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八宗鼎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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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仍有藉于文字，此是與南宗不同重點之一。
弘忍傳衣法的弟子慧能弘化于嶺南。
弟子之中有五大宗匠：一南嶽懷讓，二青原行思，三荷澤神會，四南陽慧忠，五永嘉玄覺。
懷讓與行思又稱為二甘露門。
懷讓的弟子道一風化大行，當時稱為洪州宗。
神會一系稱荷澤宗。
這都是南宗的流派。
神秀與慧能并無所謂高下之分，而且互相尊重。
神秀曾薦慧能于武後，遣使往請，而慧能謙讓，終不度嶺。
其門下懷讓、行思、慧忠、玄覺各行其道，也無所争論。
争論之興是由于神會。
神會是襄陽人，姓高氏，于景龍中(707--710)谒慧能，居曹溪數年。
慧能卒後遍尋名迹，開元八年(720)住南陽龍興寺，有《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禅門直了性壇語》一卷(敦煌經卷本)。
自神秀卒後，其弟子普寂奉神秀為六祖，普寂為七祖。
神會因于開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建立南宗宗旨，攻擊普寂與大雲寺崇遠法師，反覆論議。
獨孤沛集為《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敦煌經卷本)。
一方面批評神秀、普寂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内證”，以此為禅門的錯誤，而以見本性為禅，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人定。
另一方面提出傳衣的問題。
說達摩傳以一領袈裟，以為法信，授與慧可。
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六代相承。
而神秀不得信衣。
并且說普寂同學廣濟曾至慧能處盜取袈裟而未能得。
以至亦推此袈裟在弘忍處亦三度被偷，在道信處也一度被偷的說法。
天寶四年(745)兵部侍郎宋鼎請神會到洛陽，每月說法，破清淨禅，立如來禅(《曆代法寶記》)。
天寶八年(749)又在洛陽荷澤寺再定宗旨。
天寶十二年(753)便被禦史盧奕誣奏神會聚衆，疑萌不利而黜往弋陽。
天寶十四年因安祿山之亂，肅宗為籌軍費，特請神會主壇度僧、所獲财帛，頓支軍費。
于是南宗的正統便得确定。
而神會得成為南宗第七祖，同時也是荷澤宗的初祖，由法如、惟宗、道圓、宗密次第相承。
宗密轉承賢首，其後荷澤宗便無聞了。
究其實，神會雖極力争辯南宗的正統，而南宗之得以流傳光大，卻不是神會一系，相反是青原行思和南嶽懷讓的傳流。
至于當時南宗的流弊也複不小。
當時南方禅人改撰《壇經》，添揉鄙談，錯會即心即佛之旨，以為身心别體，身斷心常，又執妄心以為即佛，慧忠曾痛為斥責。
北宗之衰，實由于接近士大夫，兼重經典文字，而脫離了離言絕慮的禅門軌則的原故。
僧制的整頓初唐之末，出家者增多，因而規章制度也不得不更加周密。
首先是整理僧籍。
開元七年(719)令諸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鴻胪，一本留于州縣(《唐令拾遺·雜令篇》)。
祠部郎中一人是管理僧尼簿籍的(《通典》卷二十三)，是自武後延載元年(694)改定的(《佛祖統紀》卷四十)。
其次是度僧的制度，開元十二年(724)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禅、對策義試，諸寺三綱統應人大寺院(《唐會要》卷四九)。
肅宗至德二年(757)诏白衣通佛經七百紙者令為比丘(《宋高僧傳·道标傳》)。
乾元元年(758)又敕五嶽各建寺，選高行沙門主之，诏白衣能誦五百紙者度為僧，或納錢百缗，請牒剃度，也賜明經出身(宋本覺《釋氏通鑒》卷九)。
大概是七百紙的背誦太嚴格而又放寬了尺度。
同時度僧的人數也有限額。
開元十六年(728)曾因春郊禮成，推恩度僧道，诏天下觀寺有絕無道士女冠僧尼者，宜量觀寺大小度六七人(《全唐文》卷二四)。
天寶六年(747)诏精簡真行，一州許度三人(《宋高僧傳·神皓傳》)。
對于浮濫的寺院和僧尼，便加以沙汰和制約。
開元二年(714)姚崇奏說：“中宗以來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尼，出私财造寺。
富戶強丁多剃發避徭役，所在充滿。
敕有司檢校僧徒，僞濫僧還俗者二百餘人。
”(《舊唐書·姚崇傳》)開元中又有澄清佛寺诏說：“不度人來尚二十餘載。
訪問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責處分。
”(《全唐文》卷三十)開元二年并限制造寺。
敕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
若有破壞事須修理，仍經所司陳牒檢驗，先後所詳。
