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衆師異說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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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梁陳的佛教(502--589)
蕭衍的崇佛兩晉之時，佛教的弘傳，在南方是崇尚佛理，在北國是尊重僧德。
而南方佛教與政治的關系主要是沙門與士大夫階層的聯系。
最高統治者對佛教的優禮隻是随順士大夫階層的風尚。
宋文帝與何尚之的問答最足說明當時統治階級中對佛教的不同觀念。
文帝說：“朕少時讀經不多，比日彌複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
而複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
”範泰、謝靈運以為“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文帝不同意範謝的意見而贊美顔延之的《釋性論》、宗炳的《難黑白論》。
以為佛教“并足開獎人意。
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緻太平”。
何尚之也引慧遠的言論說：“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
”而以為“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高僧傳·慧嚴傳》)。
可見在晉宋之時有兩種見解，一種是認為佛教隻重在個人的靈性而無裨于政治，一種是認為佛教直接有助于教化。
當時在統治階級中雖有一部分人認為佛教可以利用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然而佛教畢竟是外來的宗教，其初期的發展主要是靠僧衆的努力，所宣傳的教義如慈悲、平等諸觀念，并不完全有利于統治者。
将佛教完全控制于統治者之手，使其在社會上的影響符合于統治者的要求，在南方是自梁代蕭衍開始的。
梁武帝蕭衍，最初研究儒學，既而信奉道教，三十九歲接管了齊代的政權。
三年之後，于天監三年(504)下诏舍道奉佛。
天監十八年(519)從智約受佛戒，法名冠達。
于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前後四次舍身奉佛，群臣以一億錢奉贖。
每次舍身時都在同泰寺中升講堂法座為四衆講經。
大同中(535--545)曾欲自任僧正，綱維僧侶，因智藏的争論而止(《續高僧傳·智藏傳》)。
所有這些舉動，無非是要表示其以人王而兼法王的聲勢，淩駕諸大德之上，以便控制佛教而為己用。
他先撰有《孝經》、《周易》、《毛詩》、《春秋》、《尚書》等講疏數百卷，事佛以後又撰《涅槃》、《大品》、《淨名》、《三慧》等經義記數百卷，發揮他自己的見解，以制旨頒示群臣和僧衆。
正因為統治者要控制佛教而直接參預了佛教的研究、撰述、辯論，這就刺激佛教内部的學術思想向前發展，一變過去笃守師承之風而為學無常師，各抒己見。
于是進入了在漢地融化成熟的佛教思想逐漸完成為獨立的思想體系的準備階段。
梁代統治者為了對佛教發号施令，把佛教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使佛教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必須先要求自己通達佛理，而統治者是無暇深入研究經典的，于是纂輯佛典以供參考成為首要的工作。
梁武帝曾令道朗将各家《涅槃經疏》彙成為《涅槃經集解》，天監七年(508)令僧曼撰《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令智藏撰《義林》八十一卷，天監十四年(515)令僧紹撰《華林殿衆經目錄》，二年後又令寶唱改定。
又令寶唱集《續*輪論》七十餘卷，《法集》一百三十卷，《經律異相》五十五卷。
簡文帝蕭綱也撰《法寶聯璧》二百六十卷。
這些着作對于當時佛教研究上起了促進作用。
特别是如《義林》之類纂述義章便成治理經論的主要方法。
