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一
關燈
小
中
大
、應（今應州）、寰（今馬邑縣）、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
然盧龍之險在營（今昌黎等縣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
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将之，經界中國。
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号也。
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将，将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寇兵而赍盜糧，自此中國胥為患矣。
”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
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複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禍略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其地賂契丹，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援之于泥塗之中，又于此建都，則隮之天日之上矣。
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于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
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壘嶂，環而繞之，東極于醫巫闾之境以為内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甯四海冶以西，曆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
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甯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謀畫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于無迹矣。
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曆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略出于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将洪武中大甯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裡，或十裡或三四十裡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牆，就于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烏梁海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寝，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
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複洪武中山後帥阃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複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伏惟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豫防，有以為國家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為書生過慮而忽之。
宋仁宗時，範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竊見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裡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在外。
此軍行入界當先布号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并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
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外，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
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
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
” 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
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廪食，月給庫缗，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也。
臣謂塞垣鎮守當務經遠，臣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随宜墾辟，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食，廪皆滿。
唐置屯由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 仲淹又上和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
然盧龍之險在營（今昌黎等縣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
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将之，經界中國。
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号也。
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将，将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寇兵而赍盜糧，自此中國胥為患矣。
”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
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複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禍略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其地賂契丹，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援之于泥塗之中，又于此建都，則隮之天日之上矣。
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于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
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壘嶂，環而繞之，東極于醫巫闾之境以為内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甯四海冶以西，曆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
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甯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謀畫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于無迹矣。
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曆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略出于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将洪武中大甯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裡，或十裡或三四十裡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牆，就于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烏梁海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寝，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
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複洪武中山後帥阃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複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伏惟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豫防，有以為國家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為書生過慮而忽之。
宋仁宗時，範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竊見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裡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在外。
此軍行入界當先布号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并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
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外，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
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
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
” 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
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廪食，月給庫缗，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也。
臣謂塞垣鎮守當務經遠，臣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随宜墾辟，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食，廪皆滿。
唐置屯由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 仲淹又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