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衆師異說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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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禮、法繼、僧休，休弟子神照，此後無聞。
北道慧光撰有《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疏。
有十大弟子：僧範、惠順、靈詢、安廪、昙衍、道慎、昙遵、法上、道憑、馮衮等，而以法上、道憑為最知名。
慧光于魏齊二代為昭玄統将四十年。
與地論學派有關的毗昙之學在北魏也得到弘揚，以與江南的成買對抗。
但由于大小乘的争執，也受到地論師的排擠。
弘揚毗昙之字的有智遊、慧嵩、志念三葉相承。
慧嵩是高昌人，從智遊受毗昙成買，高昌國人獻之于魏。
後因與法上不睦，遷居徐州，世稱為毗昙孔于。
弟子有道遒、智洪、晃覺、散魏、志念等，而以志念為最着名，撰有{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
志念弟子有慧休等三百餘人。
休着《雜心玄章》、《疏鈔》，至真谛譯出《俱舍論》傳人北方以後，毗昙之學漸衰了。
又有昙鸾從菩提留支受《觀無量壽佛經》，弘揚世親造的《淨土論》，于汾州石壁玄中寺專修九品觀法，為後世淨土宗奠定了基礎。
《四分律》學的興起漢地諸僧自有戒法以來是受依《四分》，随依《僧隻》。
自羅什提倡《十誦》以後，《十誦》之學大行于南北。
佛陀跋陀羅在建業所譯的《僧隻律》，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研究。
而佛陀耶舍在姚秦時所譯出的《四分律》卻無人問津，佛陀耶舍在譯出此律之後，不得不悄然而返。
元魏重興佛法以後，恢複戒律，與在教義上一樣，排斥舊來傳統的《十誦律》和《僧隻律》，于是慧光從佛陀禅師和勒那摩提所受的《四分律》學得到弘揚。
光撰有《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并删定羯磨和戒本。
光的弟子道雲奉光遺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
道晖略雲所制成七卷。
洪理也是慧光弟子，着鈔兩卷。
光弟子昙隐、道樂同為時望。
邺中稱說：“律中明略，惟有隐樂。
”光弟子安廪在魏十二年講《四分律》近二十遍。
從此以後奠定了漢地《四分律》宗傳授的基礎。
． 菩提達磨的禅宗菩提達磨是南天竺人，來到北魏，傳授禅法，為禅宗初祖。
但是在當時他的教化并未得到發展，正如《續高僧傳》所說：“于時合國盛宏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
”後來禅宗昌盛以後，對于達磨又多附會之說。
首先其來華的具體時代，各家異說。
《續高僧傳》說：“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
”是宋時來的。
《景德傳燈錄》說：梁普通八年(527)泛海到南海，轉到金陵，魏太和十年(486)到洛陽，太和十九年丙辰(495)卒。
後到而先卒，而太和十九年是乙亥而不是丙辰，顯然有誤。
《五燈會元》注中據《正宗記》以為梁普通元年(520)到南海，時為魏正光元年，即以其年冬到洛陽。
永安元年(528)卒。
又據二祖慧可傳，年四十遇達磨，奉事六載，于開皇十三年(593)卒，年一百七歲。
推之，慧可承事達磨是魏孝昌二年(526)至普泰元年(531)。
總之達磨是魏末時遊化洛陽的。
達磨既是印度的大德而印度的大乘學派隻有中觀、瑜伽兩派。
達磨所傳必定是兩派中的一派。
根據他的學派是南天竺一乘宗(《續高僧傳·法沖傳》)和所傳壁觀來看，一乘正是瑜伽宗的主張，是對中觀三乘的主張而言；壁觀是對中觀的空觀而言，以白壁譬喻真識之有；他又以唯識教的《楞伽經》為心印，可見他所傳的是瑜伽宗的唯識觀法門。
至于一葦渡江、面壁九年、隻履西歸等傳說，都是後人附會之談。
他教人的行法是理入和行人。
行人有報恩行、随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四門，前二行對現行苦樂知是宿因，後二行于未來免于熏習，正是唯識觀中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習成種子的體現。
理人便是壁觀。
其教法的主要是以“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而遭到“魏境文學多不齒之”(《續高僧傳·法沖傳》)。
據道宣在《法沖傳》中叙述達磨以後的師承大約如下； 達磨弟子有慧可(二祖)、道育二人。
可禅師後：粲禅師(三祖)、惠禅師、盛禅師、那老師、端禅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以上并口說玄理，不出文記。
可師後：善師出《楞伽經》抄四卷，豐禅師出疏五卷，明禅師出疏五卷，胡明師出疏五卷。
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五卷，道蔭師抄四卷，(法)沖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寵法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八卷。
那老師後：寶禅師、慧禅師、曠法師、宏智師，那住京師西明，身亡法絕。
明禅師後：伽法師，寶瑜師、寶迎師、道瑩師次第傳燈，至初唐時揚化未絕。
又《慧可傳》中稱：與可同時有化公、廖公、和禅師、(昙)林法師。
向慧可問道的有向居士。
那禅師弟子有慧滿禅師。
由此可見達磨門下或言或行，一以楞伽為心要的概況。
僧伽的管理制度北國的人民由于逃避異族統治的苛酷徭役，大量的出家，加以北朝僧侶倡導反抗統治，北朝因而對于僧尼的管理制度，較南朝為周密。
北魏立國之初，就設立道人統，文成帝(拓跋濬)興安元年(452)複法之時，以罽賓沙門師賢為道人統。
和平初(460)師賢卒，以昙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全國州郡各有州統、都維那，其官寺勃補上座、維那、寺主，名為三綱，典掌寺務。
太和二十一年(497)又改監福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
民衆既為避輸而人道，由此北魏統治不得不對出家加以限制，興光元年(454)複法之時，令諸州郡各聽建佛圖一所，出家者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者十人。
