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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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添注、或于武職中試職，其中才能出衆者果有顯效，則不次用之以為将帥、以為方面，異日為國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賴其用也。
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為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為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侬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來累有群賊白日入城，開軍資甲仗等庫，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劫殺，殊無畏憚，官司勢不能制禦。
夫小寇聚集尚如此淩侮，此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私财物，召募徒衆，必且将至千萬人以與朝廷相抗，賊徒大劫财物，散施無涯，則貧民樂随矣，恣行劫殺使人震恐，則大小脅從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随而脅從也，若諸處觀望，奸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為寒心。
”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群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系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為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為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遊徼為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為國家窮淵薮積奸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
”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
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裡保伍矣，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盜之起，必劫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于其極，四海塗炭，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家者思患而豫防之，豈容緩哉？昔群盜剽劫淮南，将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為盜。
事聞，富弼欲誅仲約，範仲淹欲宥之。
臣竊以為，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為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援之，不猶愈于坐緻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
夫受人牛羊為之牧而不為之閑校，使為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為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卻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臣謂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
雖然，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
臣請自今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賃工以次第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為丁壯夫甲，量為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為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為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異時為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是雖一州一縣之事，積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為國家遠慮者所宜深緻意焉。
蘇轼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系社稷存亡，而東京之地所以漕輸河北，瓶竭則罍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
及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系也。
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裡，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驺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台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戰守之具以為城相表裡而積三年糧于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适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
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
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為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為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侬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來累有群賊白日入城，開軍資甲仗等庫，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劫殺，殊無畏憚，官司勢不能制禦。
夫小寇聚集尚如此淩侮，此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私财物，召募徒衆，必且将至千萬人以與朝廷相抗，賊徒大劫财物，散施無涯，則貧民樂随矣，恣行劫殺使人震恐，則大小脅從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随而脅從也，若諸處觀望，奸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為寒心。
”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群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系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為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為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遊徼為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為國家窮淵薮積奸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
”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
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裡保伍矣，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盜之起，必劫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于其極，四海塗炭，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家者思患而豫防之，豈容緩哉？昔群盜剽劫淮南，将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為盜。
事聞，富弼欲誅仲約，範仲淹欲宥之。
臣竊以為，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為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援之，不猶愈于坐緻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
夫受人牛羊為之牧而不為之閑校，使為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為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卻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臣謂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
雖然，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
臣請自今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賃工以次第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為丁壯夫甲，量為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為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為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異時為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是雖一州一縣之事，積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為國家遠慮者所宜深緻意焉。
蘇轼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系社稷存亡，而東京之地所以漕輸河北，瓶竭則罍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
及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系也。
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裡，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驺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台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戰守之具以為城相表裡而積三年糧于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适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
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