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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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之實，皆在獨知之中緻力，雖衽席之上，不可忽也。
今不覺白首，曆數十年猶未足以純德明道，其可懼何如哉！ 孟子以舜發畎畝，至百裡奚舉于市，凡六人皆生知、學知之資也；至語其成，皆以困知勉行之工為言。
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苟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然人豈可以生知、學知之資而不用困知勉行之功哉？ “舜發于畎畝”者，乃其耕于曆山，怨慕父母之時之事也；“傅說舉于版築”者，乃為胥靡築于傅險之事也，岩，險也；“膠鬲舉于魚鹽”者，乃貧瘘為捕魚煎鹽之事也；“管夷吾舉于士”者，乃子糾見殺、囚于士師之事也；“孫叔敖舉于海”者，叔敖楚人，楚國無海，是其流竄海濱之事也；“百裡奚舉于市”者，乃以五骰羊皮鬻于楚之事也。
此皆天有意于此數人而使之如此，以成就之也。
“苦其心志”者，物之苦、必雲荼蓼，心志所遭，雖荼蓼不足喻，此苦之至也；“勞其筋骨”者，勞役疲倦，至于筋骨，此勞之至也；“餓其體膚”者，餓至于體膚消瘦，此餓之至也；“空乏其身”者，貧匮至于赤身，此空乏之至也；“行拂亂其所為”，凡有欲為，必遭颠沛背戾，跬步不可行也；然後“能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者，言必至此方能聳動其心，堅忍其性，增加培益其所不能也，此皆其事也。
釋氏所謂：“非忍能忍，雖行能行”，亦此意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者，夫人非自修之笃，不能常知己之有過，知常有過，則愧恥積而悔悟深，懲創切而改之必矣；“困于心”者，其心無可奈何而昏悶也；“衡于慮”者，欲為不可，欲已不能，而橫于慮也；“作”，振作也，“而後作”者，然後能振作也；“徵于色”者，見人怒之見于顔色也；“發于聲”者，見人诮讓毀讪之發于聲音也；“喻”者，深曉也，“而後喻”者，必至此而後深曉也。
如此言之不足，而又以有國之事為喻：言人之有國，若内無法度之家，拂谏之士；外無攻敵之國，外來之患，其國必多安逸，恣意般樂怠傲，必至于亡而已。
“生于憂患”者，因憂患而知思、知慎、知節、知畏、知謹、知保、知修，所以能生也；“死于安樂”者，因安樂而不知思、不知慎、不知節、不知畏、不知謹、不知保、不知修，而至于死也。
此皆人世所必有，人生所不免，若非身履深曆不能知也。
又非孟子笃志堅苦，身曆艱難，備嘗世故，何以知聖賢之事言之真切如此哉！今學者稍遇利害，略涉險阻，便欲躲避，不敢承當，烏可以言學而雲作聖也？豈知舜與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裡奚六聖賢者皆由此而成哉！孟子所以雖生衰世，不待文王而能興者，亦由于此。
學者不可不知。
孔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纣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谶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孔孟之言皆如此，則知學問之道，必在于兢兢業業。
今之學學者，不思聖賢之兢兢業業，烏能變化氣質，以成其德哉！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曾子一生慎獨緻知之工如此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此夫子自檢其學，惟此三者為難，故發此言。
凡人之學，有之必欲發露，故以能默為難；既默則易忘，故以能識為難；處常而能不厭
今不覺白首，曆數十年猶未足以純德明道，其可懼何如哉！ 孟子以舜發畎畝，至百裡奚舉于市，凡六人皆生知、學知之資也；至語其成，皆以困知勉行之工為言。
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苟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然人豈可以生知、學知之資而不用困知勉行之功哉？ “舜發于畎畝”者，乃其耕于曆山，怨慕父母之時之事也；“傅說舉于版築”者，乃為胥靡築于傅險之事也，岩，險也；“膠鬲舉于魚鹽”者，乃貧瘘為捕魚煎鹽之事也；“管夷吾舉于士”者，乃子糾見殺、囚于士師之事也；“孫叔敖舉于海”者，叔敖楚人，楚國無海，是其流竄海濱之事也；“百裡奚舉于市”者，乃以五骰羊皮鬻于楚之事也。
此皆天有意于此數人而使之如此，以成就之也。
“苦其心志”者，物之苦、必雲荼蓼，心志所遭，雖荼蓼不足喻，此苦之至也；“勞其筋骨”者，勞役疲倦，至于筋骨，此勞之至也；“餓其體膚”者，餓至于體膚消瘦，此餓之至也；“空乏其身”者，貧匮至于赤身，此空乏之至也；“行拂亂其所為”，凡有欲為，必遭颠沛背戾，跬步不可行也；然後“能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者，言必至此方能聳動其心，堅忍其性，增加培益其所不能也，此皆其事也。
釋氏所謂：“非忍能忍，雖行能行”，亦此意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者，夫人非自修之笃，不能常知己之有過，知常有過，則愧恥積而悔悟深，懲創切而改之必矣；“困于心”者，其心無可奈何而昏悶也；“衡于慮”者，欲為不可，欲已不能，而橫于慮也；“作”，振作也，“而後作”者，然後能振作也；“徵于色”者，見人怒之見于顔色也；“發于聲”者，見人诮讓毀讪之發于聲音也；“喻”者，深曉也，“而後喻”者，必至此而後深曉也。
如此言之不足，而又以有國之事為喻：言人之有國，若内無法度之家，拂谏之士；外無攻敵之國，外來之患，其國必多安逸，恣意般樂怠傲，必至于亡而已。
“生于憂患”者，因憂患而知思、知慎、知節、知畏、知謹、知保、知修，所以能生也；“死于安樂”者，因安樂而不知思、不知慎、不知節、不知畏、不知謹、不知保、不知修，而至于死也。
此皆人世所必有，人生所不免，若非身履深曆不能知也。
又非孟子笃志堅苦，身曆艱難，備嘗世故，何以知聖賢之事言之真切如此哉！今學者稍遇利害，略涉險阻，便欲躲避，不敢承當，烏可以言學而雲作聖也？豈知舜與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裡奚六聖賢者皆由此而成哉！孟子所以雖生衰世，不待文王而能興者，亦由于此。
學者不可不知。
孔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纣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谶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孔孟之言皆如此，則知學問之道，必在于兢兢業業。
今之學學者，不思聖賢之兢兢業業，烏能變化氣質，以成其德哉！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曾子一生慎獨緻知之工如此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此夫子自檢其學，惟此三者為難，故發此言。
凡人之學，有之必欲發露，故以能默為難；既默則易忘，故以能識為難；處常而能不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