成實與三論之學當東晉和北方十六國時代，南北的佛教是交流的。
到了北魏統一北方之後，南北的佛教也成了對峙的局面。
北方盛弘地論與毗昙，南方盛弘三論與成實。
梁代成實有三大家：一是莊嚴寺僧曼，二是開善寺智藏，三是光宅寺法雲。
三人都從僧柔、慧次受學。
僧曼着《成實義疏》十卷。
晉安太守劉業問曼曰：法師立義何以多儒?曼曰，宋世資道生，頓悟以通經，齊世重僧柔，影毗昙以講論。
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
這說明僧曼是不以僧柔之學為然。
法雲以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為四十二卷，又精研《法華》，撰有《義疏》，時人稱之為“雲法華”。
智藏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昙心》等，各着《義疏》，《成實義疏》有十四卷。
三家學說各有專擅。
《續高僧傳·義解篇》雲：“梁代三師互指為謬，審文纰亂，可有緻言，義在情求。
情安倚伏。
”慧韶初聽僧曼講成實，以為聽聞義淺，更聽智藏講，遂覺理與言玄。
寶瓊初從法雲學，覺其詞富唱高，乃改從南澗仙師學。
由此可辨三家為學之殊。
智藏之學後傳于僧綽，住龍光寺，成為陳代成實重鎮。
又莊嚴智爝立新成實宗。
《續高僧傳·智聚傳》雲：“莊嚴爝師新實一宗，鷹揚萬代。
”又說：“爝法師闡成論之美，名實騰湧，遠近朝宗，獨步江表。
”又梁代招提慧琰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于尋閱，智脫為之删正。
脫又以江南成實并述義章，至于論文曾無顧涉，乃撰《論疏》四十卷。
宋代既盛弘竺道生頓悟之說，竺道生雖咨禀于羅什而立說與羅什不同。
梁武帝既代齊，自以正統自居，在佛教中也要維持法統，因此極力恢複關中三論之學。
時有法度于宋末由北方南來，住在攝山。
明僧紹待以師友之敬，卒後又舍所居為栖霞精舍以居之。
度卒後弟子僧朗繼綱山寺，《華嚴》、《三論》，最所命家。
梁武帝乃勃諸義士受業于山。
朗弟子僧诠，聲譽遠舉。
僧诠弟子四人：慧勇居禅衆，共辯住長幹，法朗在興皇，慧布留攝山。
時人稱為“诠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悟辯，文章勇，得意布”(《續高僧傳·慧布傳》)。
僧诠原來在山中隻是頓迹幽林，禅味相得。
慧勇等四人來後，最初尚無教導，經久已後，方為敷演。
誡說：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
所以僧诠在世時，四人無敢言者。
僧诠逝後方各擅威容，而共辯定慧兩舉，講唱兼存禅衆，其義體與法朗不同。
法朗批評其為中假師。
法朗卒時以徒衆付囑與茅山明法師。
又有弟子吉藏居會稽嘉祥寺，隋世人長安，建立了三論宗。
綜觀梁陳兩代的佛教思想，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習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續僧傳·法泰傳》)。
真谛的攝論之學約當晉宋之際，在印度興起了大乘的瑜伽學派。
百餘年後分51j由海陸兩路傳人中國。
由陸路傳人北魏，發展成為地論師學派，由海路傳人梁陳，發展成為攝論師學派。
梁武帝于大同中遣直省張汜送扶南國使回國，因便延請摩揭陀國名德三藏及諸經論。
适值西印度優禅尼國法師真谛在扶南弘化，因邀與俱來，以大同十二年(546)到南海，太清二年(548)到建業。
逢世亂未能翻譯，展轉移徙于浙贛等處。
初居富春，大寶三年(552)侯景迎還金陵。
承聖三年(554)流寓于豫章、始興、平固、南康、臨川、晉安、梁安等處。
陳天嘉二年(561)由梁安乘船西返，為風所阻，到廣州，在廣州八年，譯出《攝大乘論》三卷、《釋論》十一卷，撰《義疏》八卷，又譯《俱舍論頌》一卷，《論文》二十二卷，撰《義疏》三十三卷。
太建元年(569)卒。
生時弟子宗恺等欲迎還建業，而京中名德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
陳帝然之，因此不能成行。
真谛弟子有智恺、僧宗、法準、慧忍、智敫、道尼、法泰、慧曠、宗恺、慧侃等。
智恺早卒。
真谛來法準房中，囑道尼、智敫等十二人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
