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齋忏祭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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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特别對于支謙稱贊說：“支郎眼中黃，形體雖細是智囊。
”當時幫助支婁迦谶翻譯的有竺佛朔，從二人筆受的有信士孟信、張蓮。
此外還有支曜譯經十部。
此時還有康孟詳、竺大力、昙果譯出佛傳，使人了解釋迦如來的事迹，這對佛教的弘傳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第二節三國的佛教(220---265) 佛教在吳魏的進展當三國時代，蜀漢尚未有佛教，佛教僅流布于曹魏和孫吳。
東吳的佛教大緻保存漢末安息、月支兩派的舊觀。
首先是月支系統中号智囊的支謙于獻帝末年到了吳國，在東吳從黃武三年(224)到建興二年(253)譯出經論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
支謙受到孫權的重視，拜為博士，使與韋曜同輔導東宮(太子和)。
安息系統安世高的學說是經其弟子韓林、皮業、陳惠而傳于康僧會。
康僧會于赤烏十年(247)由交恥來到建業，與陳惠等合注安清所譯的《安般守意經》，安玄所譯的《法鏡經》等。
但康僧會後來也吸取了支謙的大乘思想，在他的譯品中也有大乘經典，但是不傳了。
其譯《六度集經》，叙述如來的本生故事，這在鼓舞群衆信仰佛教的心情上，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此外還有維隻難和竺律炎同由西域到武昌，維隻難在武昌譯出《法句經》，這是學習佛教的人門典籍，所說都是修善的基本法則。
由于支謙、康僧會大弘義解，所以佛教在東吳受到知識分子的重視。
相傳中書令阚澤曾舍宅為寺，而張昱是很敬服康僧會的。
曹魏佛教的趨勢是不滿足于安息、月支兩系的現狀而要求有所進展。
關于戒律方面，要求如法受持。
于是昙柯迦羅于嘉平二年(250)譯出《僧隻戒本》一卷，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譯出《四分雜羯磨》一卷，昙谛于正元元年(254)譯出《昙無德羯磨》一卷。
乃集梵僧立羯磨受戒，是為中國比丘受戒之始。
關于慧解方面，颍川人朱士行出家後不滿足于支婁迦谶所譯的《道行般若經》，以為此經是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
乃誓志捐身，遠求大本，于甘露五年(260)發迹雍州，西渡流沙，于于阗得到大本，遣弟子法饒送回洛陽。
這是中國沙門西行求法的第一人。
《貞元釋教錄》卷三魏吳兩代失譯經錄中有《蜀普曜經》八卷、《蜀首楞嚴經》一卷。
注雲：“似蜀土所出。
”既久佚其本，未必即是蜀漢時所譯。
佛教與藝術的關系由梵僧所攜來的佛畫像和對經典諷詠的音調，引起中國繪畫和音樂的一大發展。
康僧會初到東吳，營立茅茨，設像行道。
其畫像引起當時名畫家的注意。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引蜀僧仁顯《廣畫雜錄》說：曹(不興)曰：昔竺乾有康僧會者初人吳，設像行道。
時曹不興見西國佛畫，儀範寫之，故天下盛傳曹也。
曹不興在中國繪畫史上是有名人物而他的畫法是參取了印度藝術，畫法由簡古樸拙而趨向細密柔巧，在中國繪畫法上引起一大轉變。
曹不興的弟子衛協便得“畫聖”的稱号。
印度的音樂從樂器以及旋律節調方面都與中國不同，印度文字是多音，中國文字是單音，在歌唱方法上也不同。
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五說：“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呗。
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
歌贊則号為梵音。
昔諸天(竺)贊呗，皆以詠人管弦。
五衆既與俗違，故直以聲曲為妙廣又說：“奏歌于金石則謂之為樂，贊法于管弦則稱之為呗。
”可見當時漢地的樂器偏重鐘磬，佛教的音樂多用管弦。
《高僧傳》又說：“梵音重複，漢語單奇。
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
”這就是說，在佛教内用印度樂譜歌唱漢文歌辭，是不調和的。
到佛教逐漸流行之後，必然要求創造一種适當的樂譜來歌唱佛曲，這就是梵呗。
相傳魏陳思王曹植封在東阿，因遊魚山，聞流水之音而有感，于是根據漢康孟詳所譯《瑞應本起經》，寫成《太子頌》、《啖頌》的梵呗。
“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
後世稱之為魚山梵。
現在這兩部梵呗都不傳，從其名稱來看，《太子頌》是叙述釋迦降生後的故事，《啖頌》是叙述啖子菩薩的故事。
