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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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原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栾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為号。
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據朱臯，攻羅山等縣，陷汝、甯、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臣按：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軍伍空缺，稍欲編民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變，不獨本兵者不敢主此議，而建議者亦不敢啟此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即成千萬，是何公為之甚難而私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
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以上論遏盜之機（下）。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為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為後世之鑒。
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内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敵國盜賊而已。
敵國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于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
天下之禍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内無複足慮，為秦患者獨匈奴耳，于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裡，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
夫平盜賊與馭敵國之術異，何則？敵國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
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遁，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
故方其群起，而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
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阱，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緻其命。
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馭敵國之述異也。
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
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枭桀而難制者，追讨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弭，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俯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污者必不免也，則将曰與其嬰锢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
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
《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鹹與維新。
’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即蘇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
國家為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與赈濟，自無盜賊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時，即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氣勢既成，必須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
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為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殆其後也，複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堕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何則？蓋盜賊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動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辄與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應焉，則衆見彼言之無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而散矣。
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馭敵國之術異，驗于臣之所見尤信。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栾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為号。
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據朱臯，攻羅山等縣，陷汝、甯、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臣按：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軍伍空缺，稍欲編民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變，不獨本兵者不敢主此議，而建議者亦不敢啟此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即成千萬，是何公為之甚難而私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
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以上論遏盜之機（下）。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為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為後世之鑒。
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内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敵國盜賊而已。
敵國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于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
天下之禍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内無複足慮，為秦患者獨匈奴耳，于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裡，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
夫平盜賊與馭敵國之術異，何則？敵國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
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遁，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
故方其群起，而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
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阱，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緻其命。
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馭敵國之述異也。
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
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枭桀而難制者，追讨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弭，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俯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污者必不免也，則将曰與其嬰锢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
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
《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鹹與維新。
’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即蘇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
國家為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與赈濟，自無盜賊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時，即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氣勢既成，必須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
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為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殆其後也，複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堕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何則？蓋盜賊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動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辄與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應焉，則衆見彼言之無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而散矣。
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馭敵國之術異，驗于臣之所見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