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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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提婆也是北印度罽賓人。
他出家以後，遠訪名師，學通三藏，尤精于《阿毗昙心論》。
又經常誦習《三法度論》，奉之為入道的要典。
苻秦建元年間（公元三六五至三八四年），提婆來到長安，宣流法化。
僧伽提婆在中國佛教史上的貢獻主要有兩大方面：第一，作為第一個來中國弘傳毗昙的學者，開南北朝毗昙學的端緒。
第二，作為《中阿含經》的最後定本者，為小乘經典叢書四阿含在中土弘傳做出了貢獻。
⑨ 毗昙學是南北朝時期以研習說一切有部論書“阿毗昙”而形成的一種學說。
其學者被稱為“毗昙師”。
前曾言及，僧伽提婆在罽賓出家後就精于“毗昙”，故他來華後，于建元十九年（公元三八三年），就應道安的同學法和的邀請，譯出了《阿毗昙八犍度論》三十卷。
僧伽提婆在洛陽住了四五年，研講經論。
随着漢語水平的提高，知道自己前譯多違失本旨，于是重新校勘了《阿毗昙八犍度論》的譯本。
後他渡江南遊，被當時東晉的佛教領袖慧遠請到廬山。
東晉太元十六年（公元三九一年），提婆于廬山般若台譯出《阿毗昙心論》四卷、《三法度論》兩卷。
慧遠在前者序文中言：“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茲文，味之彌久。
……會遇來遊，因請令譯。
提婆乃手執胡本，口宣晉言，臨文誡懼，一章三複。
遠亦寶而重之。
”提婆深受慧遠的重視，其在匡廬譯出的毗昙兩部論書，經慧遠推重提倡，在廬山的諸名僧都相從研習。
由此，毗昙學大興，僧伽提婆被公認是第一位來中土弘傳毗昙的學者。
隆安元年（公元三九七年），僧伽提婆東遊京師建康，受到王公和名士們的尊敬。
尚書令王珣本曾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準備譯經。
至此就專門請提婆在其精舍講《阿毗昙心論》，一時名僧雲集，鹹來聽受。
僧伽提婆既精熟毗昙論旨，又能極為明晰地講解詞旨，振發義理，故聽衆悅悟，頗受歡迎。
此次提婆開講《阿毗昙心論》，遂開南地毗昙學的端緒。
“毗昙學”的研究在南北朝曾頗為興盛，其主要提倡者是道安與其高足慧遠。
道安在長安期間組織譯經道場，贊助護持西域沙門譯經。
僧伽提婆應道安的同學法和之請譯出《阿毗昙八犍度論》後，道安曾親為之作序：“其身毒來諸沙門，莫不祖述此經……雖欲從之，未由見也。
”所以說，“毗昙”至道安時而始來中國，其始譯之功，即屬僧伽提婆。
而後慧遠繼承師之衣缽，重視毗昙學的研究，特意邀請僧伽提婆入匡廬專門翻譯“毗昙”。
提婆不負厚望，所譯的“毗昙”，被慧遠徒衆鑽研，風靡一時。
僧伽提婆将“毗昙”傳入中國，第一次将“天竺義學”輸入華地，其翻譯之功可謂大也。
到後來他在建康精講“毗昙”，又推動了毗昙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中阿含經》是四部“阿含”中的重要一部。
前已言及，昙摩難提曾于戰亂動蕩中譯完此經，但是當時正值苻堅将覆國之際，故是在圍城之中倉促殺青，故“譯人造次”，“違本失旨，名不當實”，屬粗糙之作。
而就在這燕秦交戰、關中大亂的時刻，道安謝世，“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
⑩直到隆安元年，僧伽提婆在建康精舍開講“阿毗昙”，其年冬，王珣認為昙摩難提在長安所譯的《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文義不盡，未得校定，故召集義學沙門慧持等四十人，組織譯場，專請僧伽提婆重譯《中阿含經》六十卷，提婆得從罽賓新來的僧伽羅叉的幫助，終于完成了《中阿含經》的重譯。
一般還認為僧伽提婆還校改了《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
所以，僧伽提婆作為北傳佛教四部阿含中其中兩部的最後定本者，其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地位是應該得以肯定的。
僧伽提婆氣度開朗，舉止溫和，又洞察物情，誨人不倦，在罽賓時就很受信衆歡迎，樂于親近。
來華後，逐漸精通漢語，備悉方俗，加之他為人從容機警，善于談笑，所以在江南名盛一時。
作為“三藏”和“小道”的論師在當時堪與弘揚大乘的鸠摩羅什齊名，可見其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
然而這位為人溫和、氣度爽朗，道化聲譽響徹一時的罽賓高僧，其結果竟與另一位《中阿含經》的譯者昙摩難提一樣，最後不知所終。
即使今日，我們學研《中阿含經》也會為此而深感遺憾。
注釋： ①參見《長阿含經序》。
②參見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四。
③參見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
④梁啟超《說四阿含》，載梁啟超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⑤同④。
⑥見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晉長安昙摩難提》。
⑦同⑥。
⑧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晉廬山僧伽提婆》中附“僧伽羅叉”，但也隻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為晉言，至來夏方訖”一句。
