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七
關燈
小
中
大
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诏嚴切，竟令執還，将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于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
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
”诏贈悉怛謀右衛将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
臣以為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
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緻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
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
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三日至鹹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
夫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
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
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
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
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
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緻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贻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
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谕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彼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
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僧孺之失在于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于此也。
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于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範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衄而辄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幹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于突厥，當彼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之甚也。
又太宗驅六騎于渭上，見颉利與語，複親與之盟，颉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盛王之謀也。
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将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将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将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親者當以此言為權度。
以上征讨綏和之義。
臣按：昔以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
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疊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
苟惟先外而後内，執一而廢二，以鏖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
由是觀之，則知戰、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外國之道不出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
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己、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
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強而屈之。
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于守。
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随其機、應其變，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
”诏贈悉怛謀右衛将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
臣以為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
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緻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
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
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三日至鹹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
夫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
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
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
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
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
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緻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贻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
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谕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彼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
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僧孺之失在于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于此也。
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于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範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衄而辄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幹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于突厥，當彼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之甚也。
又太宗驅六騎于渭上，見颉利與語，複親與之盟，颉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盛王之謀也。
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将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将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将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親者當以此言為權度。
以上征讨綏和之義。
臣按：昔以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
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疊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
苟惟先外而後内，執一而廢二，以鏖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
由是觀之，則知戰、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外國之道不出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
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己、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
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強而屈之。
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于守。
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随其機、應其變，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