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學并弘時期
關燈
小
中
大
很大的争論。
顧歡的《夷夏論》中說：“端委摺紳，諸華之容，剪發纏衣，群夷之服。
擎跪磐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
棺殡國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流，西戎之俗。
”又說：“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舍華效夷，義将安取。
”于是明僧紹作《正二教論》，謝鎮之作《折夷夏論》，朱昭之作《難夷夏論》，朱廣之作《咨夷夏論》，僧愍作《戎華論》，袁粲代慧通作《駁夷夏論》等以駁顧氏之說。
又有道士假借張融的名義，作《三破論》以批評佛教說：佛教人國而破國，興造無費，苦克百姓，使國空民窮。
二人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
三人身而破身，使人身之體有毀傷之疾，髡頭之苦，不孝之逆，絕種之罪，亡體之誡。
唯學不孝，何故言哉。
于是劉勰作《滅惑論》，釋僧順作《釋三破論》以駁之。
張融家世奉佛而舅氏奉道，因此張融不得不調和兩家，作《／刁律》一篇，以為道也與佛，區極無二，可以專遵于佛迹而無傳于道本。
并以門論示二何、兩孔及周頤。
周頤答書難問說：“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
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窮照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異。
”彼此往覆難問，積有卷數。
佛之與道既有夷夏之别而引起了争論，于是佛教中所遵行的印度習慣，也成為佛教内部遵守與否的争論。
沙門的食則踞坐、衣則袒服，是遵守印度的習慣，而為漢人所譏議。
慧遠曾作《沙門袒服論》，說明袒服的用義。
何無忌作書難問，慧遠再作書答之。
宋文帝時鄭道子與沙門書，論踞食的簡慢。
範泰是信佛的，并且建隻洹寺，但是他也反對踞食，與諸僧争執，乃至和道生、慧觀辯論，而由司徒王弘以及朝臣奏請宋文帝來決定。
這一場辯論是很激烈的。
結果是認為如來畫一之制，止可謹守而行而仍從原來的習慣。
南方佛教的發展情況據《辯正論》所記：宋世合寺一千九百三十一所，僧尼三萬六千人。
齊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這個數字與北方相比，是很微末的。
但是《辯正論》說宋世佛教是名僧智士郁若稻蔗，寶刹金輪森如竹葦。
這就說明，江南的寺院和僧尼隻是集中在大都市。
唐人詩句說建業一處，已經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了。
總計南方佛教情況：一是建寺的糜費；二是僧侶的生活主要依靠信衆的财物布施；三是設立僧官；四是僧侶與權貴相交結，多生過愆，因而引起沙汰；五是佛教的興盛影響了國際的往來。
宋齊之世建塔造寺日益增多。
如宋蕭慧開一人而為父在四處起建四寺。
朝貴也多舍宅為寺，如範泰在宅西立隻洹寺，沈道虔舍宅為寺等，因此宋元嘉十二年(435)丹陽尹蕭摹之上啟事說：“佛人中國，已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甲第顯宅于茲殆盡。
林竹銅彩，糜損無極。
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依事列言須許報乃可為之。
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用诏書律，銅宅林苑皆悉人官。
”《宋書·夷蠻傳》)文帝從之，但事實上建寺之風仍成習尚。
宋孝武帝殷貴妃卒，由僚佐集錢立新安寺。
齊豫章王襄卒，武帝貨其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
明帝起湘宮寺，極為奢侈。
這樣糜費，當然給經濟上帶來極大的虛耗。
齊武帝在臨終時，遺令自今公私不得出家及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悉罷斷之。
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者。
明帝時張泰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中一條也說宜毀廢塔寺。
當時寺院的經濟是很富裕的，其主要來源是信衆的财物布施。
元嘉二十一年(4鸲)隻洹寺慧義卒，資生雜物近盈百萬。