開元十九年(731)又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人近寺，大者皆封閉。
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佛祖統紀》卷四十)。
其他有诏令如禁百官與僧道往還和僧俗往還，百官不得辄容僧尼至家。
緣吉兇要須設齋者，皆于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
又禁僧徒斂财。
僧尼除講律外一切禁斷。
禁僧道掩匿诏說：道士僧尼多有虛挂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
托少為詞，避其所管。
互相掩匿，共成奸詐，甚非清淨之意。
自今以後更不得于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
此邑者并宜括還本寺觀。
又禁僧道不守戒律，或公訟私競，或飲酒食肉，非處行宿，出入市廛，罔避嫌疑，莫尊本教，令州縣官嚴加捉搦禁止。
所有以上一切措施終因安祿山之亂，賣度牒以籌軍費而失去其效用。
初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遣禦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缗而已·(《新唐書·食貨志》)。
天寶十四年(755)兩京陷沒，用右仆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缗，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充軍須。
于時又于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
是為賣牒之始。
至德二年(757)用禦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号。
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
佛教藝術的燦爛成就唐代的佛教繪畫藝術，就人才的鼎盛，題材的豐富，畫法的神妙，都呈現前所未有的燦爛。
壁畫中以經變為多，如《法華經變》(見《寶塔品變》、《如來壽量品變》、《淨土變》、《觀音普門品變》)，《藥師經變》(《琉璃淨土變》)、《彌勒上生》、《下生經變》(《兜率淨土變》)、《無量壽經變》(《極樂淨土變》)、《觀無量壽佛經變》、《金光明經變》、《華嚴經變》、《涅槃經變》、《大方廣佛報恩經變》，《賢劫千佛經變》、《佛本生變》(《六牙白象本生變》、《須大拿太子本生變》)、《地獄變》等。
唐代的造像也與六朝造像的風格有所不同。
六朝晚期雕像的面部多細長，唐代則多豐圓，六朝晚期的造像，莊嚴增多，衣紋繁瑣，唐代裝飾簡約，衣紋單薄，六朝菩薩造像姿式正直，唐代菩薩像姿态優柔。
總之唐代造像多呈慈祥溫麗之感，形态更逼真。
其小銅像多系雕刻而非鑄造。
雕刻甚細密，發極細，足下有台，銘文或刻台腳，或刻在像背。
至于石像，面像豐麗，薄衣透體，脅侍菩薩相好溫雅。
唐代自唐初至開元、天寶之間開鑿石窟之風，也很盛興。
如河南洛陽龍門，山西太原天龍山，甘肅敦煌莫高窟，山東濟南千佛岩，都有唐代增修的石窟群。
其他如山東青州駝山，四川廣元等摩崖造像也是很着名的。
自儀風四年罽賓僧佛陀波利傳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經佛陀波利、杜行顫、地婆波羅各自譯出，大得流布。
于是建造石幢、刊刻經咒之風盛行于世，而石幢藝術，别具風格。
幢座、幢蓋都有不同的形式以及花紋或人物的雕刻，制作精美。
此外三彩陶像、磁像也極名貴。
又有磚像，亦名泥壓像，是用模壓泥成像，此法盛行于唐初。
塑像用泥塑，也有用紙塑為之的。
如善遇法師臨終，以所有文章雜書史積為大聚，制為紙堅，于寺造金剛兩軀(《南海寄歸内法傳》)。
至于造夾纖像的技術有更大的發展。
武後命僧薛懷義造夾纖大像，其小指甲猶容數十人。
唐代名畫家，如唐朱景玄《名畫錄》所記，以吳道玄為第一。
初名道子，玄宗召人禁中，改名道玄。
善功德、佛像、鬼神、地獄，都冠絕于時。
所謂“天縱其能，獨步當世”。
其弟子中以盧楞伽、楊光庭為上足。
盧楞伽善佛像、地獄，楊光庭善佛像。
自貞觀以來至于開元，稱神品的有閻立本，善功德；尉遲乙僧善菩薩、功德，奇形異貌，筆迹灑落。
薛稷善佛菩薩像；稱妙品的有張孝師，善佛像、地獄；稱能品的有王定，菩薩聖僧往往警絕；陳淨心、陳淨眼兄弟善長功德。
至于名塑家當推楊惠之，初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迹，号為畫友，其後道子聲光獨顯，惠之乃專肄塑作，成為中國塑作史中的名家。
其弟子元伽兒、員名、程進善雕刻石像，吳道玄的弟子張仙喬、王耐兒也工塑。
第十三節中唐的佛教(763—827) 佛教的升沉情況唐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六帝相承，凡六十年間稱為中唐。
自安史之亂以後經濟凋蔽，丁戶損失了三分之二。
内而宦官專權，外而藩鎮割據，政治已逐漸紊亂。
當時佛教在代宗初年，曾得到發揚，德宗時曾受到抑制，憲宗等各帝時度僧仍受到限制，而群衆的佛教信仰卻是被提倡的。
