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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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徐州百裡間，其人以此自負，兇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沖，其形勢、風俗、物産蘇轼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時為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為陪輔，其在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百裡則為帝鄉興王之地，祖宗陵寝所在，關系非但漢唐宋時比也。
臣于“京輔屯兵”條下請于此處立為大鎮，命大将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于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皇陵，而于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兩京有通融之勢，萬裡無隔絕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
縣境幫源諸峒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緻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
自号聖公，建年号，置官吏将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
凡得官吏，必斷脔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镝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
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兇焰日熾，附者蓋衆，東南大震。
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正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讨之。
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承诏罷之，吳民大悅。
臣按：盜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将以洩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
方臘之反，見官吏既殺之，備極慘毒，蓋平日受其害，欲報複之無由，今故甘心焉。
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慘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時之責以為之者，其罪亦當有所分哉。
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理同，嗚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瓒言：“江陰通泰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将非人，緻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讨，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贻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 臣按：自古盜賊為民害者莫如鹽徒，蓋厚利所在，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
惟其利重，所以能緻人死命，彼盡命以緻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
此事關系甚大，夫國家之于鹽課，蓋衆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系于國之重輕，其害之有無而國之治亂安危實系焉，是故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于黃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禍莫大于張士誠，巢與士誠皆鹽徒也。
為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轍而使之至于無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為亂，聚衆海上，寇溫州。
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特穆爾讨之。
十二年，複叛，殺台布哈，尋命納琳讨之。
十三年，從特呼特穆爾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
十六年，國珍複降，以為海道漕運萬戶。
未幾，以為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
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人計，宜痛誅剿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仿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為王為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
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雲“仕途捷徑無過賊，将相奇謀隻是招”，則其來遠矣。
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緻于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
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
使一世之
臣于“京輔屯兵”條下請于此處立為大鎮，命大将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于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皇陵，而于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兩京有通融之勢，萬裡無隔絕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
縣境幫源諸峒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緻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
自号聖公，建年号，置官吏将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
凡得官吏，必斷脔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镝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
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兇焰日熾，附者蓋衆，東南大震。
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正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讨之。
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承诏罷之，吳民大悅。
臣按：盜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将以洩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
方臘之反，見官吏既殺之，備極慘毒，蓋平日受其害，欲報複之無由，今故甘心焉。
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慘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時之責以為之者，其罪亦當有所分哉。
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理同，嗚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瓒言：“江陰通泰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将非人，緻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讨，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贻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 臣按：自古盜賊為民害者莫如鹽徒，蓋厚利所在，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
惟其利重，所以能緻人死命，彼盡命以緻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
此事關系甚大，夫國家之于鹽課，蓋衆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系于國之重輕，其害之有無而國之治亂安危實系焉，是故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于黃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禍莫大于張士誠，巢與士誠皆鹽徒也。
為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轍而使之至于無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為亂，聚衆海上，寇溫州。
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特穆爾讨之。
十二年，複叛，殺台布哈，尋命納琳讨之。
十三年，從特呼特穆爾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
十六年，國珍複降，以為海道漕運萬戶。
未幾，以為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
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人計，宜痛誅剿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仿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為王為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
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雲“仕途捷徑無過賊，将相奇謀隻是招”，則其來遠矣。
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緻于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
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
使一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