⑨也有學者認為《增一阿含經》的譯者也是僧伽提婆。
⑩見道慈《中阿含經序》。
道慈曾參加僧伽提婆的譯場，亦為《中阿含經》的助譯者。
他出家以後，遠訪名師，學通三藏，尤精于《阿毗昙心論》。
又經常誦習《三法度論》，奉之為入道的要典。
苻秦建元年間（公元三六五至三八四年），提婆來到長安，宣流法化。
僧伽提婆在中國佛教史上的貢獻主要有兩大方面：第一，作為第一個來中國弘傳毗昙的學者，開南北朝毗昙學的端緒。
第二，作為《中阿含經》的最後定本者，為小乘經典叢書四阿含在中土弘傳做出了貢獻。
⑨ 毗昙學是南北朝時期以研習說一切有部論書“阿毗昙”而形成的一種學說。
其學者被稱為“毗昙師”。
前曾言及，僧伽提婆在罽賓出家後就精于“毗昙”，故他來華後，于建元十九年（公元三八三年），就應道安的同學法和的邀請，譯出了《阿毗昙八犍度論》三十卷。
僧伽提婆在洛陽住了四五年，研講經論。
随着漢語水平的提高，知道自己前譯多違失本旨，于是重新校勘了《阿毗昙八犍度論》的譯本。
後他渡江南遊，被當時東晉的佛教領袖慧遠請到廬山。
東晉太元十六年（公元三九一年），提婆于廬山般若台譯出《阿毗昙心論》四卷、《三法度論》兩卷。
慧遠在前者序文中言：“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茲文，味之彌久。
……會遇來遊，因請令譯。
提婆乃手執胡本，口宣晉言，臨文誡懼，一章三複。
遠亦寶而重之。
”提婆深受慧遠的重視，其在匡廬譯出的毗昙兩部論書，經慧遠推重提倡，在廬山的諸名僧都相從研習。
由此，毗昙學大興，僧伽提婆被公認是第一位來中土弘傳毗昙的學者。
隆安元年（公元三九七年），僧伽提婆東遊京師建康，受到王公和名士們的尊敬。
尚書令王珣本曾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準備譯經。
至此就專門請提婆在其精舍講《阿毗昙心論》，一時名僧雲集，鹹來聽受。
僧伽提婆既精熟毗昙論旨，又能極為明晰地講解詞旨，振發義理，故聽衆悅悟，頗受歡迎。
此次提婆開講《阿毗昙心論》，遂開南地毗昙學的端緒。
“毗昙學”的研究在南北朝曾頗為興盛，其主要提倡者是道安與其高足慧遠。
道安在長安期間組織譯經道場，贊助護持西域沙門譯經。
僧伽提婆應道安的同學法和之請譯出《阿毗昙八犍度論》後，道安曾親為之作序：“其身毒來諸沙門，莫不祖述此經……雖欲從之，未由見也。
”所以說，“毗昙”至道安時而始來中國，其始譯之功，即屬僧伽提婆。
而後慧遠繼承師之衣缽，重視毗昙學的研究，特意邀請僧伽提婆入匡廬專門翻譯“毗昙”。
提婆不負厚望，所譯的“毗昙”，被慧遠徒衆鑽研，風靡一時。
僧伽提婆将“毗昙”傳入中國，第一次将“天竺義學”輸入華地，其翻譯之功可謂大也。
到後來他在建康精講“毗昙”，又推動了毗昙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中阿含經》是四部“阿含”中的重要一部。
前已言及，昙摩難提曾于戰亂動蕩中譯完此經，但是當時正值苻堅将覆國之際，故是在圍城之中倉促殺青，故“譯人造次”，“違本失旨，名不當實”，屬粗糙之作。
而就在這燕秦交戰、關中大亂的時刻，道安謝世，“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
⑩直到隆安元年，僧伽提婆在建康精舍開講“阿毗昙”，其年冬，王珣認為昙摩難提在長安所譯的《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文義不盡，未得校定，故召集義學沙門慧持等四十人，組織譯場，專請僧伽提婆重譯《中阿含經》六十卷，提婆得從罽賓新來的僧伽羅叉的幫助，終于完成了《中阿含經》的重譯。
一般還認為僧伽提婆還校改了《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
所以，僧伽提婆作為北傳佛教四部阿含中其中兩部的最後定本者，其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地位是應該得以肯定的。
僧伽提婆氣度開朗，舉止溫和，又洞察物情，誨人不倦，在罽賓時就很受信衆歡迎，樂于親近。
來華後，逐漸精通漢語，備悉方俗，加之他為人從容機警，善于談笑，所以在江南名盛一時。
作為“三藏”和“小道”的論師在當時堪與弘揚大乘的鸠摩羅什齊名，可見其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
然而這位為人溫和、氣度爽朗，道化聲譽響徹一時的罽賓高僧，其結果竟與另一位《中阿含經》的譯者昙摩難提一樣，最後不知所終。
即使今日，我們學研《中阿含經》也會為此而深感遺憾。
注釋： ①參見《長阿含經序》。
②參見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四。
③參見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
④梁啟超《說四阿含》，載梁啟超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⑤同④。
⑥見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晉長安昙摩難提》。
⑦同⑥。
⑧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晉廬山僧伽提婆》中附“僧伽羅叉”，但也隻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為晉言，至來夏方訖”一句。
⑨也有學者認為《增一阿含經》的譯者也是僧伽提婆。
⑩見道慈《中阿含經序》。
道慈曾參加僧伽提婆的譯場，亦為《中阿含經》的助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