代宗好祠祀，喜祝，因為宰相元載、王缙、杜鴻漸都信佛，也就深信佛教，大事度僧。
即位之初，廣德元年(763)改元大赦，便令河南河北僞度僧尼道士女冠全與正度。
廣德二年(764)玄宗諱日、肅宗諱日各度僧數百人，并許輔相大臣置功德院。
特别是宦官魚朝恩為了把持朝政，利用佛教作為圖寵和誘惑代宗的手段，于大曆二年(767)以賜莊建章敬寺，為帝母章敬太後資冥福。
有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餘間，窮極壯麗。
大曆三年(768)代宗到章敬寺，恩度僧尼千人。
秋七月又出盂蘭盆賜章敬寺。
大曆八年(773)诏天下寺院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度七人，三七人以上者度一人，二七以下者度三人。
又在五台山建金阇寺，鑄銅為瓦，塗以黃金，光照山谷，費巨億萬。
但是度僧既多，逐漸須要制約了。
出家者限令念經千紙，方許落發(《宋高僧傳·神湊傳》)。
大曆八年(773)又改為策試，制經律論三科，策試出家者，中等第方度(《宋高僧傳·神清傳》)。
嗣後對僧侶禁制逐漸嚴厲。
禁僧尼道士往來聚會。
其僧尼道士非本師教主及齋會禮谒，不得妄托事故辄有往來非時聚會。
并委所隸官長勾當，所有犯者準法處分。
又禁公私借寺觀居住。
其寺觀除三綱并老病不能支持者，餘并仰每日二時行道禮拜，如有弛慢，并量加科罰(《全唐文》卷二九)。
德宗即位，首下诏自今不得置寺觀及請度僧尼。
對于已發的度牒也嚴加稽考，敕天下僧尼身死及還俗者，當日仰三綱于本縣陳牒，每月申州附朝，集使申省，并符诰同送皆注毀。
其京城即于祠部陳牒納告(《僧史略》)，意在防止私度。
貞元四年(788)再次禁止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但對于個别僧人還是接近的，如端甫出入禁中，與僧道論議，順宗與之親如兄弟。
順宗是傾向佛教的，為太子時曾向澄觀問心要，征羅浮寶修入京論議。
但在位僅一年，無所作為。
憲宗時也嚴禁私度，元和二年(807)诏：男子女工以耕織為本。
今天下百姓或冒僧尼道士以避徭役，有司應以科判。
并設左右街僧錄，以端甫錄左街僧事，兼掌内殿法儀，靈邃掌右街僧事。
元和十三年(818)迎風翔法門寺佛骨到長安，憲宗親自迎拜，留在宮中供養三日，以旌幢鼓吹送入諸寺。
王公士庶奔走膜拜，有灼頂燔指，解衣散錢以供養的。
中唐之時，人民的賦役日重、“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
所以田土兼并日益加速。
“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家，為其私屬(佃戶)，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新唐書·食貨志》)寺院經濟也不例外，在此時間大量購置田莊。
如代宗時，京畿豐田美利，多歸寺觀。
杭州靈隐寺置田畝，歲收萬斛，置無盡藏(《宋高僧傳·道标傳》)。
随着商業及工業的發達，寺院中利用房屋設置邸店，以及質庫，所在多有。
如福田寺碑說：“造立鋪并收質錢舍屋，新出缗镪十萬餘貫。
”(《山右石刻叢編》) 正因為德宗以後，久不度僧，自元和二年(807)以後，複不敢私度。
于是外鎮利用此機會，聚斂财賄。
首先長慶四年(824)徐州泗州觀察使王智興在泗州設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發，意在規避王役，影庇資産。
到者人納二缗給牒，即回，别無法事。
經李德裕奏，方得禁止(《全唐文》卷七十)。
敬宗寶曆二年(826)江西觀察使殷侑于洪州寶曆寺置戒壇，被罰俸一季(引日唐書·敬宗紀》)。
但是其年終因法真之請，久廢壇度，僧尼合法者皆老朽，于是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令兩街功德使選有戒行大德，考試僧尼，僧能讀誦一百五十紙，尼一百紙者即與度(《宋高僧傳·法真傳》、《冊府元龜》卷五十二)。
賢首宗的延續法藏在參加實叉難陀的譯場，重譯出《華嚴經》後，曾撰略疏解釋新經，未及完成而卒。
疏文隻有初品至十行品，和十定品的前九定，嗣後其弟子慧苑補續成之，名為《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并在前邊補了十門玄談。
慧苑是法藏的上足弟子。
《宋高僧傳》卷六稱其“華嚴一宗，尤成精博”，但是立義與法藏有所不符。
如依《寶性論》立四教：一、迷真異執教，當凡夫外道；二、真一分半教，當聲聞緣覺；三、真一分滿教，當初心菩薩。
此三教四人都不識如來藏。
四、真具分滿教，識如來藏。
以邪外列在判教之中是為不倫，初心菩薩既言一分，又稱為滿，自相矛盾。
又分十玄為因果二種，缺無“十世”、“托事”二門，代以“同體成即”、“具足無盡”二門與“因陀羅網”、“諸法相即”二門形成重複，如此之數，訛謬非一。
是慧苑并不能紹述法藏之學，緻使賢首一宗幾乎中斷。
法藏卒後二十五年(開元十五年，737)澄觀始生，十一歲從寶林寺霈禅師出家受《法華經》，十四歲得度，乾元中(758--760)赴潤州栖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又從昙一受南山律，至金陵從玄璧傳關河三論。
