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衆師異說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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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言語中随時修習止觀)和安樂行(身口意誓願四安樂行，見《法華經·安樂行品》)。
其後在河南光郢等處講《大品經》，屢遭毒害。
陳光大二年(568)南往衡嶽，居住十年，于太建九年(577)卒，時年六十三。
正因為當時魏齊的統治者崇尚地論，而慧思之學是以三論為基礎，不能得到重視，又以瑜伽思想解釋三論，為舊三論學者所不容，因而受到迫害。
如《續高僧傳》所說“怨嫉鸩毒”，“異道興謀”。
結果隻可南下入陳。
智顗于陳天嘉元年(560)人光州大蘇山從慧思受四安樂行，得人法華三昧，發旋陀羅尼，照了法華，如高山之臨幽谷，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
慧思往南嶽，顗至金陵。
陳主“好異前朝而廣流《大品》，尤敦三論”。
慧思、智顗一系融合中觀瑜伽的三論新義，便受到殊厚的禮遇，屢請開講經論。
太建七年(575)人天台山，隐栖十餘年，完成了一家的教觀，所以稱為天台宗。
其立漸、頓、秘密、不定為化儀四教，三藏、通、别、圓為化法四教。
中觀學派以般若為至極之教，而天台依瑜伽學派，以小乘為第一時教，稱為三藏教；以般若為第二時教，稱為通教；以唯識為第三時教，稱為别教，更加以融通空有為第四時教，稱為圓教。
其觀法以圓頓止觀(《摩诃止觀》)，次第止觀(《釋禅波羅蜜次第法門》)，不定止觀(《六妙門》)，随機教授。
平生所有講述，多由弟子灌頂筆記成書，凡三十餘部。
人隋以後，因為智顗受到陳代各帝的禮遇，所以天台宗受到排斥，隻局處于天台一隅，未廣弘通。
唐天寶以後，經湛然的努力，方得大行于各地。
佛教發展的情況據《辯正論》所記，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
陳世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
梁世由于武帝的提倡，比于前代寺院增三分之一，僧尼增加一倍有半。
既是驟然增多，僧徒的生活便不可能單純依靠信徒财帛的布施，而且統治者既要控制佛教于自己的勢力之下，也唯有使寺院經濟與封建經濟緊密結合起來，方能收效。
于是寺院在南朝開始走上寺院地主的道路。
梁武帝在鐘山造大敬愛寺。
寺旁有晉丞相王導的賜田八十頃，武帝強付評價，買以施寺。
陳慧思居南嶽，有十四道士因為誣告，受到給侍僧衆的處分。
後來道衆以老病願奉田數頃以充香積用贖老身，因名為留田莊(《佛祖統紀·慧思傳》)。
當時寺院還附設質庫。
如僧曼要建大殿，費用不足，因把什物儭施待庫生長，以付後僧應用(《續高僧傳·僧曼傳》)。
甄彬以一束芋向長沙寺庫房質錢，贖時芋中得黃金五兩，是他人所質，誤置芋中的。
可見當時質庫的營業範圍很廣的。
僧侶的生活既依賴于寺院的土地剝削，其個人受到信徒供養的便稱為某人的“家僧”或“門僧”。
梁代對于寺僧的管理逐漸周密。
天監中曾令法超撰《出要律儀》十四卷，通下梁境，并依詳用。
天監七年(508)令法雲“為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為後則”。
天監十六年(517)又集都邑僧尼，依《涅槃》、《楞伽》、《央掘魔》等經，制斷肉食(見《廣弘明集》)。
但昙瑗與梁朝士書中曾說：“頃見僧尼有事，每越訟公府。
且内外殊揆，科例不同。
或内律為輕，外制成重；或内法為重，外綱更輕。
凡情繩僥，肆其阿便。
苟欲利己，則舍内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則棄内輕而依外重。
”而要求朝士們對“僧家诤執，依何折斷”作出決定。
陳代太建十四年(582)曾禁止僧道挾邪左道不依經律，并詳為條例。
曾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準備舉行策經，落第者休道。
因智顗反對而止。
又令國内受戒未滿五夏的，皆參律肆。
都邑大寺廣置聽場，并令昙瑗總知監校。
