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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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之算，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辄下公卿議臣。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
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将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上于是報充國，嘉納之。
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張栻曰：“漢将臣當以趙充國為最。
凡将之病患于用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曆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将之病在于急近切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将之病在果于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阃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
反複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将，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将，有所謂勇将，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圖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是務，此智将也；躍馬撫劍，窮讨殊鬥，貪前利而不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略，此勇将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勃興于草野闾巷之中，再鼓于奔北敗衄之後，垂亡而複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也。
勇将能效搏執之力，智将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于一時，常勝之兵可為法于萬世。
充國以智将而用常勝之兵，先計而後戰，常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于外則福生于内，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為本，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凡上書至于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為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己、不計成敗，殘兵以逞僥幸功名者，豈不相萬萬邪？” 臣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
蓋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軍資有限而饋饷或至于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内撫人民之衆，以衆而臨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于寇盜，除去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況其所嘯聚者皆吾之民，克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緻禍，在我所系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為也。
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争不同，彼言各有當耳。
惟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
張栻謂漢将當以趙充國為最，嗚呼，豈但漢之将哉，臣竊以為古今論帝王之師者一充國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争于廟堂之上乎。
高祖時則劉敬，呂後時樊哙、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缙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
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曆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異變，強弱相反。
” 臣按：班固謂漢之諸臣論馭匈奴者不過兩科，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修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黩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皆視彼以為屈伸強弱，非帝王慎德威懷之道也。
是故凡為天下國家者必内無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内外而一之，斯其為帝王馭遠之術欤。
（以上言征讨） 以上征讨綏和之義（上）
趙充國奏每上，辄下公卿議臣。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
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将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上于是報充國，嘉納之。
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張栻曰：“漢将臣當以趙充國為最。
凡将之病患于用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曆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将之病在于急近切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将之病在果于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阃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
反複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将，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将，有所謂勇将，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圖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是務，此智将也；躍馬撫劍，窮讨殊鬥，貪前利而不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略，此勇将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勃興于草野闾巷之中，再鼓于奔北敗衄之後，垂亡而複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也。
勇将能效搏執之力，智将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于一時，常勝之兵可為法于萬世。
充國以智将而用常勝之兵，先計而後戰，常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于外則福生于内，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為本，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凡上書至于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為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己、不計成敗，殘兵以逞僥幸功名者，豈不相萬萬邪？” 臣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
蓋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軍資有限而饋饷或至于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内撫人民之衆，以衆而臨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于寇盜，除去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況其所嘯聚者皆吾之民，克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緻禍，在我所系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為也。
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争不同，彼言各有當耳。
惟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
張栻謂漢将當以趙充國為最，嗚呼，豈但漢之将哉，臣竊以為古今論帝王之師者一充國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争于廟堂之上乎。
高祖時則劉敬，呂後時樊哙、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缙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
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曆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異變，強弱相反。
” 臣按：班固謂漢之諸臣論馭匈奴者不過兩科，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修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黩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皆視彼以為屈伸強弱，非帝王慎德威懷之道也。
是故凡為天下國家者必内無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内外而一之，斯其為帝王馭遠之術欤。
（以上言征讨） 以上征讨綏和之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