任，陸續編纂了好幾部僧傳。
接續《宋傳》之僧傳，當首推元僧昙噩所撰之《新修科分六學僧傳》，又稱《六學僧傳》，凡三十卷。昙噩此傳之作，起因于對以往三個僧傳體例編排之不滿。他認為，以往三傳（即《梁高僧傳》、《唐高僧傳》和《宋高僧傳》）皆立譯經等十科，此種“體制衰弱，略無先秦西漢風。”在他看來，“佛法非僧業弗行，僧業非佛法弗明。必佛法以之行，僧業以之明，其六學十二科而正矣”。也就是說，必須按佛法之“六學十二科”來重新組織、編排僧傳。
所謂“六學”亦即“六度”。每一學又各有二科，共十二科。因此，他按“慧學”（中含“譯經”“傳宗”二科）、“施學”（中含“遺身”“利物”二科）、“戒學”（中含“弘法”“護教”二科）、“忍辱”（中含“攝念”“持志”二科）、“精進”（中含“義解”“感通”二科）、“定學”（中含“證悟”“神化”二科）來重新編排僧傳，以《梁傳》《唐傳》《宋傳》所收錄之僧人事迹為基本素材，兼采禅宗諸燈錄中的一些資料，加以取舍、整理，編纂成一部始自東漢終于北宋共收錄一千二百七十三人之僧傳。
繼昙噩之後，明如惺又撰《大明高僧傳》，或曰《明僧傳》，凡八卷。此傳收錄自北宋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至明萬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前後四百餘載的僧人一百八十二人（其中正傳一百十二人，附見七十人）。此書之體例既不完整（全傳僅分“譯經”“義解”“習禅”三科），材料亦不全面（非是為撰寫僧傳而專門搜集的，而是作者在閱讀史志文集時，見載有名僧時，“随喜錄之”的），因此，作為一部僧傳，與以前幾部實不可同日而語。
明人所撰之僧傳，值得一提的還有一部，即明華嚴宗僧人明河所編纂的《補續高僧傳》。與如惺寫《明傳》是在校、輯古籍偶見名僧時“随喜錄之”不同，明河編纂《補續高僧傳》費力甚巨。據明河弟子道開在該傳的“跋”中說：他為了編纂此傳，曾“南走閩越，北陟燕台，若雁宕、石梁、匡廬、衡嶽，絕壑空岩，荒林廢刹，碑版所在，搜讨忘疲。摹勒抄寫，彙集成編，而後竭思覃精，筆削成傳”。明河于此書先後花費了三十年心血，但他對初稿仍不太滿意，又忙于講經弘法，故未能最後定稿就入寂了，後由其弟子道開補綴而成。全書共二十六卷，亦仿《宋傳》分為十科，收錄僧人正傳五百四十八人，附見七十二人。此中之所收錄者，一為“補”，二為“續”。所補者是那些本屬《宋傳》收錄範圍而被遺漏者，所續者則是《宋傳》之後至明之高僧。因《補續》之作者不知有如惺之《明傳》，故其所“補續”者，非《明傳》。
到了清代又有徐昌治編纂《高僧摘要》。此書篇幅較小，僅四卷，時間跨度很大（自東漢至清初），而收錄的僧人甚少（僅一百七十三人）。就内容說，此書主要把《梁傳》《唐傳》《宋傳》《明傳》及其他僧傳中的事迹作一提要，史料價值不大。但就體例言，此書自成一格，按道、法、品、化四科編排，這是本書之特點。
趙宋及宋之後的僧傳，除以上述及的幾部外，還有一些單宗、單人或地區性的僧傳，如北宋惠洪所撰之《禅林僧寶傳》，南宋祖琇之《僧寶正續傳》，清自融、性磊之《南宋元明禅林僧寶傳》及北宋戒珠之《淨土往生傳》，明朱棣之《神僧傳》，清彭希涑之《淨土賢聖錄》和南宋元敬、元複之《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明袾宏之《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等等。
總之，自《宋高僧傳》後，編纂僧傳者，代有其人。雖然這些僧傳在曆史上的影響均遠不及《梁》《唐》《宋》三傳，但因各自從不同側面保存了宋及宋之後各代僧人弘化的有關情況，因而對于人們了解、研究此一時期之佛教乃至當時的社會實不無裨益。
此《宋傳》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三部僧傳之一。它上承《梁》《唐》二傳，其後又有不少僧人學者以弘揚佛法、表彰僧業為己任，陸續編纂了好幾部僧傳。
