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學并弘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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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北方十六國的佛教(310—431)
後趙的佛教與佛圖澄自從西晉末年汾河流域的匈奴人劉淵起兵反抗晉統治者的壓迫，推翻了西晉王朝，建立前趙，後來羯族的石勒建立後趙，攻滅前趙，于是中國北方陷于部落集團混戰狀态，有五族十六國先後繼起，匈奴族有前趙、北涼、夏；羯族有後趙；鮮卑族有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南涼、西秦；氐族有前秦、後涼；羌族有後秦；漢人建國的有成、前涼、西涼。
自愍帝建興四年(316)西晉滅亡以後，一直到宋元嘉十六年(439)中國北部才統一于北魏，結束了混戰的局面。
十六國之中與佛教有重要關系的，是石趙的崇奉佛圖澄，苻秦的尊敬釋道安，姚秦的禮重鸠摩羅什，集三千學士廣事翻譯，弘傳中觀之學，使佛教的學術風氣為之一變，于是三學并弘，各擅專業，北涼的優遇昙無谶，創譯《涅槃經》。
此外前涼張天錫、前燕慕容銑、後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後涼呂光、西秦乞伏乾歸也都與佛教有一些聯系。
不見有關佛教史實的紀載的隻有前趙、成、南涼、西涼、夏、北燕六國。
佛教是由外國傳來的宗教，其在中國得到傳播，首先是由于自發的群衆要求，為了在階級壓迫之下求得精神的安慰，而對佛教樂于信奉。
在統治者方面最初是采取抑制的态度。
雖有一二人想利用群衆信仰作為政治資本，如楚王英、笮融，但是失敗了。
到了魏晉之初，統治者對佛教采取溫和态度，也建立寺院，供養衆僧，但還未曾以政令推行佛教。
佛教是在東晉時南北兩方民族矛盾尖銳的時期盛興起來的，而南北兩方佛教興起的情況有所不同。
南地的統治者着重在佛教學術，群衆出家，人數不多，大半集中在大城市，尚能以學修為重。
北方的統治者偏重在僧德，群衆出家極多，普遍于各州郡，主要是逃避徭役以對異族統治消極抵抗。
十六國的興起，主要由于種族壓迫，所引起的民族仇恨，所以最初的劉趙、石趙對漢族的壓迫、屠殺也極兇殘。
這時佛圖澄以一西域沙門，仗其超人的智慧，取得石勒的信任，極力以德化相勸導。
《佛圖澄傳》中說：“(石勒)專以殺戮為務，沙門遇害者甚衆。
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勸。
”及勒既見澄而信服之後，接受了佛圖澄的谏勸，“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
當時群衆既托庇于佛教，所以佛圖澄的前後門徒幾及一萬，所經過的州郡建立寺院有八百九十三所。
但石勒、石虎并不是信仰佛教，隻是由于佛圖澄對于征戰吉兇常有正确的預示，因而尊信其個人，有事必咨而後行。
石虎對他更是敬奉，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皆舉輿，司空每日往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往朝谒。
至于群衆出家以逃避徭役，石虎卻深緻不滿，于是下書問中書令：“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僞。
”結果認為漢人信奉外來的宗教，可以削弱其民族觀念，于是甯可犧牲經濟上的利益而取得政治上的成效，下書說：“佛是戎神，正所應奉”，“樂事佛者悉聽為道。
” 佛圖澄的學術思想，史傳不載。
隻稱其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辯疑滞，無能屈者。
并且注重戒行。
道安的《比丘大戒序》中說：“至澄和上，多所正焉。
”從其弟子釋道安、竺法汰的理論造詣精湛，僧朗的碩學淵通(見《水經注》)，竺法雅妙通精理，比丘尼安令首思緻淵深等來推測，而且有佛調、須菩提等遠從天竺、康居等同來從他受訓，可見其佛學成就是高深的。
前秦的佛教與釋道安佛圖澄的弟子釋道安是于劉趙時出家(325)，石趙時從佛圖澄受業。
佛圖澄卒後，石趙滅亡，避難于山西陽城縣王屋女林山，轉入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渡河依陸渾，最後遷居襄陽十五年，每年宣講《放光般若》。
