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學并弘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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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出，即有注解行世。
如《維摩經》、《金剛經》等都有羅什注。
羅什譯《中論》才得兩卷，道融便即宣講，什又命道融講《新法華經》。
羅什譯《成實論》令僧睿講之。
這對于翻譯時審文證義是有大幫助的，羅什所譯《摩诃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後世三論師、四論師的根本典籍，而《成實論》也發展成為成實師的專學。
羅什所譯禅經，如《坐禅三昧經》、《禅秘要經》、《禅法要解》、《思惟要略法》、《菩薩呵色欲法》，對當時的禅法起很大的作用，所譯《梵網經》成為後世受菩薩戒的根據。
羅什的着作，如《實相論》、《答王稚遠問》等今不傳，唯存答慧遠的《大乘大義章》二卷和《答姚興通三世論》一篇(《廣弘明集》)。
羅什運用達意的譯法，一變從前樸拙之風，成為中國三大翻譯家之一。
羅什門下所謂三千學士，其中有盛弘中觀的如僧肇、道融、竺道生、慧嚴、慧觀、慧睿等，有專心禅修的如僧睿等，有精通《成實》的如僧嵩、僧導等，有研究《十誦》的如僧業、慧詢等。
當時人稱說：“通情則(道)生、(道)融上首，精難則(慧)觀、(僧)肇第一。
”又說：“(道)生、(僧)睿發天真，(慧)嚴、(慧)觀窒流得，慧義修悖進，冠淵(即道淵，姓冠)于默塞。
”盛弘中觀之中，僧肇、道融、道生、僧睿，号稱四哲。
竺道生後來南下到建業，獨樹一幟。
四哲之中應推僧肇為上首，着有《肇論》一卷及《維摩經注》。
僧睿、道恒所作諸經序論存在《出三藏記集》及《弘明集》中。
．姚秦時廣律的傳譯，首先由弗若多羅、昙摩流支、卑摩羅叉三人先後譯出《十誦律》六十一卷，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六十卷。
其後法顯由天竺帶回來《僧隻律》和《五分律》，經佛陀跋陀羅在建業與法顯共譯出《僧隻律》四十卷，宋時佛陀什譯出《五分律》三十卷。
于是中國律學始稱完備。
當時因為鸠摩羅什是學《十誦律》的，所以《十誦》在漢地普遍盛弘起來，《僧隻律》也因為佛陀跋陀羅的關系，流行于江南，而傳習其他律部是很少的。
北涼的佛教與昙無谶印度的大乘佛教分為中觀、瑜伽兩宗。
中觀以性空為宗，所以多說法性。
瑜伽以唯識為宗，所以多說佛性。
羅什是中觀系統，翻譯的經典和般若、法華及方等諸經多是說法性的。
佛陀跋陀羅譯出《華嚴經》，是瑜伽六根本經之一，他的學派是屬于瑜伽的。
北涼有昙無谶譯出《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大集經》三十卷和《菩薩地持經》十卷等，《菩薩地持經》是《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的異譯，而《大般涅槃經》廣談佛性的道理，因此昙無谶的學派應當也是屬于初期的瑜伽學派，而開漢地涅槃學的先河。
昙無谶是中印度人，六歲父亡，為達摩耶舍弟子，誦咒讀經，初學小乘，後從白頭禅師學《涅槃經》。
後至罽賓，罽賓多學小乘，不信涅槃，進到姑臧，沮渠蒙遜接待甚厚。
學語三年，以玄始三年(414)創譯，至玄始十五年(426)譯出經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
義和三年(433)，魏太武帝聽說昙無谶道術，派人到北涼請他。
沮渠蒙遜不肯令他去，因遣人刺殺之，時年四十九。
時有道進要從谶受菩薩戒。
谶教竭誠忏悔七日七夜，方為受戒。
自後有名先進如道朗等，先後從道進受菩薩戒的有一千餘人。
昙無谶的菩薩戒法一直流傳到現在。
西行求法自曹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260)朱士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經》，竺法護于西晉初遊曆西域，大得梵本，回到長安廣事翻譯而後，引起漢僧向往之心。
