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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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扇則複集，剿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疠，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蠻者也。
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閉其塗，絕其根則其患自息矣。
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強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争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虜掠财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箐之中，不為宮室之奉，不為妻妾之用，不為子孫之計，所得之财将何所用，而用之将何所貿易哉？使吾内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所得财無所用，而欲用之亦無所于售。
為今之計，宜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阃及守令、将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赍載某物赴某山峒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為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結不敢将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谷、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産之物，違者枷号示衆，沒入其财物，親屬，鄰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财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财而殺人以立威矣。
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為賊所竊入者，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辄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
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于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蓋非内無糧饷、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僚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為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
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每城必為内垣，薦棘樹栅總為一門，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複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寝不安席矣，又預蓄乳犬馴伏之，每五垛間用木為匮，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知儆，彼不能架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内而捍外，非以求逞也。
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廁荊楚、巴巫、黔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
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尋，或以饑馑所逼，長嘯而起，出則沖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緻煩興師讨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于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為備，臨時不至于蒼茫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侬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讷言：“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
”青卒用騎兵破賊。
臣按：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南夷聞之自然膽落，然臣以為用之于有事之時，不若無事之時遇有羌胡内附者，即優加養給安置此方，不徒今日徼南賴其用，亦可以銷異時内地之禍。
宋初言于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疠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乏，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遁逃不肯出，緩則複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
今聞發北兵逾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群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将，歲才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募土人為鄉軍，複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為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虜掠，若其來也，大大斬獲則終身創矣，威已立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
” 臣按：說者謂征蠻無全勝之策，蓋以其地炎燠卑濕，瘴疠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故也。
臣竊以為，瘴疠之災特以加諸貧弱及不善調攝者爾，若夫為将帥居顯要者則罕焉，請命彼處守土重臣，多方詢察久谪彼地之人壽而健者，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詳稽備述，刻梓以頒示士卒，每隊伍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遵條示而自恣不檢者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裡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此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
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閉其塗，絕其根則其患自息矣。
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強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争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虜掠财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箐之中，不為宮室之奉，不為妻妾之用，不為子孫之計，所得之财将何所用，而用之将何所貿易哉？使吾内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所得财無所用，而欲用之亦無所于售。
為今之計，宜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阃及守令、将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赍載某物赴某山峒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為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結不敢将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谷、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産之物，違者枷号示衆，沒入其财物，親屬，鄰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财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财而殺人以立威矣。
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為賊所竊入者，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辄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
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于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蓋非内無糧饷、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僚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為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
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每城必為内垣，薦棘樹栅總為一門，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複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寝不安席矣，又預蓄乳犬馴伏之，每五垛間用木為匮，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知儆，彼不能架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内而捍外，非以求逞也。
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廁荊楚、巴巫、黔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
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尋，或以饑馑所逼，長嘯而起，出則沖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緻煩興師讨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于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為備，臨時不至于蒼茫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侬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讷言：“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
”青卒用騎兵破賊。
臣按：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南夷聞之自然膽落，然臣以為用之于有事之時，不若無事之時遇有羌胡内附者，即優加養給安置此方，不徒今日徼南賴其用，亦可以銷異時内地之禍。
宋初言于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疠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乏，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遁逃不肯出，緩則複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
今聞發北兵逾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群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将，歲才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募土人為鄉軍，複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為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虜掠，若其來也，大大斬獲則終身創矣，威已立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
” 臣按：說者謂征蠻無全勝之策，蓋以其地炎燠卑濕，瘴疠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故也。
臣竊以為，瘴疠之災特以加諸貧弱及不善調攝者爾，若夫為将帥居顯要者則罕焉，請命彼處守土重臣，多方詢察久谪彼地之人壽而健者，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詳稽備述，刻梓以頒示士卒，每隊伍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遵條示而自恣不檢者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裡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此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