但是到太和元年(477)，京城新寺已有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萬十八人。
此外私度無籍之僧為數當亦不少。
太和十年(486)有司奏請，無籍僧尼罷遣還俗。
所檢僧尼行為凡粗者，有籍無籍悉令罷道。
結果各州還俗僧尼隻一千三百二十七人，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太和十六年(492)诏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大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以為常數。
雖然名額比興元之制加多，意在防止私度。
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寺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
民多絕戶而為沙門。
熙平二年(517)令常年度僧大州百人者，外郡于期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
州統維那與官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采。
若非其人，刺史為首，以違旨論。
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裡外異州為僧。
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辄啟請。
有犯者以違旨論。
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裡外為僧。
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為弟子，自今斷之。
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
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裡，二人千裡。
自今有一人私度，鄰長為首，裡黨各降一等。
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
這樣的嚴刑峻法，主要是限制所俘虜的人民淪為奴婢者的逃亡。
然終不能限制人民的湧向寺院。
到正光(520--525)以後天下僧尼大衆二百萬，其寺三萬有餘了。
當時私度無籍的僧尼無法居住寺院，多在民舍，孝文帝延興二年(472)诏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奸猾，經曆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
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鎮。
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須有維那文移印牒，然後聽行。
太和十七年(493)立僧制四十七條。
永平元年(508)诏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
餘犯悉付昭玄，依内律治之。
永平二年(509)沙門統惠深上言：一、諸州鎮都維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
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
二、出家之人不應畜八不淨物(金銀、奴婢、牛羊、倉庫、販賣、耕種、自作食、不受而啖)。
依律車牛淫人不淨之物不得私畜。
唯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唯一乘。
三、僧尼不得出貸私财。
四、出家本無兇儀。
父母三師遠聞兇問，聽哭三日。
若在見前限以七日。
五、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者脫衣還俗。
六、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人已上，啟聞聽造。
若有辄營置者，處以違敕之罪。
其僧寺僧衆擯出外州。
七、僧尼之法不得為俗人所使。
若有犯者還配本屆。
八、外國僧尼來歸化者，精檢有德行合三藏者聽住。
若無德行，遣還本國。
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
宣武帝從之。
寺院的經濟情況北魏統治者用其搶奪所得的人民财産和強迫的勞役，任意揮霍，到處建造宏壯富麗的寺院。
興光元年(454)在乎城五級大寺造釋迦立像五軀，用銅二十五萬五千斤。
皇興元年(467)于恒安北台立永甯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
又于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金六百斤。
遷都洛陽以來，景明元年(500)又在洛南伊阙山營造石窟三所，二十四年方成，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熙平中(516—518)靈太後于洛陽建永甯寺，立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
其費用不可勝計。
又于外州各造五級佛圖。
百姓廢于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之湧上。
其時冀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為“直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甯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勞”。
張普惠也上書說：“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複百官久折之秩。
”大量營造佛寺以至百官的俸祿都不能支付，其糜費可知。
神龜元年(518)尚書令元澄也奏稱：“迩來十年私營轉盛，都城之中，郭邑之内，檢括寺舍，數盈五百。
自遷都後二十年以來，寺奪民居三分且一。
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皆然。
侵奪細民，廣占田宅。