太元四年(379)秦苻堅攻襄陽，迎安至長安。
僧衆數千，大弘法化。
苻堅極力效慕漢族的文明，禮賢下士以英主自居，對于道安備緻恭敬。
自稱“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
“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每日召見道安與王嘉于外殿之側。
苻堅遊于東苑，令道安同辇。
道安既得苻堅的尊重，故得以在長安與西域沙門大力提倡翻譯，為二十年後鸠摩羅什的翻譯事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先後請僧伽提婆、昙摩難提、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一百八十七卷，而道安與法和共參校定，诠定音字，詳核文旨，使新出諸經得以考正。
同時注述經義，予以正确的發揮。
其着作約有二十五部，二十八卷，今皆不傳。
傳中說：“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緻使深義湮沒未通。
每至講說，惟述大意轉讀而已。
安窮覽經典，鈎深緻遠，其所注經，序緻淵富，妙盡深旨。
條貫既序，文理會通。
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正因為道安改革了前人用外書比拟佛教的“格義”方法而直接從經文尋繹其義旨，所以能有文理會通、經義克明之功。
其着作之中，所輯《綜理衆經目錄》尤有功于佛教文獻。
傳中說：“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
後人追尋，莫測年代。
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論品新舊，撰為經錄。
衆經有據，實由其功。
”在道安以前隻有一代或一人所翻譯的經錄，自道安始作總錄，開後代佛典目錄學的先例。
此錄今不傳，但大緻采人梁僧祜《出三藏記集》中。
安于幼年在邺從佛圖澄受業時，就注意戒律，每以世亂未能盡習為恨(道安(比丘大戒序》)。
安晚年在長安，徒衆既有數千，不能不有共住的規約。
于是安制定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
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之法，三日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第一是講學的儀軌，第二是修道的儀軌，第三是持戒的儀軌。
當時天下寺舍則而從之。
魏晉沙門各自依師為姓。
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為姓，果符經旨，遂成後代的永式。
道安的提倡翻譯，述正經義，纂輯經錄，制定軌範，在佛教界中完成了承先啟後之功，是偉大的。
苻秦一代翻譯的成功，竺佛念的功績也不為小。
竺佛念是涼州人，精于訓沽之學，善曉華戎音義，先協助昙摩持傳譯，後也自譯。
苻秦譯師鸠摩羅佛提(382)、僧伽跋澄(381--385)、昙摩鞞(382)、僧伽提婆(383--385)、昙摩難提(384--391)都是由竺佛念和佛護二人傳譯的。
當時人推竺佛念為苻姚二秦譯人之宗，安世高、支謙之後莫有逾者。
苻秦一代所譯多是小乘根本典籍，如《四阿含暮鈔解》、《三法度論》(佚)、《中阿含經》(佚)、《增一阿含經》(佚)、《八犍度論》、《稗婆沙論》、《阿毗昙心》(佚)等。
小乘學派的研究，從此奠定了基礎。
後秦的佛教與鸠摩羅什佛教自漢代傳人中國，多事齋忏祠祀，人晉以後偏重般若思想，到了姚秦，佛教的學風又為之一變，一則由于鸠摩羅什傳人了龍樹的中觀學派，使般若思想歸于純正，二則禅法和廣律的傳譯漸臻完備，于是戒學、定學、慧學，波湧于釋門，律師、禅師、法師，分镳而并路。
法師慧解之中又各擅專經，不再限于般若。
鸠摩羅什的父親鸠摩羅炎是印度的國相。
舍相位而出家，到了龜茲為龜茲王所迫，娶了王妹(耆婆)，而生鸠摩羅耆婆，簡譯為鸠摩羅什。
七歲随母出家，十二歲遍通小乘經論及世俗文典。
後來改學大乘，從須利耶蘇摩學《中論》、《百論》、《十二門論》。
二十歲受戒後，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
苻堅于建元十八年(382)派呂光攻龜茲，欲迎鸠摩羅什東來。
