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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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旗者，所以一人耳目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徉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阙，窮寇勿迫。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臣按：此二語者非但用兵禦敵所當然，則雖承平無事之時，所以防微備患于事幾未形之先，皆所當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将不可以愠而緻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複喜，愠可以複悅，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裡，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争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經之書以《孫子》為首，蓋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為最精，諸家皆莫及也。
考西漢《藝文志》乃謂《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考之《史記》，司馬氏兩稱孫子十三篇，且其文辭完全，而貫穿非筆削者也，其為孫武全書無疑。
杜牧注：“其書大略謂其用仁義使機權。
”嗚呼，機權與仁義豈相為用哉？夫自先王法制廢壞之後，世之趨時好者争着為書，如《司馬法》《三略》《六韬》之類，猶知笃禮信、尚訓齊，雖不純于理道，然猶不盡悖之也，武書一切以變詐奇詭為說，世争趨之，說者乃有“盤之走丸，丸不出盤”之喻，若然，則用兵者必主于變詐奇詭而所為桓文之節制、湯武之仁義皆非耶？雖然，君子不以人廢言，擇其善者而從之，陽貨至不仁而孟子取其“為富不仁”之語，此學孔孟者擇善之法也，臣故就其中擇其可以為師律之助者綴之于篇。
《吳子》曰：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戰勝易，守勝難。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将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臣按：吳起所謂可擊者，雖主于擊敵，然凡禦敵者亦須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擊之形，敵人因此而擊我而豫為之備也。
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 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進，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謂父子之兵，桓文節制不過如此，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當矣。
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适，無絕人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
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不煩。
将之所麾，莫不從移；将之所指，無不前死。
發号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刀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臣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共說，蓋截然不相侔也。
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于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于《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争奪謀逞詐之術耳。
雖然，據其書，言雖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則猜忌暴刻、寡恩鮮德之人，何人與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則二妓，然所歌之辭雖有雅鄭，其為妓則一也，聽者取其音可也，其為人姑勿論。
《尉缭子》曰：兵勝于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将勝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師，将勝即主勝也，而為此言者，懲君之好勝者，欲其息兵耳。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徉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阙，窮寇勿迫。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臣按：此二語者非但用兵禦敵所當然，則雖承平無事之時，所以防微備患于事幾未形之先，皆所當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将不可以愠而緻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複喜，愠可以複悅，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裡，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争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經之書以《孫子》為首，蓋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為最精，諸家皆莫及也。
考西漢《藝文志》乃謂《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考之《史記》，司馬氏兩稱孫子十三篇，且其文辭完全，而貫穿非筆削者也，其為孫武全書無疑。
杜牧注：“其書大略謂其用仁義使機權。
”嗚呼，機權與仁義豈相為用哉？夫自先王法制廢壞之後，世之趨時好者争着為書，如《司馬法》《三略》《六韬》之類，猶知笃禮信、尚訓齊，雖不純于理道，然猶不盡悖之也，武書一切以變詐奇詭為說，世争趨之，說者乃有“盤之走丸，丸不出盤”之喻，若然，則用兵者必主于變詐奇詭而所為桓文之節制、湯武之仁義皆非耶？雖然，君子不以人廢言，擇其善者而從之，陽貨至不仁而孟子取其“為富不仁”之語，此學孔孟者擇善之法也，臣故就其中擇其可以為師律之助者綴之于篇。
《吳子》曰：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戰勝易，守勝難。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将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臣按：吳起所謂可擊者，雖主于擊敵，然凡禦敵者亦須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擊之形，敵人因此而擊我而豫為之備也。
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 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進，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謂父子之兵，桓文節制不過如此，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當矣。
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适，無絕人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
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不煩。
将之所麾，莫不從移；将之所指，無不前死。
發号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刀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臣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共說，蓋截然不相侔也。
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于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于《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争奪謀逞詐之術耳。
雖然，據其書，言雖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則猜忌暴刻、寡恩鮮德之人，何人與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則二妓，然所歌之辭雖有雅鄭，其為妓則一也，聽者取其音可也，其為人姑勿論。
《尉缭子》曰：兵勝于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将勝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師，将勝即主勝也，而為此言者，懲君之好勝者，欲其息兵耳。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