大曆中訪淮南法藏學海東《起信論疏》，從天竺寺法诜溫習《華嚴經》。
大曆七年(772)又往剡溪從慧景再究三論，十年(775)至蘇州從湛然習《摩诃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又谒牛頭山惟忠、徑山道欽、洛陽無名三師，咨決南宗禅法，複見慧雲，了北宗玄緻，又遍學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昙等無不博綜，然後私淑法藏，撰成《華嚴經疏》解釋新經，起興元元年(784)至貞元三年(787)畢。
又撰成《随疏演義鈔》。
其思想既是融合了三論、天台、南禅、北禅而後私淑于法藏，其理論體系與法藏亦有不同。
如在觀門中偏重理智圓融以代理事無礙和事事無礙(《三聖圓融觀門》)。
答順宗心要法門，也偏從我空立說。
是更接近于中觀之學而改變了原來瑜伽體系的中心。
澄觀有弟子百餘人，以宗密、僧睿、寶印、寂光稱為門下四哲。
獨宗密稱為賢首宗第五祖。
宗密原是果州西充人(今四川西充縣)。
元和二年(807)二十八歲将赴貢舉，遇遂州大雲寺道圓禅師來西州遊化，因從之出家。
道圓是荷澤宗神會的三傳弟子。
受戒後一日于府吏任灌家受齋，座上得《圓覺經》，歡喜感悟。
道圓許以大弘圓頓之教。
往荊南谒南印惟宗，即道圓之師。
宗許以是傳教之人。
往洛陽見道圓之同門神照。
元和五年(810)在襄陽得見澄觀《華嚴疏鈔》，便通書執弟子禮，又往親承請益數年。
元和十一年(816)人終南山，撰《圓覺經大疏》、《大鈔》、《略疏》、《略鈔》，又集諸家禅言為《禅藏》，撰《禅源諸诠集都序》。
自稱為“禅遇南宗，教逢圓覺”。
是宗密遇澄觀于學已大成之後，其思想體系始終是頓教窠臼。
所有着作完全“以一心而貫諸法，顯具體而融事理，超群有于對待，冥物我而獨運”，貫以禅宗為旨歸。
當時禅人曾譏不守禅門而廣談經論。
其從澄觀學隻五六年，不過以圓人頓而已。
但是自此以後學賢首宗者都遵循宗密的禅教一緻的途徑，不僅法藏的圓教觀旨成為絕響，即是澄觀的融合性相的思想體系亦未得繼續。
天台宗的弘傳自湛然光大天台之道以後，一家教觀煥然振興，當時受業身通教觀者三十九人。
以元皓為囑累弟子，着有《涅槃經注述》，今不傳。
道邃，世稱為第九祖，幼曾為監察禦史，出家後年二十四受具，學窺基《法華玄贊》。
大曆中始從湛然學五年，洞悟幽玄。
于揚府及天台屢講《法華》及《止觀》。
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最澄來從受法。
道邃弟子廣修繼續在天台講說《止觀》，日誦《法華》、《淨名》、《光明》、《梵網》、《四分戒本》為常課，每日六時行忏，每歲行随自意三昧七七日。
湛然弟子中有着述傳于現代的有明曠、道暹、行滿、智度、智雲。
明曠居台州黃岩三章寺，着有《心經疏》，就圓融三谛以釋經旨，約藏通别圓以解四谛四咒；《梵網菩薩戒經疏删補》、《金剛鋅私記》。
道暹于大曆中人京傳教。
着《維摩經疏鈔記》、《法華文句輔正記》，援引該博，于慈恩賢首之說詳辯其差異以申明自宗。
《涅槃玄義文句》、《涅槃經疏私記》二書中多引澤州之說，即玄奘弟子薦福寺法寶，而有所辨斥。
行滿初從石霜山(今湖南長沙)慶諸學禅，後從湛然修《止觀》。
居天台華頂峰四十年。
着《涅槃經疏私記》、《六即義》、《天台宗大意》。
智度着《法華經義贊》，解釋智者文句及湛然記。
書中多依俱舍唯識之學，釋文句處多與湛然記不同。
智雲着《法華文句私記諸品要義》、《法華文句私志記》。
二人事迹不詳。
由這些着作中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關于天台宗的研究除實修《止觀》外，是以天台三大部和《涅槃》、《維摩》二經為主要的。
禅風的普遍禅宗利用其不重名言，不立文字，不讀經論而直趣見性的方便普及于南北各地，得到社會各階層的信受。
當時流派也甚多。
宗密在其所着《圓覺經大疏鈔》中述了七家：一、四祖下一支，即牛頭宗；二、五祖下四支，即北宗，資州宗(智诜)、保唐宗(無住)、南山念佛宗；三、六祖下兩支，即洪州宗、荷澤宗。
其中不列青原行思一派。
但禅宗得到發揚主要是青原和洪州(即南嶽派的别稱)兩派之功，後來成立五家都是這兩派的傳統，其他各派都消失了。
在這兩派之中又首推行思的弟子石頭希遷和南嶽的弟子馬祖道一，以及希遷之下有天皇門風，道一之下有趙州道法，大暢宗風。
希遷初于六祖慧能處出家為沙彌，慧能卒後，于開元十六年(728)在羅浮受具戒，往依行思。
天寶初(742)于衡嶽南寺大石台上結庵以居，世稱石頭和尚。
着有《草庵歌》、《參同契》二篇。
道一的弟子鄧隐峰要往見希遷。
道一說：“石頭路滑。
”鄧隐峰說：“竿木随身，逢場作戲。
”到希遷處繞禅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
希遷說：“蒼天蒼天。
”隐峰無語而回。
道一教他再去，見其說蒼天，便噓噓。
隐峰又去依前問，希遷便噓噓。
隐峰又無語而回。
道一說：“向來曾說石頭路滑。
”貞元六年(790)卒。
年九十一。
道一，姓馬氏，世稱馬祖，幼從資州處寂(五祖弟子智诜的門人)出家。
開元十八年(730)從懷讓受禅法，後住臨川南康龔公山。
大曆中始得恩度隸開元寺，貞元四年(788)卒，年八十。
平日以即心即佛宗旨示學人。
有《語錄》一卷行世。
門下八百餘人，人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