建元二十一年(385)呂光回師到涼州，苻堅被殺，呂光在涼州自立為王，鸠摩羅什留在涼州十六年之久。
到後秦姚興弘始三年(401)滅涼，始迎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在西明阇、逍遙園、草堂寺等處先後翻譯出衆經七十五部，三百八十四卷。
弘始十五年(413)卒，年七十四。
羅什譯經時，随即講授，所以新經
自愍帝建興四年(316)西晉滅亡以後，一直到宋元嘉十六年(439)中國北部才統一于北魏，結束了混戰的局面。
十六國之中與佛教有重要關系的，是石趙的崇奉佛圖澄，苻秦的尊敬釋道安，姚秦的禮重鸠摩羅什，集三千學士廣事翻譯，弘傳中觀之學，使佛教的學術風氣為之一變，于是三學并弘，各擅專業，北涼的優遇昙無谶，創譯《涅槃經》。
此外前涼張天錫、前燕慕容銑、後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後涼呂光、西秦乞伏乾歸也都與佛教有一些聯系。
不見有關佛教史實的紀載的隻有前趙、成、南涼、西涼、夏、北燕六國。
佛教是由外國傳來的宗教，其在中國得到傳播，首先是由于自發的群衆要求，為了在階級壓迫之下求得精神的安慰，而對佛教樂于信奉。
在統治者方面最初是采取抑制的态度。
雖有一二人想利用群衆信仰作為政治資本，如楚王英、笮融，但是失敗了。
到了魏晉之初，統治者對佛教采取溫和态度，也建立寺院，供養衆僧，但還未曾以政令推行佛教。
佛教是在東晉時南北兩方民族矛盾尖銳的時期盛興起來的，而南北兩方佛教興起的情況有所不同。
南地的統治者着重在佛教學術，群衆出家，人數不多，大半集中在大城市，尚能以學修為重。
北方的統治者偏重在僧德，群衆出家極多，普遍于各州郡，主要是逃避徭役以對異族統治消極抵抗。
十六國的興起，主要由于種族壓迫，所引起的民族仇恨，所以最初的劉趙、石趙對漢族的壓迫、屠殺也極兇殘。
這時佛圖澄以一西域沙門，仗其超人的智慧，取得石勒的信任，極力以德化相勸導。
《佛圖澄傳》中說：“(石勒)專以殺戮為務，沙門遇害者甚衆。
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勸。
”及勒既見澄而信服之後，接受了佛圖澄的谏勸，“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
當時群衆既托庇于佛教，所以佛圖澄的前後門徒幾及一萬，所經過的州郡建立寺院有八百九十三所。
但石勒、石虎并不是信仰佛教，隻是由于佛圖澄對于征戰吉兇常有正确的預示，因而尊信其個人，有事必咨而後行。
石虎對他更是敬奉，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皆舉輿，司空每日往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往朝谒。
至于群衆出家以逃避徭役，石虎卻深緻不滿，于是下書問中書令：“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僞。
”結果認為漢人信奉外來的宗教，可以削弱其民族觀念，于是甯可犧牲經濟上的利益而取得政治上的成效，下書說：“佛是戎神，正所應奉”，“樂事佛者悉聽為道。
” 佛圖澄的學術思想，史傳不載。
隻稱其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辯疑滞，無能屈者。
并且注重戒行。
道安的《比丘大戒序》中說：“至澄和上，多所正焉。
”從其弟子釋道安、竺法汰的理論造詣精湛，僧朗的碩學淵通(見《水經注》)，竺法雅妙通精理，比丘尼安令首思緻淵深等來推測，而且有佛調、須菩提等遠從天竺、康居等同來從他受訓，可見其佛學成就是高深的。
前秦的佛教與釋道安佛圖澄的弟子釋道安是于劉趙時出家(325)，石趙時從佛圖澄受業。
佛圖澄卒後，石趙滅亡，避難于山西陽城縣王屋女林山，轉入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渡河依陸渾，最後遷居襄陽十五年，每年宣講《放光般若》。
太元四年(379)秦苻堅攻襄陽，迎安至長安。
僧衆數千，大弘法化。
苻堅極力效慕漢族的文明，禮賢下士以英主自居，對于道安備緻恭敬。
自稱“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
“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每日召見道安與王嘉于外殿之側。
苻堅遊于東苑，令道安同辇。