學成還邑前，瑗都對問，理事無疑，方乃遣之。
梁陳雖對僧尼嚴密的整頓，但是一般僧尼行止仍極奢華。
郭祖深上書梁武帝說：“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此數與《辯正論》相差頗大)，資産豐沃。
所在郡縣，不可勝言。
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有養女，皆不貫人籍。
天下戶口，已亡其半。
而僧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纨。
其蠹俗傷德，抑由于此。
”至于僧正則更腐化。
《寶瓊傳》中說：“自梁僧之于此任，熏灼威儀，翼衛亞于王公，服玩陳于鄭楚。
故使流水照于衢路，吏卒喧于堂庑。
”這都明顯地說明佛教在社會上已經與統治階級融合無間了。
第八節北魏的佛教(386--534) 佛教與民族矛盾北魏的佛教與十六國時期的佛教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十六國之初，佛教流行不廣，統治者隻是利用僧才，如佛圖澄、釋道安、僧朗等，以其智慧參預軍政的決策，而大德們也藉此勸誡統治者施行慈矜，推惠于民，因以推行佛教。
到北魏時，經過石趙、苻秦的提倡，佛教流行已很廣泛。
于是統治者就直接控制佛教，使佛教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
元魏以鮮卑族崛起于塞北，兼并了北方諸國，統一了中原，進行其殘酷統治。
道武帝(拓跋矽)由塞北遷都平城，看出佛教是外來的宗教，可以利用“人王即是法王”的觀念來消除人民的民族觀念，所以他平定中山(定縣)，經略燕趙時，所經過郡國佛寺，見沙門道士都緻敬，派人送禮物給泰山僧朗。
皇始中(396--398)以趙郡沙門法果為道人統，總攝僧徒。
法果也就迎合其意，緻拜人主說；“弘道要由人主，我不是拜天子而是拜佛。
”但是統治者既要利用佛教來羁縻群衆，不得不給佛教一些特權，群衆也就利用這些特權來進行對統治者的反抗。
所以北魏每疑沙門為賊，常常無辜地收系僧徒(《續高僧傳·僧明傳》)。
自道武帝(拓跋矽)到宣武帝(元恪)時一百年間，由僧徒倡導的農民起義有七次，而且一次比一次聲勢浩大。
如《魏書》所記道武帝天興五年(402)沙門張翹自号無上王，與丁零鮮于次保聚黨于常山郡行唐縣，為太守樓伏連所破滅。
太武帝(拓跋焘)在即位之初，也表示敬重佛教，要佛教為其利用。
常與高德沙門共談論。
四月八日與佛行像，也親自散花緻敬。
但是沙門多是少壯者，引起統治者的顧慮，太延四年(438)罷沙門年五十已下的。
又以沙門可以假托谶記圖緯作出反抗統治的信号，于太平真君五年(444)便蔔诏說：“沙門之徒假托西戎虛誕，生緻妖孽。
”“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其在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
”限期一月，“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
”沙門不住寺而私養在人家，其活動的情況當然受到統治者的猜忌，所以嚴刑峻法加以限制。
終于在太平真君七年(446)蘆水胡人蓋吳利用“滅魏者吳”的民謠，起義于杏城(陝西中部縣)，有衆十餘萬，且與劉宋聯絡。
太武帝親往攻擊，行到長安，見佛寺中大有弓矢矛盾，和富人所寄财物，因疑沙門與蓋吳通謀，于是下令遍誅，坑殺全國境内沙門，焚毀經像。
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中所謂“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厄。
畢竟統治者喪失了宗教這一利器，對于統治者是不利的，因此廢佛五年之後，太武帝死後，其孫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便立即興複，隻是加以周密的管理而已。
地論與毗昙之學元魏統一北方之後，與南朝成對立的局面，而民族矛盾是當時的主要矛盾。
在政治上、經濟上既互相攻擊、互相侵奪，在學術上、宗教上也必然要互相排斥。
當時佛教信仰在人民群衆之中已經普遍而深固，不可得而廢除，統治者必須善于利用。
自漢代以來傳人中國的佛教，多半是中觀學派。