故有“馬駒踏殺天下人”的谶語。
其最着者，百丈懷海、南泉普願、西堂智藏，稱為馬祖門下三大士。
在家弟子當推龐蘊。
懷海從道一于
弘忍傳衣法的弟子慧能弘化于嶺南。
弟子之中有五大宗匠：一南嶽懷讓，二青原行思，三荷澤神會，四南陽慧忠，五永嘉玄覺。
懷讓與行思又稱為二甘露門。
懷讓的弟子道一風化大行，當時稱為洪州宗。
神會一系稱荷澤宗。
這都是南宗的流派。
神秀與慧能并無所謂高下之分，而且互相尊重。
神秀曾薦慧能于武後，遣使往請，而慧能謙讓，終不度嶺。
其門下懷讓、行思、慧忠、玄覺各行其道，也無所争論。
争論之興是由于神會。
神會是襄陽人，姓高氏，于景龍中(707--710)谒慧能，居曹溪數年。
慧能卒後遍尋名迹，開元八年(720)住南陽龍興寺，有《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禅門直了性壇語》一卷(敦煌經卷本)。
自神秀卒後，其弟子普寂奉神秀為六祖，普寂為七祖。
神會因于開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建立南宗宗旨，攻擊普寂與大雲寺崇遠法師，反覆論議。
獨孤沛集為《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敦煌經卷本)。
一方面批評神秀、普寂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内證”，以此為禅門的錯誤，而以見本性為禅，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人定。
另一方面提出傳衣的問題。
說達摩傳以一領袈裟，以為法信，授與慧可。
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六代相承。
而神秀不得信衣。
并且說普寂同學廣濟曾至慧能處盜取袈裟而未能得。
以至亦推此袈裟在弘忍處亦三度被偷，在道信處也一度被偷的說法。
天寶四年(745)兵部侍郎宋鼎請神會到洛陽，每月說法，破清淨禅，立如來禅(《曆代法寶記》)。
天寶八年(749)又在洛陽荷澤寺再定宗旨。
天寶十二年(753)便被禦史盧奕誣奏神會聚衆，疑萌不利而黜往弋陽。
天寶十四年因安祿山之亂，肅宗為籌軍費，特請神會主壇度僧、所獲财帛，頓支軍費。
于是南宗的正統便得确定。
而神會得成為南宗第七祖，同時也是荷澤宗的初祖，由法如、惟宗、道圓、宗密次第相承。
宗密轉承賢首，其後荷澤宗便無聞了。
究其實，神會雖極力争辯南宗的正統，而南宗之得以流傳光大，卻不是神會一系，相反是青原行思和南嶽懷讓的傳流。
至于當時南宗的流弊也複不小。
當時南方禅人改撰《壇經》，添揉鄙談，錯會即心即佛之旨，以為身心别體，身斷心常，又執妄心以為即佛，慧忠曾痛為斥責。
北宗之衰，實由于接近士大夫，兼重經典文字，而脫離了離言絕慮的禅門軌則的原故。
僧制的整頓初唐之末，出家者增多，因而規章制度也不得不更加周密。
首先是整理僧籍。
開元七年(719)令諸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鴻胪，一本留于州縣(《唐令拾遺·雜令篇》)。
祠部郎中一人是管理僧尼簿籍的(《通典》卷二十三)，是自武後延載元年(694)改定的(《佛祖統紀》卷四十)。
其次是度僧的制度，開元十二年(724)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禅、對策義試，諸寺三綱統應人大寺院(《唐會要》卷四九)。
肅宗至德二年(757)诏白衣通佛經七百紙者令為比丘(《宋高僧傳·道标傳》)。
乾元元年(758)又敕五嶽各建寺，選高行沙門主之，诏白衣能誦五百紙者度為僧，或納錢百缗，請牒剃度，也賜明經出身(宋本覺《釋氏通鑒》卷九)。
大概是七百紙的背誦太嚴格而又放寬了尺度。
同時度僧的人數也有限額。
開元十六年(728)曾因春郊禮成，推恩度僧道，诏天下觀寺有絕無道士女冠僧尼者，宜量觀寺大小度六七人(《全唐文》卷二四)。
天寶六年(747)诏精簡真行，一州許度三人(《宋高僧傳·神皓傳》)。
對于浮濫的寺院和僧尼，便加以沙汰和制約。
開元二年(714)姚崇奏說：“中宗以來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尼，出私财造寺。
富戶強丁多剃發避徭役，所在充滿。
敕有司檢校僧徒，僞濫僧還俗者二百餘人。
”(《舊唐書·姚崇傳》)開元中又有澄清佛寺诏說：“不度人來尚二十餘載。
訪問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責處分。
”(《全唐文》卷三十)開元二年并限制造寺。
敕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
若有破壞事須修理，仍經所司陳牒檢驗，先後所詳。
開元十九年(731)又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人近寺，大者皆封閉。
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佛祖統紀》卷四十)。
其他有诏令如禁百官與僧道往還和僧俗往還，百官不得辄容僧尼至家。
