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齋忏祭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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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失。
”因此統治者信受佛教後，行為較為“仁慈”，以取得群衆的歸附。
如楚王英“尚浮圖之仁祠”，便可以大量交通方士，招聚“奸猾”，以至被告為有逆謀。
漢末獻帝時，笮融在初時聚衆隻數百人，往依陶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三郡運糧。
笮融卻不将運糧交給陶謙用來打内戰，而“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辄多設飯食。
于是後來從之者有萬餘人。
由于對佛教哲學思想不甚深悉而僅知其貴尚無為，所以當時是佛老并稱。
楚王英是“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恒帝在宮内“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祀浮圖老子”。
漢末牟融作《理惑論》，仿老子《道經》三十七篇以叙佛理，并且說：“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
”襄楷上漢桓帝疏中且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
”這當然是漢人所附會，以為信奉外來的宗教解嘲。
據《後漢書·西域傳》所說，佛教在漢代的傳布，是由“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稍有奉其道者”。
其後中斷了八十年。
“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
至靈獻之後，譯師輩至而後轉盛。
可見禁止漢人出家是由明帝至質帝時事。
桓帝以後，此禁稍寬。
所以《昙柯迦羅傳》中說：“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禀歸戒，隻以剃落為殊俗耳。
設複齋忏，事同祠祀。
”漢時自更是如此。
至于牟子《理惑論》中所說“持五戒者一月六齋”，乃至“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又說“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于世”。
又說“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绐”等等，都是指西域來華沙門而言，未必是漢僧。
漢末佛教思潮漢代佛經的傳譯是在漢末皇帝獻帝時才開始盛興起來的。
據《開元釋教錄》所記，在此時期内有譯師十人，譯出經論一百四十六部，二百二十一卷。
此外有失譯人的經論一百四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
這十位譯師中主要有兩個系統：一是安息的系統，二是月支的系統。
安息系統是小乘學派，以次第禅門為主要修行，對佛教在當時的發揚上起主要作用，同時也以傳譯巧妙着稱。
月支系統是大乘學派，以般若慧解和淨土思想為主要修行，對佛教在後世的進展奠定了基礎，同時以博學多知見長。
安息系統的譯師有安世高、安玄、嚴佛調，而以安世高為最着。
安清，字世高，是安息國太子出家。
從他的名字來看，是到中國後根據中國習慣所起的，不是他的西域原名。
他的學問很淵博，懂得天文、醫術以及鳥獸語言。
他尤精阿毗昙學(小乘一切有部學派)和禅經(見《高僧傳》、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
他的教導方法是令人深信三世因果而努力于禅修以求解脫。
他的譯品中最重要的有《安般守意經》、《陰持人經》、《人本欲生經》、《大十二門經》、《小十二門經》、《道地經》等。
“安那”是呼，“般那”是吸，安般守意是調息安定心的方法，也就是六妙門的行法。
十二門禅是四禅，四無量心，四五色定。
《陰持入經》是說五陰、十八界(持)、十二人的道理。
《人本欲生經》是說十二因緣的要旨。
《道地經》也是談修行禅法的。
安玄是安息人，因經商到洛陽，受職為騎都尉。
秉持法戒，博誦群經；常與沙門講論道義。
靈帝光和四年(181)與嚴佛調共譯經二部，其中《法鏡經》是談三歸、五戒、布施、悔過等法義的。
嚴佛調是臨淮郡人，出家為沙門，從安世高學(《沙彌十慧章句序》)。
以靈帝中平五年(188)于洛陽譯經五部，當時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的傳譯為難繼。
佛調又撰《沙彌十慧章句》，是為漢人撰述佛典之始，其本今不傳。
十慧疑即十诘的異名(六妙門、四谛)。
佛調所譯《菩薩内習六波羅蜜經》也是談六妙門的。
同時繼承安世高禅學的有南陽韓林、颍川皮業、會稽陳惠。
月支系統的譯師是支婁迦谶、竺佛朔、支曜以及吳國的支謙而以支婁迦谶為首。
支婁迦谶，簡稱支谶，是月支國人，以桓帝永康元年(167)來洛陽，至靈帝中平三年(186)譯經二十三部，其中最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即《大阿彌陀經》)、《般舟三昧經》三卷。
