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齋忏祭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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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延聘和招待的原故。
這除了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外，再沒有其他僧侶是受到政府招待的。
如若将漢明求法與楚王英奉佛二事聯系起來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
漢明帝夜夢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夢。
可見當時由于楚王交結豪俠，崇奉佛教，得到群衆的擁護，聲勢浩大，有淩逼帝位之勢，引起明帝的深刻憂慮，以緻夜夢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與楚王争取群衆。
畢竟這種辦法緩不濟急。
所以在永平十三年(70)便以謀反的罪名貶遷了楚王，結果楚王自殺。
同時還興起大獄，楚王門下賓客和親戚被殺和判刑的千餘人，系獄的有三千餘人，楚王門下的桑門、伊蒲塞當也在其中。
明帝的政敵既除，求法之舉便無必要，因此譯出的經典也就緘之蘭台石室而不向社會流傳，并且有鑒于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漢人出家奉佛(《高僧傳·佛圖澄傳》王度奏語)。
佛教受此打擊，所以此後八十年中寂然無聞。
由于對漢明帝求法之事有所懷疑，因而對現存的迦葉摩騰所譯《四十二章經》的真僞也成為争論的問題。
有人以為這經文詞華茂，不類漢代所譯諸經的古拙，疑是晉人僞造，或後代所譯。
有人以為唐道宣《大唐内典錄》中有孫吳支謙譯《四十二章經》一卷，是迦葉摩騰譯本的重譯，于是認為現存本是吳支謙譯本。
考印度經典是寫在貝多羅樹葉上，稱為貝葉經，極易碎破，不耐翻檢。
所以師資授受都是口耳相傳，全憑背誦記憶。
這《四十二章經》是迦葉摩騰就所記憶的《阿含經》背誦出四十二章。
譯者筆受其意，寫成此經以供漢明帝閱覽的，未必是依文直譯。
此經既是迦葉摩騰以意誦出《阿含經》的節要，西域未必有此選本，支謙何從而得梵本重譯。
《内典錄》以前各經目中未載此條，想是出于誤會。
梁陶宏景《真诰》中全部抄入此經而改佛為天尊，可見六朝時此經尚未廣泛流通，以緻陶宏景可以抄襲而不防人之辨識。
漢代佛教的傳布漢代佛教在中國流布的區域還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三處：一是洛陽，因為洛陽是東漢的首都，必然是西域人會萃之所；二是江淮之間，奉佛的楚王英封國在此處，後來譯師嚴佛調也是臨淮人，漢末笮融在廣陵大興佛事；三是交趾，這是中國與印度水路交通的樞紐，漢末牟融在此撰《理惑論》叙述佛教，支疆梁接在此譯出佛經，康僧會在此出家的。
漢代中葉雖是禁止漢人出家為桑門，而桑門獨身清苦的生活是受到社會尊重的，所以漢和帝永元中張衡作《西京賦》，其中是以桑門與柳下惠并稱的。
當時佛經尚未廣事翻譯，對于佛教哲理尚未深悉，所了解的僅有兩點：一是三世因果之說，“人死精神不滅，随複受形，生時所作善惡皆有報應”(袁宏《後漢紀》)；二是“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後漢書·襄楷傳》)，“使人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袁宏《後漢紀》)。
如漢代譯師的傳記以安世高的傳為最詳，但所叙全是三世因果的故事。
他自稱前生曾經與一位長者子同出家。
那位長者子對施主不能盡量布施時，常懷忿怨。
安世高屢勸不改，如此者二十餘年。
安世高最後向他說：我要到中國的廣州去償還宿債。
你如此好恚怒，死後必受惡形。
我若得道，必當度你。
安世高既到廣州，被一少年賊殺死。
安世高在臨死時對賊說：這是我前世欠你的債，所以特從遠道來償還的。
死後便在安息王宮，為安息王太子。
出家後于桓帝建和元年(147)來到洛陽。
靈帝末南渡到廬山。
時有?亭廟神甚靈驗。
安世高到時，神便對之叙述前生，性好恚怒，今受惡形，深加忏悔。
安世高為之用梵語贊誦一番。
不久山後發現一死蟒，而廟也從此無靈驗了。
安世高又到了廣州，找到殺他前身的賊，歡叙因緣。
他又說：自己還有一債待了。
因到會稽，正值街上有二人相毆，誤中世高而被打死了。
這樣現身說法以證明三世因果，“于是遠近莫不悲歎，深信三世之有征”。
中國原有的學說隻談兩生因果，儒家說：人是父母所生，死而為鬼，聰明正直者可以為神。
道家也說：人是父母所生，但可以長生不死，或者羽化而登仙。
現在佛教傳來，說三世因果，人生是過去無始，未來無終，生死循環，無有窮盡，而吉兇禍福全是自己所作善惡所感。
所貴的是心懷仁慈，不念貪欲，修善行道以求解脫生死。
這就使在患難之中的群衆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而樂于信奉，又使有權勢的豪貴有所戒懼，不敢妄肆淫威。