緣吉兇要須設齋者，皆于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
又禁僧徒斂财。
僧尼除講律外一切禁斷。
禁僧道掩匿诏說：道士僧尼多有虛挂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
托少為詞，避其所管。
互相掩匿，共成奸詐，甚非清淨之意。
自今以後更不得于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
此邑者并宜括還本寺觀。
又禁僧道不守戒律，或公訟私競，或飲酒食肉，非處行宿，出入市廛，罔避嫌疑，莫尊本教，令州縣官嚴加捉搦禁止。
所有以上一切措施終因安祿山之亂，賣度牒以籌軍費而失去其效用。
初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遣禦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缗而已·(《新唐書·食貨志》)。
天寶十四年(755)兩京陷沒，用右仆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缗，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充軍須。
于時又于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
是為賣牒之始。
至德二年(757)用禦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号。
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
佛教藝術的燦爛成就唐代的佛教繪畫藝術，就人才的鼎盛，題材的豐富，畫法的神妙，都呈現前所未有的燦爛。
壁畫中以經變為多，如《法華經變》(見《寶塔品變》、《如來壽量品變》、《淨土變》、《觀音普門品變》)，《藥師經變》(《琉璃淨土變》)、《彌勒上生》、《下生經變》(《兜率淨土變》)、《無量壽經變》(《極樂淨土變》)、《觀無量壽佛經變》、《金光明經變》、《華嚴經變》、《涅槃經變》、《大方廣佛報恩經變》，《賢劫千佛經變》、《佛本生變》(《六牙白象本生變》、《須大拿太子本生變》)、《地獄變》等。
唐代的造像也與六朝造像的風格有所不同。
六朝晚期雕像的面部多細長，唐代則多豐圓，六朝晚期的造像，莊嚴增多，衣紋繁瑣，唐代裝飾簡約，衣紋單薄，六朝菩薩造像姿式正直，唐代菩薩像姿态優柔。
總之唐代造像多呈慈祥溫麗之感，形态更逼真。
其小銅像多系雕刻而非鑄造。
雕刻甚細密，發極細，足下有台，銘文或刻台腳，或刻在像背。
至于石像，面像豐麗，薄衣透體，脅侍菩薩相好溫雅。
唐代自唐初至開元、天寶之間開鑿石窟之風，也很盛興。
如河南洛陽龍門，山西太原天龍山，甘肅敦煌莫高窟，山東濟南千佛岩，都有唐代增修的石窟群。
其他如山東青州駝山，四川廣元等摩崖造像也是很着名的。
自儀風四年罽賓僧佛陀波利傳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經佛陀波利、杜行顫、地婆波羅各自譯出，大得流布。
于是建造石幢、刊刻經咒之風盛行于世，而石幢藝術，别具風格。
幢座、幢蓋都有不同的形式以及花紋或人物的雕刻，制作精美。
此外三彩陶像、磁像也極名貴。
又有磚像，亦名泥壓像，是用模壓泥成像，此法盛行于唐初。
塑像用泥塑，也有用紙塑為之的。
如善遇法師臨終，以所有文章雜書史積為大聚，制為紙堅，于寺造金剛兩軀(《南海寄歸内法傳》)。
至于造夾纖像的技術有更大的發展。
武後命僧薛懷義造夾纖大像，其小指甲猶容數十人。
唐代名畫家，如唐朱景玄《名畫錄》所記，以吳道玄為第一。
初名道子，玄宗召人禁中，改名道玄。
善功德、佛像、鬼神、地獄，都冠絕于時。
所謂“天縱其能，獨步當世”。
其弟子中以盧楞伽、楊光庭為上足。
盧楞伽善佛像、地獄，楊光庭善佛像。
自貞觀以來至于開元，稱神品的有閻立本，善功德；尉遲乙僧善菩薩、功德，奇形異貌，筆迹灑落。
薛稷善佛菩薩像；稱妙品的有張孝師，善佛像、地獄；稱能品的有王定，菩薩聖僧往往警絕；陳淨心、陳淨眼兄弟善長功德。
至于名塑家當推楊惠之，初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迹，号為畫友，其後道子聲光獨顯，惠之乃專肄塑作，成為中國塑作史中的名家。
其弟子元伽兒、員名、程進善雕刻石像，吳道玄的弟子張仙喬、王耐兒也工塑。
第十三節中唐的佛教(763—827) 佛教的升沉情況唐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六帝相承，凡六十年間稱為中唐。
自安史之亂以後經濟凋蔽，丁戶損失了三分之二。
内而宦官專權，外而藩鎮割據，政治已逐漸紊亂。
當時佛教在代宗初年，曾得到發揚，德宗時曾受到抑制，憲宗等各帝時度僧仍受到限制，而群衆的佛教信仰卻是被提倡的。
代宗好祠祀，喜祝，因為宰相元載、王缙、杜鴻漸都信佛，也就深信佛教，大事度僧。
即位之初，廣德元年(763)改元大赦，便令河南河北僞度僧尼道士女冠全與正度。
廣德二年(764)玄宗諱日、肅宗諱日各度僧數百人，并許輔相大臣置功德院。
特别是宦官魚朝恩為了把持朝政，利用佛教作為圖寵和誘惑代宗的手段，于大曆二年(767)以賜莊建章敬寺，為帝母章敬太後資冥福。