請都城之内，雖有标榜營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擇所便。
其地若買得，證券分明者聽其轉之。
若官地盜作，即全還官。
若靈像既成，不可移撤，請依今敕。
如舊不禁，悉聽坊内行
北道慧光撰有《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疏。
有十大弟子：僧範、惠順、靈詢、安廪、昙衍、道慎、昙遵、法上、道憑、馮衮等，而以法上、道憑為最知名。
慧光于魏齊二代為昭玄統将四十年。
與地論學派有關的毗昙之學在北魏也得到弘揚，以與江南的成買對抗。
但由于大小乘的争執，也受到地論師的排擠。
弘揚毗昙之字的有智遊、慧嵩、志念三葉相承。
慧嵩是高昌人，從智遊受毗昙成買，高昌國人獻之于魏。
後因與法上不睦，遷居徐州，世稱為毗昙孔于。
弟子有道遒、智洪、晃覺、散魏、志念等，而以志念為最着名，撰有{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
志念弟子有慧休等三百餘人。
休着《雜心玄章》、《疏鈔》，至真谛譯出《俱舍論》傳人北方以後，毗昙之學漸衰了。
又有昙鸾從菩提留支受《觀無量壽佛經》，弘揚世親造的《淨土論》，于汾州石壁玄中寺專修九品觀法，為後世淨土宗奠定了基礎。
《四分律》學的興起漢地諸僧自有戒法以來是受依《四分》，随依《僧隻》。
自羅什提倡《十誦》以後，《十誦》之學大行于南北。
佛陀跋陀羅在建業所譯的《僧隻律》，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研究。
而佛陀耶舍在姚秦時所譯出的《四分律》卻無人問津，佛陀耶舍在譯出此律之後，不得不悄然而返。
元魏重興佛法以後，恢複戒律，與在教義上一樣，排斥舊來傳統的《十誦律》和《僧隻律》，于是慧光從佛陀禅師和勒那摩提所受的《四分律》學得到弘揚。
光撰有《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并删定羯磨和戒本。
光的弟子道雲奉光遺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
道晖略雲所制成七卷。
洪理也是慧光弟子，着鈔兩卷。
光弟子昙隐、道樂同為時望。
邺中稱說：“律中明略，惟有隐樂。
”光弟子安廪在魏十二年講《四分律》近二十遍。
從此以後奠定了漢地《四分律》宗傳授的基礎。
． 菩提達磨的禅宗菩提達磨是南天竺人，來到北魏，傳授禅法，為禅宗初祖。
但是在當時他的教化并未得到發展，正如《續高僧傳》所說：“于時合國盛宏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
”後來禅宗昌盛以後，對于達磨又多附會之說。
首先其來華的具體時代，各家異說。
《續高僧傳》說：“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
”是宋時來的。
《景德傳燈錄》說：梁普通八年(527)泛海到南海，轉到金陵，魏太和十年(486)到洛陽，太和十九年丙辰(495)卒。
後到而先卒，而太和十九年是乙亥而不是丙辰，顯然有誤。
《五燈會元》注中據《正宗記》以為梁普通元年(520)到南海，時為魏正光元年，即以其年冬到洛陽。
永安元年(528)卒。
又據二祖慧可傳，年四十遇達磨，奉事六載，于開皇十三年(593)卒，年一百七歲。
推之，慧可承事達磨是魏孝昌二年(526)至普泰元年(531)。
總之達磨是魏末時遊化洛陽的。
達磨既是印度的大德而印度的大乘學派隻有中觀、瑜伽兩派。
達磨所傳必定是兩派中的一派。
根據他的學派是南天竺一乘宗(《續高僧傳·法沖傳》)和所傳壁觀來看，一乘正是瑜伽宗的主張，是對中觀三乘的主張而言；壁觀是對中觀的空觀而言，以白壁譬喻真識之有；他又以唯識教的《楞伽經》為心印，可見他所傳的是瑜伽宗的唯識觀法門。
至于一葦渡江、面壁九年、隻履西歸等傳說，都是後人附會之談。
他教人的行法是理入和行人。
行人有報恩行、随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四門，前二行對現行苦樂知是宿因，後二行于未來免于熏習，正是唯識觀中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習成種子的體現。
理人便是壁觀。
其教法的主要是以“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而遭到“魏境文學多不齒之”(《續高僧傳·法沖傳》)。
據道宣在《法沖傳》中叙述達磨以後的師承大約如下； 達磨弟子有慧可(二祖)、道育二人。
可禅師後：粲禅師(三祖)、惠禅師、盛禅師、那老師、端禅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以上并口說玄理，不出文記。
可師後：善師出《楞伽經》抄四卷，豐禅師出疏五卷，明禅師出疏五卷，胡明師出疏五卷。
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五卷，道蔭師抄四卷，(法)沖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寵法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八卷。
那老師後：寶禅師、慧禅師、曠法師、宏智師，那住京師西明，身亡法絕。
明禅師後：伽法師，寶瑜師、寶迎師、道瑩師次第傳燈，至初唐時揚化未絕。
又《慧可傳》中稱：與可同時有化公、廖公、和禅師、(昙)林法師。
向慧可問道的有向居士。
那禅師弟子有慧滿禅師。
由此可見達磨門下或言或行，一以楞伽為心要的概況。
僧伽的管理制度北國的人民由于逃避異族統治的苛酷徭役，大量的出家，加以北朝僧侶倡導反抗統治，北朝因而對于僧尼的管理制度，較南朝為周密。
北魏立國之初，就設立道人統，文成帝(拓跋濬)興安元年(452)複法之時，以罽賓沙門師賢為道人統。
和平初(460)師賢卒，以昙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全國州郡各有州統、都維那，其官寺勃補上座、維那、寺主，名為三綱，典掌寺務。
太和二十一年(497)又改監福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
民衆既為避輸而人道，由此北魏統治不得不對出家加以限制，興光元年(454)複法之時，令諸州郡各聽建佛圖一所，出家者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者十人。
但是到太和元年(477)，京城新寺已有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萬十八人。
此外私度無籍之僧為數當亦不少。
太和十年(486)有司奏請，無籍僧尼罷遣還俗。
所檢僧尼行為凡粗者，有籍無籍悉令罷道。