特别是鸠摩羅什在長安傳人龍樹、提婆的論着以後，三論的學說已成為漢地人士的習慣，成為漢地傳統的佛教。
北魏統治者要利用佛教作為統治人民的利器，便要在佛教理論上有新的樹立。
恰在此時有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來到洛陽和邺都(今河南臨漳)傳人在印度新興的瑜伽學派，因而受到魏帝的特别推崇。
永平元年(508)菩提留支創譯《十地經論》，宣武帝(元恪)親自筆受。
于是在北朝建立地論學派，以排斥漢人所習慣的三論之學。
南朝在政治上維持漢族的正統，因而與此同時的梁武帝就提倡傳統的三論和與三論有關的成實之學。
陳代真谛的瑜伽學派受南朝僧衆批評為“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正是針對北朝提倡瑜伽學派而言的。
地論師是以《華嚴經》《十地品》及世親所造《十地經論》為依據，立三空義，謂人法我空，因緣法體空，真如佛性空。
又立八識而以第八識為第一義谛常住不變之清淨心，即是真如，此真如為無始虛僞惡習所熏，緣起而變生一切法，能變之識唯此第八真識。
由此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畢竟成佛。
由于勒那摩提與菩提留支的學說不同，因此地論師分為兩派。
勒那摩提的學派為相州南道派，以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為主；菩提留支的學派為相州北道派，以留支的弟子道寵為主。
後來南道派因為慧光的弟子法上專任僧統數十年，門徒衆多，傳播甚盛，北道派便消沉了。
《續高僧傳·道寵傳》中說：“洛下有南北二途，當境兩說，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
”南道立四宗：一因緣宗，謂小乘薩婆多部；二假名宗，謂《成實論》及經部等說；三不真宗，謂諸部般若，即說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實等；四真宗，謂《華嚴》、《涅槃》明法界真理佛性等。
北道立五宗，指{華嚴》為法界宗(《法華玄義》卷十)。
又北道計阿梨耶為無明而阿梨耶為依持，生一切法；南道計阿梨耶為淨識而真如以為依持，生一切法(《法華玄義釋籖》卷十八，《法華文句記》卷七，《翻譯名義集》卷十六)。
兩道的傳授：南道道寵的弟子有儒果、罕宜
其後在河南光郢等處講《大品經》，屢遭毒害。
陳光大二年(568)南往衡嶽，居住十年，于太建九年(577)卒，時年六十三。
正因為當時魏齊的統治者崇尚地論，而慧思之學是以三論為基礎，不能得到重視，又以瑜伽思想解釋三論，為舊三論學者所不容，因而受到迫害。
如《續高僧傳》所說“怨嫉鸩毒”，“異道興謀”。
結果隻可南下入陳。
智顗于陳天嘉元年(560)人光州大蘇山從慧思受四安樂行，得人法華三昧，發旋陀羅尼，照了法華，如高山之臨幽谷，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
慧思往南嶽，顗至金陵。
陳主“好異前朝而廣流《大品》，尤敦三論”。
慧思、智顗一系融合中觀瑜伽的三論新義，便受到殊厚的禮遇，屢請開講經論。
太建七年(575)人天台山，隐栖十餘年，完成了一家的教觀，所以稱為天台宗。
其立漸、頓、秘密、不定為化儀四教，三藏、通、别、圓為化法四教。
中觀學派以般若為至極之教，而天台依瑜伽學派，以小乘為第一時教，稱為三藏教；以般若為第二時教，稱為通教；以唯識為第三時教，稱為别教，更加以融通空有為第四時教，稱為圓教。
其觀法以圓頓止觀(《摩诃止觀》)，次第止觀(《釋禅波羅蜜次第法門》)，不定止觀(《六妙門》)，随機教授。
平生所有講述，多由弟子灌頂筆記成書，凡三十餘部。
人隋以後，因為智顗受到陳代各帝的禮遇，所以天台宗受到排斥，隻局處于天台一隅，未廣弘通。
唐天寶以後，經湛然的努力，方得大行于各地。
佛教發展的情況據《辯正論》所記，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
陳世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
梁世由于武帝的提倡，比于前代寺院增三分之一，僧尼增加一倍有半。
既是驟然增多，僧徒的生活便不可能單純依靠信徒财帛的布施，而且統治者既要控制佛教于自己的勢力之下，也唯有使寺院經濟與封建經濟緊密結合起來，方能收效。
