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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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讨綏和之義(上)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頤曰:“高宗,商之高宗也。

    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

    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

    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

    ”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乎?無事之世,舍内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 臣按: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

    高宗,商中興之君,雖不至于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吊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雖久用而處之者有道,不至于罷敝中國,師雖遠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于别生他變。

    後世以帝王之師為吊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于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于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

    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禹乃會群後,誓于師曰:“濟濟有衆,鹹聽朕命。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讨蠻夷之始。

    蓋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

    何也?後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邊境、戕賊我生靈,以故興師讨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衆,則惟數有苗之罪。

    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棄不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緻其怨;天降之咎,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

    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埸之事,嗚呼,此所以為帝王之師也欤。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

    其首章曰:六月栖栖(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既饬(整也)。

    四牧冘(強貌),載是常服(戎事之常服)。

    狁孔(甚也)熾(盛也),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

    成康既沒,周室漸衰,八世而狁見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 謝枋得曰:“戎車曰既饬,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牧曰冘,則無一馬不精強矣。

    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變,諸侯有能讨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

    今狁内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于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 其第四章曰: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獲(地名)。

    侵鎬(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泾陽(言其深入為寇)。

    織(幟同)文鳥章(鳥隼之章),白旆(繼)央央(鮮明貌)。

    元戎(戎車)十乘,以先啟(開也)行(道也,啟行猶言發程)。

     朱熹曰:“言狁不自量度,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緻讨焉。

    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

    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 臣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兇”,《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

    今宣王興六月之師,因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聲罪緻讨而我三軍莫不懷敵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啟行,其旗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轾(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卻而後也)。

    四牡既佶(壯健貌),既佶且閑。

    薄伐狁,至于太原(地名)。

    朱熹曰:“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