真谛所譯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今存三十部九十七卷。
所撰經論各疏皆佚失不傳。
《續高僧傳》作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是連同所撰疏義計算在内的。
與羅什、玄奘共稱為中國三大譯家。
其譯品中除《攝論》、《俱舍論》外，要以《大乘起信論》、《三自性論》、《轉識論》、《顯識論》為代表其學術思想之作。
以真如受熏緣起而成一切法。
此真如即是佛性，即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即是第九阿摩羅識。
能變之識唯是第八阿賴耶識，而前七識是能緣。
阿陀那識是第七識而非第／＼識＼。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故皆能成佛，無有永不成佛的。
定性二乘也必由佛道而般涅槃。
這是與地論師及以後玄奘學說之不同處。
其學派在陳代是局限一隅，人隋以後方得盛行。
天台宗的成立佛教是由印度傳來的宗教，而佛教在印度也不斷的發展，也就随時有新的學派傳人中國。
這新舊傳人的不同學派在中國又互相結合而創立新的思想體系，這也是必然之勢。
天台宗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産生的。
自從鸠摩羅什傳人龍樹的中觀學派，三論師曾遍傳各地。
到了北魏，自永平(508--512)以後，勒那摩提、菩提留支、佛陀扇多等相繼東來，傳人無着、世親的瑜伽學派。
成為地論師。
三論學者吸取了瑜伽思想而發展了中觀學說，便創立了天台宗。
如湛然在《止觀義例》中說：一家教門是“以《法華》為宗旨，以《智論》為指南，以《大經》為扶疏，以《大品》為觀法”。
是以一向都以天台宗出于龍樹的學派，但今究其内容實質，是充滿瑜伽思想體系的。
最初創始者是北齊(550--577)慧文禅師。
他由《中論》的《因緣頌》和《大智度論》三智一心中得而悟道。
但是《中論》和《大智度論》的原論都是就真俗二谛而言，他卻用地論師的三谛之說解釋其文義。
三論師的觀行注重在觀法性與實相，瑜伽師的觀行注重在觀佛性與唯識。
慧文的禅觀方法多用覺心，這顯然是兼用瑜伽師的觀行。
慧思于興和元年(539)從慧文受觀心之法，悟法華三昧以後，多用随自意三昧(行住坐卧
而南方佛教與政治的關系主要是沙門與士大夫階層的聯系。
最高統治者對佛教的優禮隻是随順士大夫階層的風尚。
宋文帝與何尚之的問答最足說明當時統治階級中對佛教的不同觀念。
文帝說：“朕少時讀經不多，比日彌複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
而複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
”範泰、謝靈運以為“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文帝不同意範謝的意見而贊美顔延之的《釋性論》、宗炳的《難黑白論》。
以為佛教“并足開獎人意。
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緻太平”。
何尚之也引慧遠的言論說：“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
”而以為“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高僧傳·慧嚴傳》)。
可見在晉宋之時有兩種見解，一種是認為佛教隻重在個人的靈性而無裨于政治，一種是認為佛教直接有助于教化。
當時在統治階級中雖有一部分人認為佛教可以利用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然而佛教畢竟是外來的宗教，其初期的發展主要是靠僧衆的努力，所宣傳的教義如慈悲、平等諸觀念，并不完全有利于統治者。
将佛教完全控制于統治者之手，使其在社會上的影響符合于統治者的要求，在南方是自梁代蕭衍開始的。
梁武帝蕭衍，最初研究儒學，既而信奉道教，三十九歲接管了齊代的政權。
三年之後，于天監三年(504)下诏舍道奉佛。
天監十八年(519)從智約受佛戒，法名冠達。