所以袁宏《後漢紀》中說：“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瞿然
這除了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外，再沒有其他僧侶是受到政府招待的。
如若将漢明求法與楚王英奉佛二事聯系起來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
漢明帝夜夢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夢。
可見當時由于楚王交結豪俠，崇奉佛教，得到群衆的擁護，聲勢浩大，有淩逼帝位之勢，引起明帝的深刻憂慮，以緻夜夢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與楚王争取群衆。
畢竟這種辦法緩不濟急。
所以在永平十三年(70)便以謀反的罪名貶遷了楚王，結果楚王自殺。
同時還興起大獄，楚王門下賓客和親戚被殺和判刑的千餘人，系獄的有三千餘人，楚王門下的桑門、伊蒲塞當也在其中。
明帝的政敵既除，求法之舉便無必要，因此譯出的經典也就緘之蘭台石室而不向社會流傳，并且有鑒于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漢人出家奉佛(《高僧傳·佛圖澄傳》王度奏語)。
佛教受此打擊，所以此後八十年中寂然無聞。
由于對漢明帝求法之事有所懷疑，因而對現存的迦葉摩騰所譯《四十二章經》的真僞也成為争論的問題。
有人以為這經文詞華茂，不類漢代所譯諸經的古拙，疑是晉人僞造，或後代所譯。
有人以為唐道宣《大唐内典錄》中有孫吳支謙譯《四十二章經》一卷，是迦葉摩騰譯本的重譯，于是認為現存本是吳支謙譯本。
考印度經典是寫在貝多羅樹葉上，稱為貝葉經，極易碎破，不耐翻檢。
所以師資授受都是口耳相傳，全憑背誦記憶。
這《四十二章經》是迦葉摩騰就所記憶的《阿含經》背誦出四十二章。
譯者筆受其意，寫成此經以供漢明帝閱覽的，未必是依文直譯。
此經既是迦葉摩騰以意誦出《阿含經》的節要，西域未必有此選本，支謙何從而得梵本重譯。
《内典錄》以前各經目中未載此條，想是出于誤會。
梁陶宏景《真诰》中全部抄入此經而改佛為天尊，可見六朝時此經尚未廣泛流通，以緻陶宏景可以抄襲而不防人之辨識。
漢代佛教的傳布漢代佛教在中國流布的區域還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三處：一是洛陽，因為洛陽是東漢的首都，必然是西域人會萃之所；二是江淮之間，奉佛的楚王英封國在此處，後來譯師嚴佛調也是臨淮人，漢末笮融在廣陵大興佛事；三是交趾，這是中國與印度水路交通的樞紐，漢末牟融在此撰《理惑論》叙述佛教，支疆梁接在此譯出佛經，康僧會在此出家的。
漢代中葉雖是禁止漢人出家為桑門，而桑門獨身清苦的生活是受到社會尊重的，所以漢和帝永元中張衡作《西京賦》，其中是以桑門與柳下惠并稱的。
當時佛經尚未廣事翻譯，對于佛教哲理尚未深悉，所了解的僅有兩點：一是三世因果之說，“人死精神不滅，随複受形，生時所作善惡皆有報應”(袁宏《後漢紀》)；二是“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後漢書·襄楷傳》)，“使人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袁宏《後漢紀》)。
如漢代譯師的傳記以安世高的傳為最詳，但所叙全是三世因果的故事。
他自稱前生曾經與一位長者子同出家。
那位長者子對施主不能盡量布施時，常懷忿怨。
安世高屢勸不改，如此者二十餘年。
安世高最後向他說：我要到中國的廣州去償還宿債。
你如此好恚怒，死後必受惡形。
我若得道，必當度你。
安世高既到廣州，被一少年賊殺死。
安世高在臨死時對賊說：這是我前世欠你的債，所以特從遠道來償還的。
死後便在安息王宮，為安息王太子。
出家後于桓帝建和元年(147)來到洛陽。
靈帝末南渡到廬山。
時有?亭廟神甚靈驗。
安世高到時，神便對之叙述前生，性好恚怒，今受惡形，深加忏悔。
安世高為之用梵語贊誦一番。
不久山後發現一死蟒，而廟也從此無靈驗了。
安世高又到了廣州，找到殺他前身的賊，歡叙因緣。
他又說：自己還有一債待了。
因到會稽，正值街上有二人相毆，誤中世高而被打死了。
這樣現身說法以證明三世因果，“于是遠近莫不悲歎，深信三世之有征”。
中國原有的學說隻談兩生因果，儒家說：人是父母所生，死而為鬼，聰明正直者可以為神。
道家也說：人是父母所生，但可以長生不死，或者羽化而登仙。
現在佛教傳來，說三世因果，人生是過去無始，未來無終，生死循環，無有窮盡，而吉兇禍福全是自己所作善惡所感。
所貴的是心懷仁慈，不念貪欲，修善行道以求解脫生死。
這就使在患難之中的群衆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而樂于信奉，又使有權勢的豪貴有所戒懼，不敢妄肆淫威。
所以袁宏《後漢紀》中說：“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