結果各州還俗僧尼隻一千三百二十七人，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太和十六年(492)诏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大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以為常數。
雖然名額比興元之制加多，意在防止私度。
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寺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
民多絕戶而為沙門。
熙平二年(517)令常年度僧大州百人者，外郡于期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
州統維那與官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采。
若非其人，刺史為首，以違旨論。
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裡外異州為僧。
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辄啟請。
有犯者以違旨論。
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裡外為僧。
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為弟子，自今斷之。
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
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裡，二人千裡。
自今有一人私度，鄰長為首，裡黨各降一等。
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
這樣的嚴刑峻法，主要是限制所俘虜的人民淪為奴婢者的逃亡。
然終不能限制人民的湧向寺院。
到正光(520--525)以後天下僧尼大衆二百萬，其寺三萬有餘了。
當時私度無籍的僧尼無法居住寺院，多在民舍，孝文帝延興二年(472)诏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奸猾，經曆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
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鎮。
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須有維那文移印牒，然後聽行。
太和十七年(493)立僧制四十七條。
永平元年(508)诏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
餘犯悉付昭玄，依内律治之。
永平二年(509)沙門統惠深上言：一、諸州鎮都維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
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
二、出家之人不應畜八不淨物(金銀、奴婢、牛羊、倉庫、販賣、耕種、自作食、不受而啖)。
依律車牛淫人不淨之物不得私畜。
唯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唯一乘。
三、僧尼不得出貸私财。
四、出家本無兇儀。
父母三師遠聞兇問，聽哭三日。
若在見前限以七日。
五、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者脫衣還俗。
六、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人已上，啟聞聽造。
若有辄營置者，處以違敕之罪。
其僧寺僧衆擯出外州。
七、僧尼之法不得為俗人所使。
若有犯者還配本屆。
八、外國僧尼來歸化者，精檢有德行合三藏者聽住。
若無德行，遣還本國。
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
宣武帝從之。
寺院的經濟情況北魏統治者用其搶奪所得的人民财産和強迫的勞役，任意揮霍，到處建造宏壯富麗的寺院。
興光元年(454)在乎城五級大寺造釋迦立像五軀，用銅二十五萬五千斤。
皇興元年(467)于恒安北台立永甯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
又于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金六百斤。
遷都洛陽以來，景明元年(500)又在洛南伊阙山營造石窟三所，二十四年方成，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熙平中(516—518)靈太後于洛陽建永甯寺，立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
其費用不可勝計。
又于外州各造五級佛圖。
百姓廢于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之湧上。
其時冀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為“直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甯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勞”。
張普惠也上書說：“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複百官久折之秩。
”大量營造佛寺以至百官的俸祿都不能支付，其糜費可知。
神龜元年(518)尚書令元澄也奏稱：“迩來十年私營轉盛，都城之中，郭邑之内，檢括寺舍，數盈五百。
自遷都後二十年以來，寺奪民居三分且一。
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皆然。
侵奪細民，廣占田宅。
請都城之内，雖有标榜營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擇所便。
其地若買得，證券分明者聽其轉之。
若官地盜作，即全還官。
若靈像既成，不可移撤，請依今敕。
如舊不禁，悉聽坊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