有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餘間，窮極壯麗。
大曆三年(768)代宗到章敬寺，恩度僧尼千人。
秋七月又出盂蘭盆賜章敬寺。
大曆八年(773)诏天下寺院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度七人，三七人以上者度一人，二七以下者度三人。
又在五台山建金阇寺，鑄銅為瓦，塗以黃金，光照山谷，費巨億萬。
但是度僧既多，逐漸須要制約了。
出家者限令念經千紙，方許落發(《宋高僧傳·神湊傳》)。
大曆八年(773)又改為策試，制經律論三科，策試出家者，中等第方度(《宋高僧傳·神清傳》)。
嗣後對僧侶禁制逐漸嚴厲。
禁僧尼道士往來聚會。
其僧尼道士非本師教主及齋會禮谒，不得妄托事故辄有往來非時聚會。
并委所隸官長勾當，所有犯者準法處分。
又禁公私借寺觀居住。
其寺觀除三綱并老病不能支持者，餘并仰每日二時行道禮拜，如有弛慢，并量加科罰(《全唐文》卷二九)。
德宗即位，首下诏自今不得置寺觀及請度僧尼。
對于已發的度牒也嚴加稽考，敕天下僧尼身死及還俗者，當日仰三綱于本縣陳牒，每月申州附朝，集使申省，并符诰同送皆注毀。
其京城即于祠部陳牒納告(《僧史略》)，意在防止私度。
貞元四年(788)再次禁止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但對于個别僧人還是接近的，如端甫出入禁中，與僧道論議，順宗與之親如兄弟。
順宗是傾向佛教的，為太子時曾向澄觀問心要，征羅浮寶修入京論議。
但在位僅一年，無所作為。
憲宗時也嚴禁私度，元和二年(807)诏：男子女工以耕織為本。
今天下百姓或冒僧尼道士以避徭役，有司應以科判。
并設左右街僧錄，以端甫錄左街僧事，兼掌内殿法儀，靈邃掌右街僧事。
元和十三年(818)迎風翔法門寺佛骨到長安，憲宗親自迎拜，留在宮中供養三日，以旌幢鼓吹送入諸寺。
王公士庶奔走膜拜，有灼頂燔指，解衣散錢以供養的。
中唐之時，人民的賦役日重、“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
所以田土兼并日益加速。
“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家，為其私屬(佃戶)，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新唐書·食貨志》)寺院經濟也不例外，在此時間大量購置田莊。
如代宗時，京畿豐田美利，多歸寺觀。
杭州靈隐寺置田畝，歲收萬斛，置無盡藏(《宋高僧傳·道标傳》)。
随着商業及工業的發達，寺院中利用房屋設置邸店，以及質庫，所在多有。
如福田寺碑說：“造立鋪并收質錢舍屋，新出缗镪十萬餘貫。
”(《山右石刻叢編》) 正因為德宗以後，久不度僧，自元和二年(807)以後，複不敢私度。
于是外鎮利用此機會，聚斂财賄。
首先長慶四年(824)徐州泗州觀察使王智興在泗州設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發，意在規避王役，影庇資産。
到者人納二缗給牒，即回，别無法事。
經李德裕奏，方得禁止(《全唐文》卷七十)。
敬宗寶曆二年(826)江西觀察使殷侑于洪州寶曆寺置戒壇，被罰俸一季(引日唐書·敬宗紀》)。
但是其年終因法真之請，久廢壇度，僧尼合法者皆老朽，于是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令兩街功德使選有戒行大德，考試僧尼，僧能讀誦一百五十紙，尼一百紙者即與度(《宋高僧傳·法真傳》、《冊府元龜》卷五十二)。
賢首宗的延續法藏在參加實叉難陀的譯場，重譯出《華嚴經》後，曾撰略疏解釋新經，未及完成而卒。
疏文隻有初品至十行品，和十定品的前九定，嗣後其弟子慧苑補續成之，名為《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并在前邊補了十門玄談。
慧苑是法藏的上足弟子。
《宋高僧傳》卷六稱其“華嚴一宗，尤成精博”，但是立義與法藏有所不符。
如依《寶性論》立四教：一、迷真異執教，當凡夫外道；二、真一分半教，當聲聞緣覺；三、真一分滿教，當初心菩薩。
此三教四人都不識如來藏。
四、真具分滿教，識如來藏。
以邪外列在判教之中是為不倫，初心菩薩既言一分，又稱為滿，自相矛盾。
又分十玄為因果二種，缺無“十世”、“托事”二門，代以“同體成即”、“具足無盡”二門與“因陀羅網”、“諸法相即”二門形成重複，如此之數，訛謬非一。
是慧苑并不能紹述法藏之學，緻使賢首一宗幾乎中斷。
法藏卒後二十五年(開元十五年，737)澄觀始生，十一歲從寶林寺霈禅師出家受《法華經》，十四歲得度，乾元中(758--760)赴潤州栖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又從昙一受南山律，至金陵從玄璧傳關河三論。
大曆中訪淮南法藏學海東《起信論疏》，從天竺寺法诜溫習《華嚴經》。