前一經對佛教思想在中國的發展起了主導的作用，後二經對漢土淨土思想奠定了基礎。
同時也說明這時在印度已盛行大乘中觀之學了。
支婁迦谶有弟子支亮，支亮有弟子支謙，三人學問淵博，受到當時的贊揚
”因此統治者信受佛教後，行為較為“仁慈”，以取得群衆的歸附。
如楚王英“尚浮圖之仁祠”，便可以大量交通方士，招聚“奸猾”，以至被告為有逆謀。
漢末獻帝時，笮融在初時聚衆隻數百人，往依陶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三郡運糧。
笮融卻不将運糧交給陶謙用來打内戰，而“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辄多設飯食。
于是後來從之者有萬餘人。
由于對佛教哲學思想不甚深悉而僅知其貴尚無為，所以當時是佛老并稱。
楚王英是“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恒帝在宮内“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祀浮圖老子”。
漢末牟融作《理惑論》，仿老子《道經》三十七篇以叙佛理，并且說：“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
”襄楷上漢桓帝疏中且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
”這當然是漢人所附會，以為信奉外來的宗教解嘲。
據《後漢書·西域傳》所說，佛教在漢代的傳布，是由“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稍有奉其道者”。
其後中斷了八十年。
“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
至靈獻之後，譯師輩至而後轉盛。
可見禁止漢人出家是由明帝至質帝時事。
桓帝以後，此禁稍寬。
所以《昙柯迦羅傳》中說：“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禀歸戒，隻以剃落為殊俗耳。
設複齋忏，事同祠祀。
”漢時自更是如此。
至于牟子《理惑論》中所說“持五戒者一月六齋”，乃至“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又說“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于世”。
又說“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绐”等等，都是指西域來華沙門而言，未必是漢僧。
漢末佛教思潮漢代佛經的傳譯是在漢末皇帝獻帝時才開始盛興起來的。
據《開元釋教錄》所記，在此時期内有譯師十人，譯出經論一百四十六部，二百二十一卷。
此外有失譯人的經論一百四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
這十位譯師中主要有兩個系統：一是安息的系統，二是月支的系統。
安息系統是小乘學派，以次第禅門為主要修行，對佛教在當時的發揚上起主要作用，同時也以傳譯巧妙着稱。
月支系統是大乘學派，以般若慧解和淨土思想為主要修行，對佛教在後世的進展奠定了基礎，同時以博學多知見長。
安息系統的譯師有安世高、安玄、嚴佛調，而以安世高為最着。
安清，字世高，是安息國太子出家。
從他的名字來看，是到中國後根據中國習慣所起的，不是他的西域原名。
他的學問很淵博，懂得天文、醫術以及鳥獸語言。
他尤精阿毗昙學(小乘一切有部學派)和禅經(見《高僧傳》、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
他的教導方法是令人深信三世因果而努力于禅修以求解脫。
他的譯品中最重要的有《安般守意經》、《陰持人經》、《人本欲生經》、《大十二門經》、《小十二門經》、《道地經》等。
“安那”是呼，“般那”是吸，安般守意是調息安定心的方法，也就是六妙門的行法。
十二門禅是四禅，四無量心，四五色定。
《陰持入經》是說五陰、十八界(持)、十二人的道理。
《人本欲生經》是說十二因緣的要旨。
《道地經》也是談修行禅法的。
安玄是安息人，因經商到洛陽，受職為騎都尉。
秉持法戒，博誦群經；常與沙門講論道義。
靈帝光和四年(181)與嚴佛調共譯經二部，其中《法鏡經》是談三歸、五戒、布施、悔過等法義的。
嚴佛調是臨淮郡人，出家為沙門，從安世高學(《沙彌十慧章句序》)。
以靈帝中平五年(188)于洛陽譯經五部，當時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的傳譯為難繼。
佛調又撰《沙彌十慧章句》，是為漢人撰述佛典之始，其本今不傳。
十慧疑即十诘的異名(六妙門、四谛)。
佛調所譯《菩薩内習六波羅蜜經》也是談六妙門的。
同時繼承安世高禅學的有南陽韓林、颍川皮業、會稽陳惠。
月支系統的譯師是支婁迦谶、竺佛朔、支曜以及吳國的支謙而以支婁迦谶為首。
支婁迦谶，簡稱支谶，是月支國人，以桓帝永康元年(167)來洛陽，至靈帝中平三年(186)譯經二十三部，其中最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即《大阿彌陀經》)、《般舟三昧經》三卷。
前一經對佛教思想在中國的發展起了主導的作用，後二經對漢土淨土思想奠定了基礎。
同時也說明這時在印度已盛行大乘中觀之學了。
支婁迦谶有弟子支亮，支亮有弟子支謙，三人學問淵博，受到當時的贊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