加以北國處在異族的殘酷統治之下，沙門更有甯冒西行的艱苦而不甘于屈服，一時西行求法頗有多人。
前漢時(318--329)有康法朗與同伴四人從張掖西行，過流沙，見一古寺，四人留彼寺中專精道業，康獨遊曆各國。
回國後在中山講授，前涼太清十一年(373)與慧常、進行、慧辯同往天竺，途過涼州，參加涼州張天錫的譯場。
又有僧純、昙充到龜茲，從雲慕蘭寺大德佛圖舌彌求得《比丘尼戒本尼受大戒法》、《二歲戒儀》回到長安，以前秦建元十五年(379)譯出。
晉孝武帝時(373--396)慧睿由蜀西遊，經曆各國，到南天竺，還到廬山，又到長安，撰有《十四音訓叙》，今不傳。
廬山慧遠遣弟子支法淨、支法領往西域求法，于于阗得《華嚴經》等梵本二百餘部而回。
西行中最有成績的是法顯。
法顯以後秦弘始元年(399)與同學道整、慧應、慧景、慧達、慧嵬從長安西行。
在張掖又與寶雲、僧景、慧簡、智嚴、僧紹相遇。
慧嵬、慧簡、智嚴到了烏夷國，因路費不足，轉回高昌，智嚴複往罽賓邀請佛陀跋陀羅同經天竺乘船東來。
僧紹行到于阗，獨往罽賓。
慧景在小雪山凍死，慧應在那竭國佛缽寺病死。
慧達、寶雲、僧景行到弗樓沙國先回。
隻有道整同法顯到了印度。
道整留在印度巴連弗邑不回。
法顯在路中走了六年才到中印度巴連弗邑，在彼留學六年，得到《僧隻律》等。
又南行到師子國(今錫蘭)，在彼住了兩年，得到《彌沙塞律》等。
由海路回國，又走了一年。
以義熙九年(413)到山東青州牢山登岸。
回到建業，與佛陀跋陀羅譯出《僧隻律》。
後往江陵，卒于辛寺。
着有《佛國記》一卷，至今奉為研究當時印度和西域曆史的重要資料。
後秦弘始八年(406)智猛與同伴十五人從長安到涼州西行。
其中九人到蔥嶺便回，道嵩在波侖國病死。
又有四人在回國途中病死。
隻有昙纂與猛同出同歸。
猛到天竺迦維羅衛國、華氏城等處，得到《涅槃經》、《僧隻律》等。
仍從陸路回國。
撰有《遊行外國傳》，今不傳。
北方佛教的發展情況佛教在北方十六國的發展主要是由于群衆在異族殘酷統治之下，為逃避苛刻的徭役而競共出家，幾乎遍于州郡，當然寺院也遍于各地。
人民在不斷的混戰之中，被屠殺和掠奪，生産受到破壞，經濟受到摧殘。
各地建寺的費用可由信徒擔負而僧侶生活必須自籌，同時也無法乞食自活。
所以北方僧衆多半自耕自食。
如道安年十二歲出家，驅役田舍至于三年。
後來從師求經，還要帶到田間在耕作休息的時候來閱讀。
法顯少時與同學數十人，都是沙彌，在田中割稻，遇賊來奪谷，諸沙彌都逃走，唯顯留與賊共語。
寺僧數百人莫不歎服。
由此可見當時人既隻為逃避徭役而出家，可以終身不受比丘戒，以沙彌的身份為寺中耕作。
大約一僧之耕，可供十僧之食，此與江南僧侶集中在都市，依靠信衆供養的情況不同。
出家人既多，喪失了征役勞力，這對于統治者是不利的。
因此在北方數次引起了沙汰衆僧之舉。
在苻秦時，苻堅曾沙汰衆僧，當時隻有泰山僧朗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到姚秦時，由于鸠摩羅什在長安弘化，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
起浮圖于永貴裡，立般若台于中宮。
沙門坐禅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于是姚興不得不限制僧衆，以僧碧為僧主，僧遷為悅衆，法欣、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
碧資侍中秩，傳诏羊車各二人。
遷等并有厚給。
弘始七年(405)又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是為北國立僧正，建僧籍之始。
北方諸國的統治者對于佛教，除後秦姚興尚通達佛理，其餘大都不是對教理有所景仰，而隻是對高僧的尊重。
原因是由于部落集團相互混戰，謀臣武将各有私心，使統治者往往苦悶，莫知所從。
唯有出家僧德與世無争，遇事可以徵詢而不至被欺。
僧衆在乎日也就參加朝會，遇事也就幹預其間。
如後趙石虎之對佛圖澄，每事必咨而後行。