大曆七年(772)又往剡溪從慧景再究三論，十年(775)至蘇州從湛然習《摩诃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又谒牛頭山惟忠、徑山道欽、洛陽無名三師，咨決南宗禅法，複見慧雲，了北宗玄緻，又遍學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昙等無不博綜，然後私淑法藏，撰成《華嚴經疏》解釋新經，起興元元年(784)至貞元三年(787)畢。
又撰成《随疏演義鈔》。
其思想既是融合了三論、天台、南禅、北禅而後私淑于法藏，其理論體系與法藏亦有不同。
如在觀門中偏重理智圓融以代理事無礙和事事無礙(《三聖圓融觀門》)。
答順宗心要法門，也偏從我空立說。
是更接近于中觀之學而改變了原來瑜伽體系的中心。
澄觀有弟子百餘人，以宗密、僧睿、寶印、寂光稱為門下四哲。
獨宗密稱為賢首宗第五祖。
宗密原是果州西充人(今四川西充縣)。
元和二年(807)二十八歲将赴貢舉，遇遂州大雲寺道圓禅師來西州遊化，因從之出家。
道圓是荷澤宗神會的三傳弟子。
受戒後一日于府吏任灌家受齋，座上得《圓覺經》，歡喜感悟。
道圓許以大弘圓頓之教。
往荊南谒南印惟宗，即道圓之師。
宗許以是傳教之人。
往洛陽見道圓之同門神照。
元和五年(810)在襄陽得見澄觀《華嚴疏鈔》，便通書執弟子禮，又往親承請益數年。
元和十一年(816)人終南山，撰《圓覺經大疏》、《大鈔》、《略疏》、《略鈔》，又集諸家禅言為《禅藏》，撰《禅源諸诠集都序》。
自稱為“禅遇南宗，教逢圓覺”。
是宗密遇澄觀于學已大成之後，其思想體系始終是頓教窠臼。
所有着作完全“以一心而貫諸法，顯具體而融事理，超群有于對待，冥物我而獨運”，貫以禅宗為旨歸。
當時禅人曾譏不守禅門而廣談經論。
其從澄觀學隻五六年，不過以圓人頓而已。
但是自此以後學賢首宗者都遵循宗密的禅教一緻的途徑，不僅法藏的圓教觀旨成為絕響，即是澄觀的融合性相的思想體系亦未得繼續。
天台宗的弘傳自湛然光大天台之道以後，一家教觀煥然振興，當時受業身通教觀者三十九人。
以元皓為囑累弟子，着有《涅槃經注述》，今不傳。
道邃，世稱為第九祖，幼曾為監察禦史，出家後年二十四受具，學窺基《法華玄贊》。
大曆中始從湛然學五年，洞悟幽玄。
于揚府及天台屢講《法華》及《止觀》。
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最澄來從受法。
道邃弟子廣修繼續在天台講說《止觀》，日誦《法華》、《淨名》、《光明》、《梵網》、《四分戒本》為常課，每日六時行忏，每歲行随自意三昧七七日。
湛然弟子中有着述傳于現代的有明曠、道暹、行滿、智度、智雲。
明曠居台州黃岩三章寺，着有《心經疏》，就圓融三谛以釋經旨，約藏通别圓以解四谛四咒；《梵網菩薩戒經疏删補》、《金剛鋅私記》。
道暹于大曆中人京傳教。
着《維摩經疏鈔記》、《法華文句輔正記》，援引該博，于慈恩賢首之說詳辯其差異以申明自宗。
《涅槃玄義文句》、《涅槃經疏私記》二書中多引澤州之說，即玄奘弟子薦福寺法寶，而有所辨斥。
行滿初從石霜山(今湖南長沙)慶諸學禅，後從湛然修《止觀》。
居天台華頂峰四十年。
着《涅槃經疏私記》、《六即義》、《天台宗大意》。
智度着《法華經義贊》，解釋智者文句及湛然記。
書中多依俱舍唯識之學，釋文句處多與湛然記不同。
智雲着《法華文句私記諸品要義》、《法華文句私志記》。
二人事迹不詳。
由這些着作中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關于天台宗的研究除實修《止觀》外，是以天台三大部和《涅槃》、《維摩》二經為主要的。
禅風的普遍禅宗利用其不重名言，不立文字，不讀經論而直趣見性的方便普及于南北各地，得到社會各階層的信受。
當時流派也甚多。
宗密在其所着《圓覺經大疏鈔》中述了七家：一、四祖下一支，即牛頭宗；二、五祖下四支，即北宗，資州宗(智诜)、保唐宗(無住)、南山念佛宗；三、六祖下兩支，即洪州宗、荷澤宗。
其中不列青原行思一派。
但禅宗得到發揚主要是青原和洪州(即南嶽派的别稱)兩派之功，後來成立五家都是這兩派的傳統，其他各派都消失了。
在這兩派之中又首推行思的弟子石頭希遷和南嶽的弟子馬祖道一，以及希遷之下有天皇門風，道一之下有趙州道法，大暢宗風。
希遷初于六祖慧能處出家為沙彌，慧能卒後，于開元十六年(728)在羅浮受具戒，往依行思。
天寶初(742)于衡嶽南寺大石台上結庵以居，世稱石頭和尚。
着有《草庵歌》、《參同契》二篇。
道一的弟子鄧隐峰要往見希遷。
道一說：“石頭路滑。
”鄧隐峰說：“竿木随身，逢場作戲。
”到希遷處繞禅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
希遷說：“蒼天蒼天。
”隐峰無語而回。
道一教他再去，見其說蒼天，便噓噓。
隐峰又去依前問，希遷便噓噓。
隐峰又無語而回。
道一說：“向來曾說石頭路滑。
”貞元六年(790)卒。
年九十一。
道一，姓馬氏，世稱馬祖，幼從資州處寂(五祖弟子智诜的門人)出家。
開元十八年(730)從懷讓受禅法，後住臨川南康龔公山。
大曆中始得恩度隸開元寺，貞元四年(788)卒，年八十。
平日以即心即佛宗旨示學人。
有《語錄》一卷行世。
門下八百餘人，人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
故有“馬駒踏殺天下人”的谶語。
其最着者，百丈懷海、南泉普願、西堂智藏，稱為馬祖門下三大士。
在家弟子當推龐蘊。
懷海從道一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