元嘉二十七年(450)宋與魏連年攻戰，宋有司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并四分換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又吳郡西台寺多富沙門，孝建(454--456)中王僧達為吳郡太守，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下劫寺内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
明帝泰始元年(465)賜道猛三十萬以供資給。
齊世建元(479---482)中高帝敕捐百戶與岷山郡廣陽縣玄暢，以充俸給。
王敬則見靈鹫寺僧審，即奉米千斛。
永元二年(500)荇荊州事蕭穎胄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
．時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重數千兩，埋土中。
蕭穎胄乃取此龍以為軍費。
江南僧徒所得财施如此富厚，正說明當時江南經濟的繁榮。
這與北方僧侶自耕而食的情況也不同了。
北國的僧徒遍于全國，所以設立僧官是首先建立中央的僧正而後推行全國，各州郡普遍設立。
南方的僧侶是集中都市，因此先在僧侶集中的地方設立僧正，後來發展才設立全國性的天下僧正。
南方晉末始置僧司(《續高僧傳·僧遷傳》)。
見于紀載的有蜀郡僧正僧恭(《高僧傳·慧持傳》)。
宋齊之世有荊州僧正，吳國僧正，南克州僧正，南海僧正，江州僧正，郢州僧正，雍州僧正等。
這些僧正可由中央任用，也可由刺史以教令任用。
宋世都邑僧正有法和(《僧苞傳》)、法穎(本傳)、道溫(本傳)、昙嶽、智斌(《僧瑾傳》)。
齊初法穎再為僧正，其後有法悅。
京師除了僧正之外還有都維那、悅衆二職。
宋世以慧璩為京邑都維那。
宋明帝泰始(465--471)中始以僧瑾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
繼任的是昙度(《僧瑾傳》)、道盛(本傳)、法持(《佛祖統紀》)。
齊世以法獻、玄暢同為僧主，分任南北兩岸。
宋代還有都邑尼正、尼統。
宋明帝太始二年(466)以寶賢尼為都邑僧正，法淨尼為都邑維刀口。
在宋初曾在部分地區出現沙汰沙門之舉，如宋太祖即位時(元嘉元年，424)，劉粹為雍州刺史，釋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吏。
其後沙門權貴交相結納者益甚。
元嘉四年(427)文帝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當時曾有黑衣宰相之譏。
廬陵王義真、謝靈運、顔延之都與慧琳周旋異常。
元嘉六年(429)江夏王義恭為荊州刺史，就文帝求一義學沙門以自随。
其後元嘉二十一年(444)義宣鎮荊州，亦請求那跋陀羅同行。
元嘉二十二年(445)範晔謀殺文帝，立彭城王義康，王園寺法靜尼參預往還，義康所供養法略道人，罷道而為奔走。
元嘉二十五年(448)南郡王義宣多蓄嫔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千三十人。
崇飾绮麗，費用殷廣。
孝武孝建元年(454)江州刺史臧質反，柳元景為檄宣數其罪雲：“質姬妾百房，尼僧千計。
”其年孝武帝普責百官谠言，周朗上書評論僧尼雜亂情況說：“習慧者日替其修，事戒者日繁其過。
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複粗假醫術，托雜蔔數，延姝滿室，置酒浃堂，寄夫寄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恒有。
”“今宜嚴申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着者悉皆罷遣，餘則随其藝行各為條制。
使禅義經誦，人能其一。
”大明二年(458)沙門昙标、道方與秣陵民藍宏期等謀于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殺太宰及諸大臣，立羌民高阇為天子。
事發被誅。
孝武帝因下诏沙汰沙門，自非誡行精苦，并使還俗。
但諸寺尼僧出入宮掖，交關妃後，制竟不能行。
大明六年(462)孝武帝又制沙門緻敬人主。
至廢帝立(465)，仍複舊制。
宋後廢帝于元徽五年(477))遊青園尼寺，又到新安寺就昙度道人飲酒醉，回宮後被害死的。
到了齊代各帝遊幸寺院也是常事。
齊高帝建元元年(479)至莊嚴寺聽僧遠道人講。
武帝永明元年(483)往安樂寺，和帝中興元年(501)于竹林寺禅房宴群臣。
由于漢地佛法的興盛，對于西域和好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元嘉五年(428)師子國王刹利摩阿奉表，天竺迦毗黎王月愛遣使奉表，元嘉七年(430)诃羅陀國遣使奉表，十年(433)阿羅單國王毗阿跋摩奉表，十二年(435)阇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阿羅跋摩遣使奉表，都盛贊中國佛法的興盛，并獻方物。