接續《宋傳》之僧傳，當首推元僧昙噩所撰之《新修科分六學僧傳》，又稱《六學僧傳》，凡三十卷。昙噩此傳之作，起因于對以往三個僧傳體例編排之不滿。他認為，以往三傳（即《梁高僧傳》、《唐高僧傳》和《宋高僧傳》）皆立譯經等十科，此種“體制衰弱，略無先秦西漢風。”在他看來，“佛法非僧業弗行，僧業非佛法弗明。必佛法以之行，僧業以之明，其六學十二科而正矣”。也就是說，必須按佛法之“六學十二科”來重新組織、編排僧傳。
所謂“六學”亦即“六度”。每一學又各有二科，共十二科。因此，他按“慧學”（中含“譯經”“傳宗”二科）、“施學”（中含“遺身”“利物”二科）、“戒學”（中含“弘法”“護教”二科）、“忍辱”（中含“攝念”“持志”二科）、“精進”（中含“義解”“感通”二科）、“定學”（中含“證悟”“神化”二科）來重新編排僧傳，以《梁傳》《唐傳》《宋傳》所收錄之僧人事迹為基本素材，兼采禅宗諸燈錄中的一些資料，加以取舍、整理，編纂成一部始自東漢終于北宋共收錄一千二百七十三人之僧傳。
繼昙噩之後，明如惺又撰《大明高僧傳》，或曰《明僧傳》，凡八卷。此傳收錄自北宋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至明萬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前後四百餘載的僧人一百八十二人（其中正傳一百十二人，附見七十人）。此書之體例既不完整（全傳僅分“譯經”“義解”“習禅”三科），材料亦不全面（非是為撰寫僧傳而專門搜集的，而是作者在閱讀史志文集時，見載有名僧時，“随喜錄之”的），因此，作為一部僧傳，與以前幾部實不可同日而語。
明人所撰之僧傳，值得一提的還有一部，即明華嚴宗僧人明河所編纂的《補續高僧傳》。與如惺寫《明傳》是在校、輯古籍偶見名僧時“随喜錄之”不同，明河編纂《補續高僧傳》費力甚巨。據明河弟子道開在該傳的“跋”中說：他為了編纂此傳，曾“南走閩越，北陟燕台，若雁宕、石梁、匡廬、衡嶽，絕壑空岩，荒林廢刹，碑版所在，搜讨忘疲。摹勒抄寫，彙集成編，而後竭思覃精，筆削成傳”。明河于此書先後花費了三十年心血，但他對初稿仍不太滿意，又忙于講經弘法，故未能最後定稿就入寂了，後由其弟子道開補綴而成。全書共二十六卷，亦仿《宋傳》分為十科，收錄僧人正傳五百四十八人，附見七十二人。此中之所收錄者，一為“補”，二為“續”。所補者是那些本屬《宋傳》收錄範圍而被遺漏者，所續者則是《宋傳》之後至明之高僧。因《補續》之作者不知有如惺之《明傳》，故其所“補續”者，非《明傳》。
到了清代又有徐昌治編纂《高僧摘要》。此書篇幅較小，僅四卷，時間跨度很大（自東漢至清初），而收錄的僧人甚少（僅一百七十三人）。就内容說，此書主要把《梁傳》《唐傳》《宋傳》《明傳》及其他僧傳中的事迹作一提要，史料價值不大。但就體例言，此書自成一格，按道、法、品、化四科編排，這是本書之特點。
趙宋及宋之後的僧傳，除以上述及的幾部外，還有一些單宗、單人或地區性的僧傳，如北宋惠洪所撰之《禅林僧寶傳》，南宋祖琇之《僧寶正續傳》，清自融、性磊之《南宋元明禅林僧寶傳》及北宋戒珠之《淨土往生傳》，明朱棣之《神僧傳》，清彭希涑之《淨土賢聖錄》和南宋元敬、元複之《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明袾宏之《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等等。
總之，自《宋高僧傳》後，編纂僧傳者，代有其人。雖然這些僧傳在曆史上的影響均遠不及《梁》《唐》《宋》三傳，但因各自從不同側面保存了宋及宋之後各代僧人弘化的有關情況，因而對于人們了解、研究此一時期之佛教乃至當時的社會實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