道安既得苻堅的尊重，故得以在長安與西域沙門大力提倡翻譯，為二十年後鸠摩羅什的翻譯事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先後請僧伽提婆、昙摩難提、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一百八十七卷，而道安與法和共參校定，诠定音字，詳核文旨，使新出諸經得以考正。
同時注述經義，予以正确的發揮。
其着作約有二十五部，二十八卷，今皆不傳。
傳中說：“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緻使深義湮沒未通。
每至講說，惟述大意轉讀而已。
安窮覽經典，鈎深緻遠，其所注經，序緻淵富，妙盡深旨。
條貫既序，文理會通。
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正因為道安改革了前人用外書比拟佛教的“格義”方法而直接從經文尋繹其義旨，所以能有文理會通、經義克明之功。
其着作之中，所輯《綜理衆經目錄》尤有功于佛教文獻。
傳中說：“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
後人追尋，莫測年代。
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論品新舊，撰為經錄。
衆經有據，實由其功。
”在道安以前隻有一代或一人所翻譯的經錄，自道安始作總錄，開後代佛典目錄學的先例。
此錄今不傳，但大緻采人梁僧祜《出三藏記集》中。
安于幼年在邺從佛圖澄受業時，就注意戒律，每以世亂未能盡習為恨(道安(比丘大戒序》)。
安晚年在長安，徒衆既有數千，不能不有共住的規約。
于是安制定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
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之法，三日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第一是講學的儀軌，第二是修道的儀軌，第三是持戒的儀軌。
當時天下寺舍則而從之。
魏晉沙門各自依師為姓。
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為姓，果符經旨，遂成後代的永式。
道安的提倡翻譯，述正經義，纂輯經錄，制定軌範，在佛教界中完成了承先啟後之功，是偉大的。
苻秦一代翻譯的成功，竺佛念的功績也不為小。
竺佛念是涼州人，精于訓沽之學，善曉華戎音義，先協助昙摩持傳譯，後也自譯。
苻秦譯師鸠摩羅佛提(382)、僧伽跋澄(381--385)、昙摩鞞(382)、僧伽提婆(383--385)、昙摩難提(384--391)都是由竺佛念和佛護二人傳譯的。
當時人推竺佛念為苻姚二秦譯人之宗，安世高、支謙之後莫有逾者。
苻秦一代所譯多是小乘根本典籍，如《四阿含暮鈔解》、《三法度論》(佚)、《中阿含經》(佚)、《增一阿含經》(佚)、《八犍度論》、《稗婆沙論》、《阿毗昙心》(佚)等。
小乘學派的研究，從此奠定了基礎。
後秦的佛教與鸠摩羅什佛教自漢代傳人中國，多事齋忏祠祀，人晉以後偏重般若思想，到了姚秦，佛教的學風又為之一變，一則由于鸠摩羅什傳人了龍樹的中觀學派，使般若思想歸于純正，二則禅法和廣律的傳譯漸臻完備，于是戒學、定學、慧學，波湧于釋門，律師、禅師、法師，分镳而并路。
法師慧解之中又各擅專經，不再限于般若。
鸠摩羅什的父親鸠摩羅炎是印度的國相。
舍相位而出家，到了龜茲為龜茲王所迫，娶了王妹(耆婆)，而生鸠摩羅耆婆，簡譯為鸠摩羅什。
七歲随母出家，十二歲遍通小乘經論及世俗文典。
後來改學大乘，從須利耶蘇摩學《中論》、《百論》、《十二門論》。
二十歲受戒後，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
苻堅于建元十八年(382)派呂光攻龜茲，欲迎鸠摩羅什東來。
建元二十一年(385)呂光回師到涼州，苻堅被殺，呂光在涼州自立為王，鸠摩羅什留在涼州十六年之久。
到後秦姚興弘始三年(401)滅涼，始迎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在西明阇、逍遙園、草堂寺等處先後翻譯出衆經七十五部，三百八十四卷。
弘始十五年(413)卒，年七十四。
羅什譯經時，随即講授，所以新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