于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前後四次舍身奉佛，群臣以一億錢奉贖。
每次舍身時都在同泰寺中升講堂法座為四衆講經。
大同中(535--545)曾欲自任僧正，綱維僧侶，因智藏的争論而止(《續高僧傳·智藏傳》)。
所有這些舉動，無非是要表示其以人王而兼法王的聲勢，淩駕諸大德之上，以便控制佛教而為己用。
他先撰有《孝經》、《周易》、《毛詩》、《春秋》、《尚書》等講疏數百卷，事佛以後又撰《涅槃》、《大品》、《淨名》、《三慧》等經義記數百卷，發揮他自己的見解，以制旨頒示群臣和僧衆。
正因為統治者要控制佛教而直接參預了佛教的研究、撰述、辯論，這就刺激佛教内部的學術思想向前發展，一變過去笃守師承之風而為學無常師，各抒己見。
于是進入了在漢地融化成熟的佛教思想逐漸完成為獨立的思想體系的準備階段。
梁代統治者為了對佛教發号施令，把佛教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使佛教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必須先要求自己通達佛理，而統治者是無暇深入研究經典的，于是纂輯佛典以供參考成為首要的工作。
梁武帝曾令道朗将各家《涅槃經疏》彙成為《涅槃經集解》，天監七年(508)令僧曼撰《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令智藏撰《義林》八十一卷，天監十四年(515)令僧紹撰《華林殿衆經目錄》，二年後又令寶唱改定。
又令寶唱集《續*輪論》七十餘卷，《法集》一百三十卷，《經律異相》五十五卷。
簡文帝蕭綱也撰《法寶聯璧》二百六十卷。
這些着作對于當時佛教研究上起了促進作用。
特别是如《義林》之類纂述義章便成治理經論的主要方法。
成實與三論之學當東晉和北方十六國時代，南北的佛教是交流的。
到了北魏統一北方之後，南北的佛教也成了對峙的局面。
北方盛弘地論與毗昙，南方盛弘三論與成實。
梁代成實有三大家：一是莊嚴寺僧曼，二是開善寺智藏，三是光宅寺法雲。
三人都從僧柔、慧次受學。
僧曼着《成實義疏》十卷。
晉安太守劉業問曼曰：法師立義何以多儒?曼曰，宋世資道生，頓悟以通經，齊世重僧柔，影毗昙以講論。
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
這說明僧曼是不以僧柔之學為然。
法雲以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為四十二卷，又精研《法華》，撰有《義疏》，時人稱之為“雲法華”。
智藏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昙心》等，各着《義疏》，《成實義疏》有十四卷。
三家學說各有專擅。
《續高僧傳·義解篇》雲：“梁代三師互指為謬，審文纰亂，可有緻言，義在情求。
情安倚伏。
”慧韶初聽僧曼講成實，以為聽聞義淺，更聽智藏講，遂覺理與言玄。
寶瓊初從法雲學，覺其詞富唱高，乃改從南澗仙師學。
由此可辨三家為學之殊。
智藏之學後傳于僧綽，住龍光寺，成為陳代成實重鎮。
又莊嚴智爝立新成實宗。
《續高僧傳·智聚傳》雲：“莊嚴爝師新實一宗，鷹揚萬代。
”又說：“爝法師闡成論之美，名實騰湧，遠近朝宗，獨步江表。
”又梁代招提慧琰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于尋閱，智脫為之删正。
脫又以江南成實并述義章，至于論文曾無顧涉，乃撰《論疏》四十卷。
宋代既盛弘竺道生頓悟之說，竺道生雖咨禀于羅什而立說與羅什不同。
梁武帝既代齊，自以正統自居，在佛教中也要維持法統，因此極力恢複關中三論之學。
時有法度于宋末由北方南來，住在攝山。
明僧紹待以師友之敬，卒後又舍所居為栖霞精舍以居之。
度卒後弟子僧朗繼綱山寺，《華嚴》、《三論》，最所命家。
梁武帝乃勃諸義士受業于山。
朗弟子僧诠，聲譽遠舉。
僧诠弟子四人：慧勇居禅衆，共辯住長幹，法朗在興皇，慧布留攝山。
時人稱為“诠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悟辯，文章勇，得意布”(《續高僧傳·慧布傳》)。
僧诠原來在山中隻是頓迹幽林，禅味相得。
慧勇等四人來後，最初尚無教導，經久已後，方為敷演。
誡說：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