其後支謙在吳國也寫《菩薩連句梵呗》三契，是根據《無量壽經》和《中本起經》寫的，應當是歌詠彌陀和釋迦的法曲，康僧會也造有《泥洹梵呗》一契，是根據雙卷《泥洹經》寫的。
這種歌詠佛德或佛傳的法曲，在弘傳佛教上是有很大作用的。
”特别對于支謙稱贊說：“支郎眼中黃，形體雖細是智囊。
”當時幫助支婁迦谶翻譯的有竺佛朔，從二人筆受的有信士孟信、張蓮。
此外還有支曜譯經十部。
此時還有康孟詳、竺大力、昙果譯出佛傳，使人了解釋迦如來的事迹，這對佛教的弘傳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第二節三國的佛教(220---265) 佛教在吳魏的進展當三國時代，蜀漢尚未有佛教，佛教僅流布于曹魏和孫吳。
東吳的佛教大緻保存漢末安息、月支兩派的舊觀。
首先是月支系統中号智囊的支謙于獻帝末年到了吳國，在東吳從黃武三年(224)到建興二年(253)譯出經論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
支謙受到孫權的重視，拜為博士，使與韋曜同輔導東宮(太子和)。
安息系統安世高的學說是經其弟子韓林、皮業、陳惠而傳于康僧會。
康僧會于赤烏十年(247)由交恥來到建業，與陳惠等合注安清所譯的《安般守意經》，安玄所譯的《法鏡經》等。
但康僧會後來也吸取了支謙的大乘思想，在他的譯品中也有大乘經典，但是不傳了。
其譯《六度集經》，叙述如來的本生故事，這在鼓舞群衆信仰佛教的心情上，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此外還有維隻難和竺律炎同由西域到武昌，維隻難在武昌譯出《法句經》，這是學習佛教的人門典籍，所說都是修善的基本法則。
由于支謙、康僧會大弘義解，所以佛教在東吳受到知識分子的重視。
相傳中書令阚澤曾舍宅為寺，而張昱是很敬服康僧會的。
曹魏佛教的趨勢是不滿足于安息、月支兩系的現狀而要求有所進展。
關于戒律方面，要求如法受持。
于是昙柯迦羅于嘉平二年(250)譯出《僧隻戒本》一卷，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譯出《四分雜羯磨》一卷，昙谛于正元元年(254)譯出《昙無德羯磨》一卷。
乃集梵僧立羯磨受戒，是為中國比丘受戒之始。
關于慧解方面，颍川人朱士行出家後不滿足于支婁迦谶所譯的《道行般若經》，以為此經是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
乃誓志捐身，遠求大本，于甘露五年(260)發迹雍州，西渡流沙，于于阗得到大本，遣弟子法饒送回洛陽。
這是中國沙門西行求法的第一人。
《貞元釋教錄》卷三魏吳兩代失譯經錄中有《蜀普曜經》八卷、《蜀首楞嚴經》一卷。
注雲：“似蜀土所出。
”既久佚其本，未必即是蜀漢時所譯。
佛教與藝術的關系由梵僧所攜來的佛畫像和對經典諷詠的音調，引起中國繪畫和音樂的一大發展。
康僧會初到東吳，營立茅茨，設像行道。
其畫像引起當時名畫家的注意。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引蜀僧仁顯《廣畫雜錄》說：曹(不興)曰：昔竺乾有康僧會者初人吳，設像行道。
時曹不興見西國佛畫，儀範寫之，故天下盛傳曹也。
曹不興在中國繪畫史上是有名人物而他的畫法是參取了印度藝術，畫法由簡古樸拙而趨向細密柔巧，在中國繪畫法上引起一大轉變。
曹不興的弟子衛協便得“畫聖”的稱号。
印度的音樂從樂器以及旋律節調方面都與中國不同，印度文字是多音，中國文字是單音，在歌唱方法上也不同。
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五說：“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呗。
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
歌贊則号為梵音。
昔諸天(竺)贊呗，皆以詠人管弦。
五衆既與俗違，故直以聲曲為妙廣又說：“奏歌于金石則謂之為樂，贊法于管弦則稱之為呗。
”可見當時漢地的樂器偏重鐘磬，佛教的音樂多用管弦。
《高僧傳》又說：“梵音重複，漢語單奇。
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
”這就是說，在佛教内用印度樂譜歌唱漢文歌辭，是不調和的。
到佛教逐漸流行之後，必然要求創造一種适當的樂譜來歌唱佛曲，這就是梵呗。
相傳魏陳思王曹植封在東阿，因遊魚山，聞流水之音而有感，于是根據漢康孟詳所譯《瑞應本起經》，寫成《太子頌》、《啖頌》的梵呗。
“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
後世稱之為魚山梵。
現在這兩部梵呗都不傳，從其名稱來看，《太子頌》是叙述釋迦降生後的故事，《啖頌》是叙述啖子菩薩的故事。
其後支謙在吳國也寫《菩薩連句梵呗》三契，是根據《無量壽經》和《中本起經》寫的，應當是歌詠彌陀和釋迦的法曲，康僧會也造有《泥洹梵呗》一契，是根據雙卷《泥洹經》寫的。
這種歌詠佛德或佛傳的法曲，在弘傳佛教上是有很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