朝會之日佛圖澄也升殿參加。
姚襄之敗，沙門智通勸其勵兵收衆，更圖後舉。
前秦苻堅要攻晉，群臣請道安谏阻。
後燕慕容華遣太子寶攻魏。
因為不聽沙門支昙猛“魏軍将至”的預告而大敗
如《維摩經》、《金剛經》等都有羅什注。
羅什譯《中論》才得兩卷，道融便即宣講，什又命道融講《新法華經》。
羅什譯《成實論》令僧睿講之。
這對于翻譯時審文證義是有大幫助的，羅什所譯《摩诃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後世三論師、四論師的根本典籍，而《成實論》也發展成為成實師的專學。
羅什所譯禅經，如《坐禅三昧經》、《禅秘要經》、《禅法要解》、《思惟要略法》、《菩薩呵色欲法》，對當時的禅法起很大的作用，所譯《梵網經》成為後世受菩薩戒的根據。
羅什的着作，如《實相論》、《答王稚遠問》等今不傳，唯存答慧遠的《大乘大義章》二卷和《答姚興通三世論》一篇(《廣弘明集》)。
羅什運用達意的譯法，一變從前樸拙之風，成為中國三大翻譯家之一。
羅什門下所謂三千學士，其中有盛弘中觀的如僧肇、道融、竺道生、慧嚴、慧觀、慧睿等，有專心禅修的如僧睿等，有精通《成實》的如僧嵩、僧導等，有研究《十誦》的如僧業、慧詢等。
當時人稱說：“通情則(道)生、(道)融上首，精難則(慧)觀、(僧)肇第一。
”又說：“(道)生、(僧)睿發天真，(慧)嚴、(慧)觀窒流得，慧義修悖進，冠淵(即道淵，姓冠)于默塞。
”盛弘中觀之中，僧肇、道融、道生、僧睿，号稱四哲。
竺道生後來南下到建業，獨樹一幟。
四哲之中應推僧肇為上首，着有《肇論》一卷及《維摩經注》。
僧睿、道恒所作諸經序論存在《出三藏記集》及《弘明集》中。
．姚秦時廣律的傳譯，首先由弗若多羅、昙摩流支、卑摩羅叉三人先後譯出《十誦律》六十一卷，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六十卷。
其後法顯由天竺帶回來《僧隻律》和《五分律》，經佛陀跋陀羅在建業與法顯共譯出《僧隻律》四十卷，宋時佛陀什譯出《五分律》三十卷。
于是中國律學始稱完備。
當時因為鸠摩羅什是學《十誦律》的，所以《十誦》在漢地普遍盛弘起來，《僧隻律》也因為佛陀跋陀羅的關系，流行于江南，而傳習其他律部是很少的。
北涼的佛教與昙無谶印度的大乘佛教分為中觀、瑜伽兩宗。
中觀以性空為宗，所以多說法性。
瑜伽以唯識為宗，所以多說佛性。
羅什是中觀系統，翻譯的經典和般若、法華及方等諸經多是說法性的。
佛陀跋陀羅譯出《華嚴經》，是瑜伽六根本經之一，他的學派是屬于瑜伽的。
北涼有昙無谶譯出《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大集經》三十卷和《菩薩地持經》十卷等，《菩薩地持經》是《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的異譯，而《大般涅槃經》廣談佛性的道理，因此昙無谶的學派應當也是屬于初期的瑜伽學派，而開漢地涅槃學的先河。
昙無谶是中印度人，六歲父亡，為達摩耶舍弟子，誦咒讀經，初學小乘，後從白頭禅師學《涅槃經》。
後至罽賓，罽賓多學小乘，不信涅槃，進到姑臧，沮渠蒙遜接待甚厚。
學語三年，以玄始三年(414)創譯，至玄始十五年(426)譯出經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
義和三年(433)，魏太武帝聽說昙無谶道術，派人到北涼請他。
沮渠蒙遜不肯令他去，因遣人刺殺之，時年四十九。
時有道進要從谶受菩薩戒。
谶教竭誠忏悔七日七夜，方為受戒。
自後有名先進如道朗等，先後從道進受菩薩戒的有一千餘人。
昙無谶的菩薩戒法一直流傳到現在。
西行求法自曹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260)朱士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經》，竺法護于西晉初遊曆西域，大得梵本，回到長安廣事翻譯而後，引起漢僧向往之心。
加以北國處在異族的殘酷統治之下，沙門更有甯冒西行的艱苦而不甘于屈服，一時西行求法頗有多人。