所以僧诠在世時，四人無敢言者。
僧诠逝後方各擅威容，而共辯定慧兩舉，講唱兼存禅衆，其義體與法朗不同。
法朗批評其為中假師。
法朗卒時以徒衆付囑與茅山明法師。
又有弟子吉藏居會稽嘉祥寺，隋世人長安，建立了三論宗。
綜觀梁陳兩代的佛教思想，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習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續僧傳·法泰傳》)。
真谛的攝論之學約當晉宋之際，在印度興起了大乘的瑜伽學派。
百餘年後分51j由海陸兩路傳人中國。
由陸路傳人北魏，發展成為地論師學派，由海路傳人梁陳，發展成為攝論師學派。
梁武帝于大同中遣直省張汜送扶南國使回國，因便延請摩揭陀國名德三藏及諸經論。
适值西印度優禅尼國法師真谛在扶南弘化，因邀與俱來，以大同十二年(546)到南海，太清二年(548)到建業。
逢世亂未能翻譯，展轉移徙于浙贛等處。
初居富春，大寶三年(552)侯景迎還金陵。
承聖三年(554)流寓于豫章、始興、平固、南康、臨川、晉安、梁安等處。
陳天嘉二年(561)由梁安乘船西返，為風所阻，到廣州，在廣州八年，譯出《攝大乘論》三卷、《釋論》十一卷，撰《義疏》八卷，又譯《俱舍論頌》一卷，《論文》二十二卷，撰《義疏》三十三卷。
太建元年(569)卒。
生時弟子宗恺等欲迎還建業，而京中名德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
陳帝然之，因此不能成行。
真谛弟子有智恺、僧宗、法準、慧忍、智敫、道尼、法泰、慧曠、宗恺、慧侃等。
智恺早卒。
真谛來法準房中，囑道尼、智敫等十二人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
真谛所譯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今存三十部九十七卷。
所撰經論各疏皆佚失不傳。
《續高僧傳》作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是連同所撰疏義計算在内的。
與羅什、玄奘共稱為中國三大譯家。
其譯品中除《攝論》、《俱舍論》外，要以《大乘起信論》、《三自性論》、《轉識論》、《顯識論》為代表其學術思想之作。
以真如受熏緣起而成一切法。
此真如即是佛性，即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即是第九阿摩羅識。
能變之識唯是第八阿賴耶識，而前七識是能緣。
阿陀那識是第七識而非第／＼識＼。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故皆能成佛，無有永不成佛的。
定性二乘也必由佛道而般涅槃。
這是與地論師及以後玄奘學說之不同處。
其學派在陳代是局限一隅，人隋以後方得盛行。
天台宗的成立佛教是由印度傳來的宗教，而佛教在印度也不斷的發展，也就随時有新的學派傳人中國。
這新舊傳人的不同學派在中國又互相結合而創立新的思想體系，這也是必然之勢。
天台宗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産生的。
自從鸠摩羅什傳人龍樹的中觀學派，三論師曾遍傳各地。
到了北魏，自永平(508--512)以後，勒那摩提、菩提留支、佛陀扇多等相繼東來，傳人無着、世親的瑜伽學派。
成為地論師。
三論學者吸取了瑜伽思想而發展了中觀學說，便創立了天台宗。
如湛然在《止觀義例》中說：一家教門是“以《法華》為宗旨，以《智論》為指南，以《大經》為扶疏，以《大品》為觀法”。
是以一向都以天台宗出于龍樹的學派，但今究其内容實質，是充滿瑜伽思想體系的。
最初創始者是北齊(550--577)慧文禅師。
他由《中論》的《因緣頌》和《大智度論》三智一心中得而悟道。
但是《中論》和《大智度論》的原論都是就真俗二谛而言，他卻用地論師的三谛之說解釋其文義。
三論師的觀行注重在觀法性與實相，瑜伽師的觀行注重在觀佛性與唯識。
慧文的禅觀方法多用覺心，這顯然是兼用瑜伽師的觀行。
慧思于興和元年(539)從慧文受觀心之法，悟法華三昧以後，多用随自意三昧(行住坐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