顧歡的《夷夏論》中說：“端委摺紳，諸華之容，剪發纏衣，群夷之服。
擎跪磐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
棺殡國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流，西戎之俗。
”又說：“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舍華效夷，義将安取。
”于是明僧紹作《正二教論》，謝鎮之作《折夷夏論》，朱昭之作《難夷夏論》，朱廣之作《咨夷夏論》，僧愍作《戎華論》，袁粲代慧通作《駁夷夏論》等以駁顧氏之說。
又有道士假借張融的名義，作《三破論》以批評佛教說：佛教人國而破國，興造無費，苦克百姓，使國空民窮。
二人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
三人身而破身，使人身之體有毀傷之疾，髡頭之苦，不孝之逆，絕種之罪，亡體之誡。
唯學不孝，何故言哉。
于是劉勰作《滅惑論》，釋僧順作《釋三破論》以駁之。
張融家世奉佛而舅氏奉道，因此張融不得不調和兩家，作《／刁律》一篇，以為道也與佛，區極無二，可以專遵于佛迹而無傳于道本。
并以門論示二何、兩孔及周頤。
周頤答書難問說：“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
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窮照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異。
”彼此往覆難問，積有卷數。
佛之與道既有夷夏之别而引起了争論，于是佛教中所遵行的印度習慣，也成為佛教内部遵守與否的争論。
沙門的食則踞坐、衣則袒服，是遵守印度的習慣，而為漢人所譏議。
慧遠曾作《沙門袒服論》，說明袒服的用義。
何無忌作書難問，慧遠再作書答之。
宋文帝時鄭道子與沙門書，論踞食的簡慢。
範泰是信佛的，并且建隻洹寺，但是他也反對踞食，與諸僧争執，乃至和道生、慧觀辯論，而由司徒王弘以及朝臣奏請宋文帝來決定。
這一場辯論是很激烈的。
結果是認為如來畫一之制，止可謹守而行而仍從原來的習慣。
南方佛教的發展情況據《辯正論》所記：宋世合寺一千九百三十一所，僧尼三萬六千人。
齊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這個數字與北方相比，是很微末的。
但是《辯正論》說宋世佛教是名僧智士郁若稻蔗，寶刹金輪森如竹葦。
這就說明，江南的寺院和僧尼隻是集中在大都市。
唐人詩句說建業一處，已經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了。
總計南方佛教情況：一是建寺的糜費；二是僧侶的生活主要依靠信衆的财物布施；三是設立僧官；四是僧侶與權貴相交結，多生過愆，因而引起沙汰；五是佛教的興盛影響了國際的往來。
宋齊之世建塔造寺日益增多。
如宋蕭慧開一人而為父在四處起建四寺。
朝貴也多舍宅為寺，如範泰在宅西立隻洹寺，沈道虔舍宅為寺等，因此宋元嘉十二年(435)丹陽尹蕭摹之上啟事說：“佛人中國，已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甲第顯宅于茲殆盡。
林竹銅彩，糜損無極。
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依事列言須許報乃可為之。
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用诏書律，銅宅林苑皆悉人官。
”《宋書·夷蠻傳》)文帝從之，但事實上建寺之風仍成習尚。
宋孝武帝殷貴妃卒，由僚佐集錢立新安寺。
齊豫章王襄卒，武帝貨其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
明帝起湘宮寺，極為奢侈。
這樣糜費，當然給經濟上帶來極大的虛耗。
齊武帝在臨終時，遺令自今公私不得出家及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悉罷斷之。
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者。
明帝時張泰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中一條也說宜毀廢塔寺。
當時寺院的經濟是很富裕的，其主要來源是信衆的财物布施。
元嘉二十一年(4鸲)隻洹寺慧義卒，資生雜物近盈百萬。
元嘉二十七年(450)宋與魏連年攻戰，宋有司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并四分換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又吳郡西台寺多富沙門，孝建(454--456)中王僧達為吳郡太守，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下劫寺内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