前漢時(318--329)有康法朗與同伴四人從張掖西行，過流沙，見一古寺，四人留彼寺中專精道業，康獨遊曆各國。
回國後在中山講授，前涼太清十一年(373)與慧常、進行、慧辯同往天竺，途過涼州，參加涼州張天錫的譯場。
又有僧純、昙充到龜茲，從雲慕蘭寺大德佛圖舌彌求得《比丘尼戒本尼受大戒法》、《二歲戒儀》回到長安，以前秦建元十五年(379)譯出。
晉孝武帝時(373--396)慧睿由蜀西遊，經曆各國，到南天竺，還到廬山，又到長安，撰有《十四音訓叙》，今不傳。
廬山慧遠遣弟子支法淨、支法領往西域求法，于于阗得《華嚴經》等梵本二百餘部而回。
西行中最有成績的是法顯。
法顯以後秦弘始元年(399)與同學道整、慧應、慧景、慧達、慧嵬從長安西行。
在張掖又與寶雲、僧景、慧簡、智嚴、僧紹相遇。
慧嵬、慧簡、智嚴到了烏夷國，因路費不足，轉回高昌，智嚴複往罽賓邀請佛陀跋陀羅同經天竺乘船東來。
僧紹行到于阗，獨往罽賓。
慧景在小雪山凍死，慧應在那竭國佛缽寺病死。
慧達、寶雲、僧景行到弗樓沙國先回。
隻有道整同法顯到了印度。
道整留在印度巴連弗邑不回。
法顯在路中走了六年才到中印度巴連弗邑，在彼留學六年，得到《僧隻律》等。
又南行到師子國(今錫蘭)，在彼住了兩年，得到《彌沙塞律》等。
由海路回國，又走了一年。
以義熙九年(413)到山東青州牢山登岸。
回到建業，與佛陀跋陀羅譯出《僧隻律》。
後往江陵，卒于辛寺。
着有《佛國記》一卷，至今奉為研究當時印度和西域曆史的重要資料。
後秦弘始八年(406)智猛與同伴十五人從長安到涼州西行。
其中九人到蔥嶺便回，道嵩在波侖國病死。
又有四人在回國途中病死。
隻有昙纂與猛同出同歸。
猛到天竺迦維羅衛國、華氏城等處，得到《涅槃經》、《僧隻律》等。
仍從陸路回國。
撰有《遊行外國傳》，今不傳。
北方佛教的發展情況佛教在北方十六國的發展主要是由于群衆在異族殘酷統治之下，為逃避苛刻的徭役而競共出家，幾乎遍于州郡，當然寺院也遍于各地。
人民在不斷的混戰之中，被屠殺和掠奪，生産受到破壞，經濟受到摧殘。
各地建寺的費用可由信徒擔負而僧侶生活必須自籌，同時也無法乞食自活。
所以北方僧衆多半自耕自食。
如道安年十二歲出家，驅役田舍至于三年。
後來從師求經，還要帶到田間在耕作休息的時候來閱讀。
法顯少時與同學數十人，都是沙彌，在田中割稻，遇賊來奪谷，諸沙彌都逃走，唯顯留與賊共語。
寺僧數百人莫不歎服。
由此可見當時人既隻為逃避徭役而出家，可以終身不受比丘戒，以沙彌的身份為寺中耕作。
大約一僧之耕，可供十僧之食，此與江南僧侶集中在都市，依靠信衆供養的情況不同。
出家人既多，喪失了征役勞力，這對于統治者是不利的。
因此在北方數次引起了沙汰衆僧之舉。
在苻秦時，苻堅曾沙汰衆僧，當時隻有泰山僧朗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到姚秦時，由于鸠摩羅什在長安弘化，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
起浮圖于永貴裡，立般若台于中宮。
沙門坐禅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于是姚興不得不限制僧衆，以僧碧為僧主，僧遷為悅衆，法欣、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
碧資侍中秩，傳诏羊車各二人。
遷等并有厚給。
弘始七年(405)又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是為北國立僧正，建僧籍之始。
北方諸國的統治者對于佛教，除後秦姚興尚通達佛理，其餘大都不是對教理有所景仰，而隻是對高僧的尊重。
原因是由于部落集團相互混戰，謀臣武将各有私心，使統治者往往苦悶，莫知所從。
唯有出家僧德與世無争，遇事可以徵詢而不至被欺。
僧衆在乎日也就參加朝會，遇事也就幹預其間。
如後趙石虎之對佛圖澄，每事必咨而後行。
朝會之日佛圖澄也升殿參加。
姚襄之敗，沙門智通勸其勵兵收衆，更圖後舉。
前秦苻堅要攻晉，群臣請道安谏阻。
後燕慕容華遣太子寶攻魏。
因為不聽沙門支昙猛“魏軍将至”的預告而大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