于是寺院在南朝開始走上寺院地主的道路。
梁武帝在鐘山造大敬愛寺。
寺旁有晉丞相王導的賜田八十頃，武帝強付評價，買以施寺。
陳慧思居南嶽，有十四道士因為誣告，受到給侍僧衆的處分。
後來道衆以老病願奉田數頃以充香積用贖老身，因名為留田莊(《佛祖統紀·慧思傳》)。
當時寺院還附設質庫。
如僧曼要建大殿，費用不足，因把什物儭施待庫生長，以付後僧應用(《續高僧傳·僧曼傳》)。
甄彬以一束芋向長沙寺庫房質錢，贖時芋中得黃金五兩，是他人所質，誤置芋中的。
可見當時質庫的營業範圍很廣的。
僧侶的生活既依賴于寺院的土地剝削，其個人受到信徒供養的便稱為某人的“家僧”或“門僧”。
梁代對于寺僧的管理逐漸周密。
天監中曾令法超撰《出要律儀》十四卷，通下梁境，并依詳用。
天監七年(508)令法雲“為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為後則”。
天監十六年(517)又集都邑僧尼，依《涅槃》、《楞伽》、《央掘魔》等經，制斷肉食(見《廣弘明集》)。
但昙瑗與梁朝士書中曾說：“頃見僧尼有事，每越訟公府。
且内外殊揆，科例不同。
或内律為輕，外制成重；或内法為重，外綱更輕。
凡情繩僥，肆其阿便。
苟欲利己，則舍内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則棄内輕而依外重。
”而要求朝士們對“僧家诤執，依何折斷”作出決定。
陳代太建十四年(582)曾禁止僧道挾邪左道不依經律，并詳為條例。
曾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準備舉行策經，落第者休道。
因智顗反對而止。
又令國内受戒未滿五夏的，皆參律肆。
都邑大寺廣置聽場，并令昙瑗總知監校。
學成還邑前，瑗都對問，理事無疑，方乃遣之。
梁陳雖對僧尼嚴密的整頓，但是一般僧尼行止仍極奢華。
郭祖深上書梁武帝說：“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此數與《辯正論》相差頗大)，資産豐沃。
所在郡縣，不可勝言。
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有養女，皆不貫人籍。
天下戶口，已亡其半。
而僧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纨。
其蠹俗傷德，抑由于此。
”至于僧正則更腐化。
《寶瓊傳》中說：“自梁僧之于此任，熏灼威儀，翼衛亞于王公，服玩陳于鄭楚。
故使流水照于衢路，吏卒喧于堂庑。
”這都明顯地說明佛教在社會上已經與統治階級融合無間了。
第八節北魏的佛教(386--534) 佛教與民族矛盾北魏的佛教與十六國時期的佛教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十六國之初，佛教流行不廣，統治者隻是利用僧才，如佛圖澄、釋道安、僧朗等，以其智慧參預軍政的決策，而大德們也藉此勸誡統治者施行慈矜，推惠于民，因以推行佛教。
到北魏時，經過石趙、苻秦的提倡，佛教流行已很廣泛。
于是統治者就直接控制佛教，使佛教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
元魏以鮮卑族崛起于塞北，兼并了北方諸國，統一了中原，進行其殘酷統治。
道武帝(拓跋矽)由塞北遷都平城，看出佛教是外來的宗教，可以利用“人王即是法王”的觀念來消除人民的民族觀念，所以他平定中山(定縣)，經略燕趙時，所經過郡國佛寺，見沙門道士都緻敬，派人送禮物給泰山僧朗。
皇始中(396--398)以趙郡沙門法果為道人統，總攝僧徒。
法果也就迎合其意，緻拜人主說；“弘道要由人主，我不是拜天子而是拜佛。
”但是統治者既要利用佛教來羁縻群衆，不得不給佛教一些特權，群衆也就利用這些特權來進行對統治者的反抗。
所以北魏每疑沙門為賊，常常無辜地收系僧徒(《續高僧傳·僧明傳》)。
自道武帝(拓跋矽)到宣武帝(元恪)時一百年間，由僧徒倡導的農民起義有七次，而且一次比一次聲勢浩大。
如《魏書》所記道武帝天興五年(402)沙門張翹自号無上王，與丁零鮮于次保聚黨于常山郡行唐縣，為太守樓伏連所破滅。
太武帝(拓跋焘)在即位之初，也表示敬重佛教，要佛教為其利用。
常與高德沙門共談論。
四月八日與佛行像，也親自散花緻敬。