明帝泰始元年(465)賜道猛三十萬以供資給。
齊世建元(479---482)中高帝敕捐百戶與岷山郡廣陽縣玄暢，以充俸給。
王敬則見靈鹫寺僧審，即奉米千斛。
永元二年(500)荇荊州事蕭穎胄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
．時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重數千兩，埋土中。
蕭穎胄乃取此龍以為軍費。
江南僧徒所得财施如此富厚，正說明當時江南經濟的繁榮。
這與北方僧侶自耕而食的情況也不同了。
北國的僧徒遍于全國，所以設立僧官是首先建立中央的僧正而後推行全國，各州郡普遍設立。
南方的僧侶是集中都市，因此先在僧侶集中的地方設立僧正，後來發展才設立全國性的天下僧正。
南方晉末始置僧司(《續高僧傳·僧遷傳》)。
見于紀載的有蜀郡僧正僧恭(《高僧傳·慧持傳》)。
宋齊之世有荊州僧正，吳國僧正，南克州僧正，南海僧正，江州僧正，郢州僧正，雍州僧正等。
這些僧正可由中央任用，也可由刺史以教令任用。
宋世都邑僧正有法和(《僧苞傳》)、法穎(本傳)、道溫(本傳)、昙嶽、智斌(《僧瑾傳》)。
齊初法穎再為僧正，其後有法悅。
京師除了僧正之外還有都維那、悅衆二職。
宋世以慧璩為京邑都維那。
宋明帝泰始(465--471)中始以僧瑾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
繼任的是昙度(《僧瑾傳》)、道盛(本傳)、法持(《佛祖統紀》)。
齊世以法獻、玄暢同為僧主，分任南北兩岸。
宋代還有都邑尼正、尼統。
宋明帝太始二年(466)以寶賢尼為都邑僧正，法淨尼為都邑維刀口。
在宋初曾在部分地區出現沙汰沙門之舉，如宋太祖即位時(元嘉元年，424)，劉粹為雍州刺史，釋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吏。
其後沙門權貴交相結納者益甚。
元嘉四年(427)文帝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當時曾有黑衣宰相之譏。
廬陵王義真、謝靈運、顔延之都與慧琳周旋異常。
元嘉六年(429)江夏王義恭為荊州刺史，就文帝求一義學沙門以自随。
其後元嘉二十一年(444)義宣鎮荊州，亦請求那跋陀羅同行。
元嘉二十二年(445)範晔謀殺文帝，立彭城王義康，王園寺法靜尼參預往還，義康所供養法略道人，罷道而為奔走。
元嘉二十五年(448)南郡王義宣多蓄嫔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千三十人。
崇飾绮麗，費用殷廣。
孝武孝建元年(454)江州刺史臧質反，柳元景為檄宣數其罪雲：“質姬妾百房，尼僧千計。
”其年孝武帝普責百官谠言，周朗上書評論僧尼雜亂情況說：“習慧者日替其修，事戒者日繁其過。
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複粗假醫術，托雜蔔數，延姝滿室，置酒浃堂，寄夫寄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恒有。
”“今宜嚴申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着者悉皆罷遣，餘則随其藝行各為條制。
使禅義經誦，人能其一。
”大明二年(458)沙門昙标、道方與秣陵民藍宏期等謀于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殺太宰及諸大臣，立羌民高阇為天子。
事發被誅。
孝武帝因下诏沙汰沙門，自非誡行精苦，并使還俗。
但諸寺尼僧出入宮掖，交關妃後，制竟不能行。
大明六年(462)孝武帝又制沙門緻敬人主。
至廢帝立(465)，仍複舊制。
宋後廢帝于元徽五年(477))遊青園尼寺，又到新安寺就昙度道人飲酒醉，回宮後被害死的。
到了齊代各帝遊幸寺院也是常事。
齊高帝建元元年(479)至莊嚴寺聽僧遠道人講。
武帝永明元年(483)往安樂寺，和帝中興元年(501)于竹林寺禅房宴群臣。
由于漢地佛法的興盛，對于西域和好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元嘉五年(428)師子國王刹利摩阿奉表，天竺迦毗黎王月愛遣使奉表，元嘉七年(430)诃羅陀國遣使奉表，十年(433)阿羅單國王毗阿跋摩奉表，十二年(435)阇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阿羅跋摩遣使奉表，都盛贊中國佛法的興盛，并獻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