但是沙門多是少壯者，引起統治者的顧慮，太延四年(438)罷沙門年五十已下的。
又以沙門可以假托谶記圖緯作出反抗統治的信号，于太平真君五年(444)便蔔诏說：“沙門之徒假托西戎虛誕，生緻妖孽。
”“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其在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
”限期一月，“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
”沙門不住寺而私養在人家，其活動的情況當然受到統治者的猜忌，所以嚴刑峻法加以限制。
終于在太平真君七年(446)蘆水胡人蓋吳利用“滅魏者吳”的民謠，起義于杏城(陝西中部縣)，有衆十餘萬，且與劉宋聯絡。
太武帝親往攻擊，行到長安，見佛寺中大有弓矢矛盾，和富人所寄财物，因疑沙門與蓋吳通謀，于是下令遍誅，坑殺全國境内沙門，焚毀經像。
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中所謂“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厄。
畢竟統治者喪失了宗教這一利器，對于統治者是不利的，因此廢佛五年之後，太武帝死後，其孫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便立即興複，隻是加以周密的管理而已。
地論與毗昙之學元魏統一北方之後，與南朝成對立的局面，而民族矛盾是當時的主要矛盾。
在政治上、經濟上既互相攻擊、互相侵奪，在學術上、宗教上也必然要互相排斥。
當時佛教信仰在人民群衆之中已經普遍而深固，不可得而廢除，統治者必須善于利用。
自漢代以來傳人中國的佛教，多半是中觀學派。
特别是鸠摩羅什在長安傳人龍樹、提婆的論着以後，三論的學說已成為漢地人士的習慣，成為漢地傳統的佛教。
北魏統治者要利用佛教作為統治人民的利器，便要在佛教理論上有新的樹立。
恰在此時有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來到洛陽和邺都(今河南臨漳)傳人在印度新興的瑜伽學派，因而受到魏帝的特别推崇。
永平元年(508)菩提留支創譯《十地經論》，宣武帝(元恪)親自筆受。
于是在北朝建立地論學派，以排斥漢人所習慣的三論之學。
南朝在政治上維持漢族的正統，因而與此同時的梁武帝就提倡傳統的三論和與三論有關的成實之學。
陳代真谛的瑜伽學派受南朝僧衆批評為“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正是針對北朝提倡瑜伽學派而言的。
地論師是以《華嚴經》《十地品》及世親所造《十地經論》為依據，立三空義，謂人法我空，因緣法體空，真如佛性空。
又立八識而以第八識為第一義谛常住不變之清淨心，即是真如，此真如為無始虛僞惡習所熏，緣起而變生一切法，能變之識唯此第八真識。
由此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畢竟成佛。
由于勒那摩提與菩提留支的學說不同，因此地論師分為兩派。
勒那摩提的學派為相州南道派，以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為主；菩提留支的學派為相州北道派，以留支的弟子道寵為主。
後來南道派因為慧光的弟子法上專任僧統數十年，門徒衆多，傳播甚盛，北道派便消沉了。
《續高僧傳·道寵傳》中說：“洛下有南北二途，當境兩說，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
”南道立四宗：一因緣宗，謂小乘薩婆多部；二假名宗，謂《成實論》及經部等說；三不真宗，謂諸部般若，即說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實等；四真宗，謂《華嚴》、《涅槃》明法界真理佛性等。
北道立五宗，指{華嚴》為法界宗(《法華玄義》卷十)。
又北道計阿梨耶為無明而阿梨耶為依持，生一切法；南道計阿梨耶為淨識而真如以為依持，生一切法(《法華玄義釋籖》卷十八，《法華文句記》卷七，《翻譯名義集》卷十六)。
兩道的傳授：南道道寵的弟子有儒果、罕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